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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的青铜器历史长河中，其制品五光十色，其工艺流光溢彩。既有权力象征的各种铜鼎重器，也有尊、壶、鬲、觥、觚、钟、灯、炉等各种宫廷礼器、祭器、酒器、盛器和生活用品、陈设品、工艺品，其造型也遍及龙、虎、牛、马、羊、鹿、象、人、鸟等各种形态和饰物，仅纹饰就有兽面纹、乳丁纹、凤纹、雷纹、龙形纹、龟鱼纹、曲折纹、云雷纹、蟠蝻纹、几何纹、竹节纹、菱形纹、直纹、斜纹、六山纹、叶纹等几十种。从生活用品到乐器，从饰品到战争武器，可以说如繁星满天，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充分记录了中华文明史的辉煌时代，也是历代王室、宫廷、侯门生前陈设豪华，死后追求不朽，陪葬昂贵富丽和考究的佐证，同时也见证了古代的能工巧匠卓绝的技艺。 青铜器制造成本高，留下来的少，是文物收藏品中的一个重要的门类，通常分为兵器、饪食器、水器、酒器、乐器五大门类。 兵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用于制作兵器，青铜铸造技术也不例外。古代的青铜兵器和我们后来常见的所谓“十八般兵器”有所不同，青铜兵器种类较多，如钺、刀、剑、戈、矛、铍、镞、殳、弩机、甲冑等，功能和形状也较为原始。 最常见的青铜兵器是钺。它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又演化成为铍其形似短剑，但能装长柄，多数呈柳叶形，茎部有一穿孔，其流行年代在战国末年以后。铍属于矛的一种变形兵器，也是一种锐利的刺杀兵器。它和矛的区别，除头的形制不同外，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入矛筒中，而铍是铍茎插入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秦俑坑中的铜铍，其首和短剑相同，长约30厘米，后装长约3.5米的木柄，还有保护刃部的鞘。西汉时改为铁制，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 中国青铜剑制作，其时代可上溯到商。西周早期出现柳叶形的剑。东周时期，战争频繁，剑得到充分发展，长度可达1米以上。短剑应称之为匕首。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稀世珍宝，许多名剑和制剑大师的名字也从此流传百世。 青铜戈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长柄格斗兵器。戈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有刃的“援”和嵌入木柄的“内”，内又有直内和曲内之分。后来，从提高使用性、增加杀伤力的实战意义出发，青铜戈在援和内相接处出现了上下的突出物——“阑”，援的下部也逐渐延伸出来，称为“胡”。戈的构造很特殊，垂直装柄，横刃有锋，可以横击、琢击和钩杀，盛行在商至战国时期。二里头铜戈分直内和曲内两种，直内戈稍短，曲内戈较长。直内后端有四齿，曲内上饰云须。内上有圆穿或方穿。商代早期戈的援较窄，援内有凸起的栏。一般的无胡无穿。春秋早期戈，其形式务三角形锋，长援，中脊较明显，长胡，栏侧有三穿，内呈长方形，右下角内吸，有一长条形穿。春秋中期戈尖锋弧刃，长援脊隆起，断面呈菱形，胡较短，栏侧有四穿，内一穿。春秋晚期短援、短胡戈流行，战国时期继续沿用。 装有长柄的砍斫武器刀，在商代就出现了，尤其在西北地区比较流行。把刀和戈结合铸在一起的兵器，称之为勾乾、戟，西周时期常见。 饪食器 食器即盛食具，指进餐时所使用的盛装食品的器具，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餐具。青铜食具也是礼器，因为用什么样的青铜器皿盛煮食物可以代表不同的等级。真正意义的食器有豆、鼎、麒(yan)、簋(guT)、敦(du])等，下面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豆是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青铜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饪食器，鼎并无特殊功用，但作为礼器，它却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麒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z6ng)，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髙足间可烧火加热。 商代甎多为圆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西周除沿袭商代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开，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甎。