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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耳科学杂志, 2018年16卷2期 突发性耳聋患者的心理障碍及相关因素分析 黄河银 张勤修 蒋路云 傅黎 何恒胜 吴小娟 兰建滨 突发性耳聋是常见的多发病，其症状的复杂性和疗效的不稳定性可导致患者出现精神心理障碍[1]，从而放大临床症状，延误病情恢复，甚至成为医疗纠纷的潜在因素。深入研究突发性耳聋和心理障碍的关系，对提高临床疗效和融洽医患关系都有积极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多偏重于突发性耳聋和抑郁、耳鸣和烦躁、眩晕和焦虑等一对一的模式，少有引入全面的心理学量表进行跨学科的融合。本研究将心理学量表和突发性耳聋的症状结合，用精神科医师的相关研究结论解释了文中量表的结果，重点探讨了精神心理障碍和突发性耳聋之间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5年7月至2017年5月在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的1500例突发性耳聋患者，严格按照突发性耳聋组的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进行流程化的问诊调查，剔除500 例，计入1000 例。入选的1000 例患者中：①男550 例，女450 例。②年龄18～72岁，平均年龄（37.7 ± 14.8）岁。③病程0.5～30 年，中位数为6 年。④体重质量指数（BMI）16.4～38.2，平均26.7 ± 5.1。⑤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132名，高中394名，初中311名，小学163名。⑥左耳突发性聋519例，右耳443例，双耳38例。所有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入选及排除标准 突发性耳聋组入选标准：①年龄≥18岁；②诊断符合2015年中国突发性聋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是在72小时内突然发生的，突聋性质为感音神经性聋，且至少在相邻的两个频率听力下降≥20dBHL；③经过连续3个月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者，即患耳受损频率的听力平均值提高不到15dB[3]。排除标准：①突发性耳聋合并其他耳科疾病者；②近1周来患有急性疾病未治愈者；③有头颈部外伤疾病者；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者；⑤有全身疾病和慢性疾病者；⑥有精神疾病史患者；⑦有分居、离婚、丧偶、丧子（女）等家庭不完整者；⑧答卷有漏项者。 1.3 心理学量表及计分方法 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有90个项目，每个项目按1～5级评分制；选用了焦虑、精神病性、强迫症状、其他（睡眠、饮食）、偏执、抑郁、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恐怖和敌对共10个因子，分别反映10个方面的心理症状。因子分（factor score，FS）为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除以组成该因子的项目数。总均分（general symptomatic index，GSI）为90个项目所得分之和除以90。总均分和因子分＜1.5分判定为无症状，≥1.5分且＜2.5分为轻度，≥2.5分且＜3.5分为轻-中度，≥3.5分且＜4.5分为中-重度，≥4.5分为重度[5]。 1.4 主观症状的评估和量化方法 采用症状视觉模拟量表评分法（VAS）：采用10分制视觉模拟评分方法，评价涉及与突发性聋相关的5类症状：耳鸣、眩晕、失眠、耳堵塞感、精力下降。VAS总均分为5类症状总分除以5。0分最轻，10分最重。 1.5 对比与研究方法 ①选取中国常模作为健康对照组[4]，将突聋组和常模组的SCL-90的十个因子分和总均分进行比较，得到表1。②采用VAS量表评价与突发性聋相关的耳鸣、眩晕、失眠、耳堵塞感、精力下降共5项主观症状，分别记录每一项主观症状的得分，然后以病史长短、BMI、失眠指数和年龄为控制变量，采取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用偏相关系数对每一项主观症状的得分和心理学评分行偏相关分析，得到表2。③将突聋组按照性别分成两个亚组，将两个亚组的SCL-90的十个因子分和总均分进行组内比较，得到表3。④再分别将突聋组依次按照年龄、病程、文化程度各分成两个亚组，将两个亚组的SCL-90的十个因子分和总均分进行组内比较，分别得到表4、表5和表6。 1.6 统计学分析 以x±s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所有数据均用单样本K-S检验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正态性检验。单向有序列联表采用Kruskal-Wallis H 秩和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正态分布数据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或配对样本t 检验。采取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先确定控制变量，然后用偏相关系数行偏相关分析。用SPSS 19.0软件作分析处理，以P <> 2 结果 2.1 SCL-90评分 SCL-90 的总均分在1000 例患者中为1.690.43，符合轻度心理健康损害；其中无心理健康损害者156 名（15.6%），有轻度损害者716 名（71.6%），中度损害者102名（10.2%），偏重损害者21名（2.1%），严重损害者5名（0.5%）。1000例患者分别在抑郁、其他（睡眠、饮食）、人际关系敏感、躯体化和焦虑共5项因子上高于中国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强迫症状、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方面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在校正年龄、BMI、病史长短、失眠指数后的偏相关分析（表2）中发现：人际关系敏感与耳鸣、耳堵塞感呈正相关趋势，抑郁与失眠、耳堵塞感、精力下降呈正相关趋势，焦虑与耳鸣、失眠、精力下降呈正相关趋势，其他（睡眠、饮食）与眩晕、失眠、耳堵塞感呈正相关趋势。 2.2 性别对突聋患者SCL-90的影响（表3） 女性的总均分比男性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因子的研究显示，女性的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其他（睡眠、饮食）的评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年龄对SCL-90的影响（表4） 将患者按年龄＜40岁和≥40岁分为两组。＜40岁者571人，≥40岁者429人。结果显示＜40岁的患者的敌对和恐怖评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病程对SCL-90的影响（表5） 将患者按病程分为两组，＜20 年和≥20年。＜20年的有594人，≥20年的有406人。结果显示≥20年的患者的人际关系敏感和焦虑评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5 文化程度对突聋患者SCL-90的影响（表6） 将患者按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以上两组。前组有474人，后组有526人。结果显示初中及以下组的偏执评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研究发现，突发性聋的发生率为（5～60.9）/10万[6]，其发病率逐年上升，发病趋势也开始年轻化[7]。Ciesla[8]等认为，突发性聋患者发生焦虑和抑郁的概率比正常人高，对患者的精神活力、生理功能、心理健康均有损害。Antoine[9]等对突发性聋伴前庭功能紊乱的成年人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不可逆的缺失，容易引发“焦虑常态化”。Contrera[10]等发现中度以上的突发性聋与老年人的情绪相关，患者有不同程度的“体感缺失”。Moreno-Gómez等[11]进一步用音乐来研究突发性聋老年患者，发现患者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躯体化、精神病性的表现与健康组存在统计学差异。 在突发性聋的疗效评价标准中[3]，尚未涉及到心理评估的相关内容，这和目前国际倡导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悖。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此做出了努力：Inagaki等[12]用SF-36量表对突聋伴眩晕的患者进行生存质量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的心理健康评分明显偏低。其他研究[13,14]也同样显示，在SF-36评分中，突聋患者有明显升高的心理健康维度，这提示不同程度的心理损害“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但是，生存质量调查的条目和内容是有限的，针对心理健康的评估并不全面，不能深刻反映患者的心理状态。 结合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学内容，本研究引入SCL-90量表，因其包括了诸如意识、情感、饮食睡眠、感觉、生活习惯在内的90个项目，针对10个方面的心理症状分布特点，用10个因子做了分别反映，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该表算出总分后除以90即为总均分，项目由轻到重分为五级，可全面反映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 本研究把1000例突聋患者和中国常模进行对照研究，发现突聋患者的SCL-90总均分高于中国常模，属于轻度心理障碍。其中抑郁、其他（睡眠、饮食）、人际关系敏感、躯体化和焦虑的因子分高于中国常模，原因可能是这5项侧重于一般性心理问题，较易产生轻度心理障碍。而强迫症状、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这5项侧重于严重性心理问题，较易产生中重度心理障碍。这个结论得到了Yilmaz等[15]的支持，他们在对非抑郁性震颤的突聋患者进行研究时，发现患者在躯体化、抑郁、焦虑的得分高于正常人群。Calabrese等[16]研究也指出，突聋能造成患者的睡眠障碍，出现纳差，抑郁，降低人际交往的频率。所以，本研究认为突聋合并精神心理障碍很常见，耳科医师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其中耳鸣、失眠和精力下降是导致患者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因素。 相比男性，我们发现女性患者的SCL-90总均分更高，具体表现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这一结论和Kamaradova等[17]相合，后者在研究突聋伴耳鸣的患者时，发现女性的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和Beck抑郁评分均高于男性。Koylv等[18]认为女性突聋患者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得更消极，思想更抑郁，可能和低水平的雌激素有关。病程越长，患者的躯体化、焦虑、敌对、其他（睡眠、饮食）等心理障碍就越严重，其中“敌对”更倾向青年患者，“焦虑”更倾向中年患者。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患者的“偏执”较为明显，这得到了Lopes等[19]的支持，他们认为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影响比性别更大，因为意识形态在认知功能上发挥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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