春秋战国时，器身变薄，袋足消失，许多器物不再用花纹装饰。春秋以后，甎的甑部多为大口斜腹的式样，即甑的底径要大大小于口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麒，却是在一个长方形鬲部上置三个甎，这仅是极个别的特例。除实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甎还是礼器，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随葬品。 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以后就很少见了。簋是用来盛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与现今的大碗用途类似。簋圆形似碗，敞口，凹环颈，圆腹，圈足。耳的数量不一，或无耳，或双耳，或三耳，或四耳，或带方座，或带支足。簋在商时无盖，西周春秋时期带盖，盖与器大小相同，合上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器、盖各有四短足、两耳，且有方座或三足，战国之后渐为敦所替代。郑州二里冈和黄陂盘龙城土的铜簋，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簋，同样也带有原始的特征。至商晚期，簋形逐渐固定。总之，早期的铜簋无耳大口，商晚期以后的铜簋多耳、敞口。西周中晚期有四珥(耳下垂部分)立足簋，及高圈足簋或圈足下附小兽支足的簋。同时方座簋依然行用，直至消亡。商周时期簋与鼎是同样重要的礼器，从出土情况看，传统的摆件中，簋常以偶数出现，并常与奇数列鼎相配合，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的礼制完全吻合。《周礼·地官司徒·舍人》“凡祭祀，共(供)簠(ft)簋，实之，陈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敦也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鬲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是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退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俎，平板下安有足谓之俎。俎既可用来放置食品，也可用做切割肉食的砧板，故鸿门宴上张良自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意昭然。新石器时代的此类食具尚无确切的发现，但夏商周时期的俎却多有出土，既有石俎，又有青铜俎。当时的俎也是祭祀用的礼器，用来向神荐奉肉食，所以常常“俎豆”连用，代指祭仪，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即言番君兩 其擅长祭祀礼制之意。 水器(盥器) 古人盛水的器皿，绝大部分用于盥洗，因此水器又被称为盥器。大致可分为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种，可分成盘、匯、鉴、益、盆、盒、皿和罐八类。此外，西周中期的番盘和蓥盘组成盥器，流行时间不长。番和蓥也见酒器。 盘，商周时期宴飨用之，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其基本形状是大口，直沿，浅腹，双耳或无耳，平底，圈足或三支足。个别的盘也有长方形的，还有的盘带流。盘是盥器，用时需与匯或番配合，作用是承接盥洗时用匾或番浇下的洗手后的污水。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盘番相配。 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则多为盘匾相配。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废，盘亦被“洗”替代。商代以前盘用陶制，商代早期出现了青铜盘，但为数不多，商代晚期才逐渐流行。 匯是盥手注水之器。盘匯皆可同用，故出土之匯大多与盘同出。匾始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六安战国古墓南北两墓均有出土，南墓虽大，但出土的匯却小于北墓。 他们如果是夫妇一家，按古人事死如事生之说，夫妇墓均置有显示富贵生活的青铜礼器。夫者从政，生活器皿不论大小有则可以，故出土的小；妇者持家，生活器皿多多益善，故北墓生活器皿从实用出发，尤多尤大，连青铜镜的尺寸也大于南墓出土的铜镜。 鉴用以盛水。《说文》金部鉴，大盆也。”鉴初为陶质，也就是陶盆，所见皆大型器。春秋中期始有青铜鉴，流行于春秋战汉之际。形制如大盆状，或有圈足，偶见方形器。器腹两侧有龙头状兽耳，作为器物把手。《庄子·则阳》：“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可知鉴又为澡盆。《庄子·德充符》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故鉴又有盛水照容之用。总之鉴有四用：盛水、盛冰、照容和沐浴。 根据文献的记载，盆在古代主要用于盛水，但出土青铜盆的铭文却表明它主要用于盛食，应是兼可做盛食或盛水的器物。它是西周较晚时期才出现的新型食器，盛行于春秋时期。 酒器 在中国古代有“无酒不成礼”之说，故酒是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宾会客等活动的必备之物，盛酒的青铜器具也就自然成为礼器了，尤其在青铜酒器盛行的年代，饮酒更是上流社会主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在举行的典礼或盛宴中，王侯贵族为追求奢侈、显示财富，竞相制作各种精美的酒器，使青铜酒器越做越精、越铸越大，因此有了令后人惊叹的造型复杂、纹饰奇美的美器。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武王伐商，历数商纣王的罪状，酗酒便是其一。由此证明商代时候饮酒很盛行，当时的酒器种类较多，制作也颇为精致。周代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至西周中期后，青铜酒器大为减少，只保留壶、尊等一些盛酒器皿。当时人们对酒器很讲究，“非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不同身份的人、不同规格的酒宴要使用不同的酒器。酒器则分为容酒器、饮酒器、温酒器和取酒器。 容酒器是古人盛酒、酿酒的器皿，主要有卣、尊、觥、番、暑、瓿、壶、彝等。卣，是盛酒的器皿之一，基本形状为橢圆体，深腹下鼓，敛口上有盖，盖上有钮，下有圈足，形状似壶但有提梁。它始于商，盛于商晚期和西周，绝迹于西周晚期。从形体上，卣大致分无梁卣、提梁卣、方卣、筒形卣、带座卣、动物形卣等。 尊实为古代容酒备斟之器，其基本形制多为侈口，鼓腹圆底，圈足。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髙圈足。商早中期，尊均有肩，圈足上多带“十”字孔，主要是圆体尊。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方形尊仍带肩，肩上多饰有数个圆雕兽头；觚形尊又称大口筒形尊，形似觚而体较粗，商晚期圈足上有“十”字孔或象征性的“十”字，西周早期“十”字消失。这两种尊器表多饰有凸起的扉棱，雕铸着繁缛厚重的蕉叶、云雷和兽面纹，显得雄浑而神秘。西周时，又出现了垂腹的圆尊，形状为大口，长颈，鼓腹下垂，圈足低矮。整件器物线条柔和，花纹也比较简单，已失去了有肩的圆、方形尊和觚形尊的气势。除上述各式尊外，商周至战国期间还有牺尊。将尊铸成牛、羊、虎、象、豕、马、鸟、雁、凤等动物形象，统称为牺尊。牺尊上装饰有各种华丽的纹饰，兽背或头做成尊盖，既是实用器皿，又是艺术价值极髙的工艺品。 觥(g6ng)是一种盛酒或饮酒器，《诗经》屡见其名，如《七月》“称彼兕觥”。觥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椭圆形或方形器身，圈足或四足。带盖，盖多做成有角的兽头或长鼻上卷的象头状。有的觥全器做成动物状，头、背为盖，身为腹，四腿做足。且觥的装饰纹样同牺尊、鸟兽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将其误以为兽形尊。然觥与兽形尊不同，觥盖做成兽首连接兽背脊的形状，觥的流部为兽形的颈部，可用做倾酒。 饮酒器包括爵、觚、角、罪、斛、杯等。爵，听来十分雅致的名字，令人顿生精巧而高贵的感觉，它是古代贵族宴饮时使用的酒具，如同现代的酒杯一样。爵的名称是宋代人定的，取雀的形状和雀的鸣叫之义。爵的常见形制为深腹，圆底，三尖足，前有流，后有尾，侧面有把手，口沿上有的分立两柱。至于长流和尾的造型，主要在使其平衡，又对称美观。爵的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麻雀，反映了匠师的巧思。爵盛行于商代，并与觚等其他酒器配合使用，西周早期以后走向绝迹，这大概与周武王吸取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有关。 觚，是最早出现的青铜饮酒器，基本特征为上若喇叭形口，下为高圈足，中为长颈细腰。角，形制似爵，却无流无柱，前后皆为尾，或有盖，或无盖，底近半圆形，三锥形足，铭文多刻于内腹侧壁上。 罪，为饮酒兼温酒器。缂形似爵，却比爵大，容量亦大。罪亦为三足酒器，但无流无尾却有两柱，口圆，或平底，或圆底，或鬲形底扁平鎏，环鎏孔比爵、角大，以三棱形足居多。主要盛行于商代，西周前期仍沿用。作为饮酒器的爵、聲等沿口处均有柱，有单柱、双柱两种。饮酒时柱则抵住鼻梁，据说是以此提醒饮酒之人，酒多误事，饮酒应适可而止。 觯，形圆似尊，容酒量却小于尊，尊鼓腹于中间，而觯鼓腹却下垂，近于圈足。觯是流、尾、柱、鋈皆无的饮酒器，形似小瓶，或有盖，或无盖。觯盛行于商代，西周后期绝迹。 杯，又称“羽觞”，基本形状为椭圆体，两侧有弧形耳。耳杯从西周时期沿用至三国两晋时期，盛行于战国至汉代。 乐器 古代乐器，按用途可分为两类：祭祀、宴会、举行典礼时使用的和军队中使用的。这从现存的古钟上的铭文“以乐父兄，以宴宾客”以及的铭文“余以行吾师，余以故吾徒，余以伐除”上就可得到证明。但这只是大致的分类，因钟、鼓既是宴飨中的乐器，也用于军队。古青铜乐器大致包括铙、钲、钟、铎、铃和鼓等。 铙为打击乐器，形体似铃而稍大，口部向上呈凹弧形，体部截面呈阔叶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个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五柄成组合的铙，这是至今发现的铙组合的最高数字。 钲是打击乐器，形体似铙，但比铙髙大和厚重，主要出土于湖南、江浙一带。与商铙形制最为接近。1956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钲，是现知年代最早的钲。钲体形制为合瓦形，腹平，内曲，圆管柄两端封闭，上部前后两面对穿一个圆形孔，整钟，打击乐器，在祭祀或宴飨时用，成编悬挂，用木槌分别打击乐钟的正面和侧面，能产生两个不同的音频。青铜钟有钮钟和雨钟两种形式，钟的各个部位都有专门名称。 门峡上村岭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铜钲一件。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成果可知，钲多是军乐器，也用于平时的祭祀宴飨。上村岭铜钲之后，时代较晚的铜钲，在南北广大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形式有别、风格各异的体系，但都未脱离虢太子墓铜钲的基本形制。 编钟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三枚一组，形体特大，在祭祀或宴飨时与编磬相和使用。 钟和鼎一样，也是统治阶级王权的象征钟鸣鼎食”就是权势雄位的标志。悬挂编钟，有严格的礼乐制度规定：天子宫悬(四面悬钟)，诸侯轩悬(三面悬钟)，卿大夫判悬(两面悬钟)，士特悬(一面悬钟)。封建统治者铸造巨型铜钟象征王权，这种钟也叫“朝钟”，“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 钟也是人们心目中崇高、公正、贤明的华夏文明的象征。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著名诗句，就是这种象征的反映。 铜钟发音洪亮而悠扬，自佛教传入中国始，铜钟就逐渐成为佛教寺院中不可缺少的法器一佛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写道梵宫仙殿，必用以明铒谒者之诚，幽起鬼神之敬。”因此，名刹宝寺皆有钟。当暮霭渐合，寺院庙堂钟声回荡，木鱼棄棄，与僧尼诵经声融为一体，增添了莲花佛界特有的神秘气氛。 铎，古代撞击乐器，形制似铙而小，中有舌，振舌发音。据文献记载，铎可用于军旅和田猎。《说文》金部：“铎，大铃也。”《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铎通敲。”出土乐器有自名为铎的，例如春秋时代的外卒铎。考古发现的铎，多是春秋战国和汉代的。 鼓，打击乐器，青铜鼓传世和出土极少见，形如横置的筒形，上有一个枕形座，用以插杆饰，下为长方形圈足。古代铜鼓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和宴会、祭祀的乐舞。商至战国的铜鼓，目前见到的只有两例：一例有两件，其中一件是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的。是横置的两面鼓，鼓面饰兽面纹，鼓身上部铸瓷枕形或铸双鸟，是商代器。另一例也有两件，20世纪40年代末出土于陕西凤翔。器型相同，筒状，底中空，全身饰蟠虺纹，是春秋时代的秦器。大量铜鼓铃，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夏代晚期曾有出土，形体较小，器壁薄，顶部有半环形钮，是单翼铃。此外还有车铃、执铃、狗铃等。铜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1981年一1986年在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考察与挖掘中，先后有四只铜铃出土。出土的铜铃均为青铜铸造，体形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铃体，一侧有扉棱，顶面设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铜铃腔内。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 出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产生的时代相当于汉或汉以后。西南地区铜鼓的前身，可能是由作为炊具的铜釜发展演变而来。鼓身由鼓胴、鼓腰、鼓足构成。鼓面光体有角，有的鼓面上铸出青蛙、马等立体形象。纹饰有几何形和人与动物的写生图像。一般在祭祀中使用，同时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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