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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小径 奥卡姆剃刀原理 提出者： 14世纪英格兰的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 核心思想：简约法则。 原理出处：《箴言书注》2卷15题 原理表述：'Entities are not to be multiplied without necessity'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奥卡姆剃刀原理的提出，最开始是针对经院哲学和神学，是为了将科学、哲学从宗教中剥离出来。经院哲学善于用抽象、复杂的思辨方法来论证信仰，但奥卡姆的威廉用剃刀原理把复杂的经院哲学剥离出去，从而让人们更多地把对世界的认知集中到直接观测和对真理的演绎。 化繁为简，是因为复杂容易使公众迷失。 在哲学小径第十六站里我们讲过，公共理性指向共同认知，公共理性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既追求科学理性又追求价值理性。科学理性追求确定性，求真；而价值理性追求经济性，求简。 上面的逻辑关系清楚了，读者就可以很明白的认识到，奥卡姆剃刀的本质，是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对实践理性中的价值理性予以充分肯定，不要因过度执拗于实践理性中的科学理性而丧失实践理性中的价值理性，因为从公共理性角度来看执拗于过度求真的行为是思维不经济行为。 古今中外，很多智慧之人都呼吁求简，其根源也在这里。 思维经济性，就是用最经济的方式来思考和表达客观世界。德国哲学家理查德·阿芬那留斯在《哲学——按费力最小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提到的思维经济性。另外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则在《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中，提到科学规律的目的就是把自然现象用规律形式简单化，科学规律的意义是思维的经济功能。 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希望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尽可能少的思维，采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事实做出尽可能实用的陈述，进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思维成果。 在哲学小径第十站里，我们论述过，时间是一把尺子，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以时间的尺子衡量个人，生命是短促的，记忆也是有限的。 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为了实现认知的最大化，必须牺牲可接受的真而获取尽可能的简。 科学原理与公式的应用，就是用来替代经验，从而节约经验重复探索的时间。 语言是简便实用的符号代表认知要素，也是思维经济性的应用。 管理学中的管理方法论，也是为了传递经验，从而最大化缩减另一个人自身去积累经验所需要的时间。 哲学的本意就是穿透纷乱的表象而直达本质，从而节省认知时间。 老子：大道至简。 亚里士多德：nature always chooses the shortest path. 再进一步讲，因果关系是不是一种思维经济性让渡？这里算是埋下个伏笔，喜欢思考的读者可以提前思辨一下这个问题。 本站的最后，引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来收尾： Therefore, since 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and tediousness the limbs and outward flourishes, I will be brief.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 科斯：关于企业、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学说作者：钱颖一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科斯与中国 （2011年1月17日） 文/钱颖一 2010年12月29日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100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上午，中国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祝贺科斯教授百岁寿辰之际，研讨科斯的学术思想和它对中国的意义。科斯教授在美国芝加哥的家中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虽然会议召开的时候芝加哥时间仍然是28日晚，但是伦敦时间已经是29日凌晨了。对于出生在伦敦郊区的科斯而言，在中国为他举办的这个百岁生日活动一定是他在生日当天收到的第一份祝福。 科斯教授长期在芝加哥法学院任教，并非经济系的教授。然而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1937年他27岁时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另一篇是1960年他50岁时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对经济学以及法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他的名字永远地同交易成本、产权、企业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等术语连在一起。 科斯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科斯的学术思想自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似乎比对西方的影响更大。也许是因为他的论文没有用到数学，浅显易懂。也许是因为他的理论基于直观的观察，使人容易接受。我以为不仅如此，其中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在我看来，科斯在中国有巨大的影响，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科斯的经济思想的深刻性，二是科斯所关注的问题同中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挑战有直接相关性。这两者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对科斯的学说情有独钟。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科斯与中国。首先，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的研究侧重于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而科斯的研究超出了这个范围。科斯学说是研究权利（rights）和权力（authority）的配置问题，其中包括产权问题。由于权利和权力的配置往往是资源配置背后的因素和条件，因此科斯的思想是深刻的。同时，权利和权力配置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目前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来说，远比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多以清晰产权和健全法治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恰恰原来并不存在，是需要通过改革建立的。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转轨问题，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离不开研究权利和权力如何重新配置的问题。科斯的学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第二，科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是分析性的学说，而不是描述性的学说。分析性的，就是指学说里面有推理、有命题、有度量、有检验。而分析中有一个核心抓手，那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可观察的，可度量的。交易成本不仅局限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也包括组织中的交易成本，有时候也称作组织成本。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切入点，当我们研究制度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描述现象和探讨概念，而且是在理论上有推论，在实证上有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旧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注，但它的影响远超过后者，就是因为它是分析的，不是简单地对制度进行描述。正因为如此，它的理论是有力量的，既有解释力，又有预测力。这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制度问题，极有意义，因为它指导我们摆脱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集中于通过推理导出可检验的命题，再去搜集经验证据，检验这些命题。这是研究制度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为了研究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交易活动和价格机制方面，为此也就把市场中的企业简化成一个生产函数和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假定。所以，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就是价格。但是科斯的学说让我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超越了仅仅是对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认识。在科斯看来，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甚至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等都是不同的合同形式或组织形式，哪种胜出是根据竞争和效率的原则决定的。这就让我们对市场制度的整体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解。这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极为重要。因为转轨本身就是重新界定企业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斯的学说让我们在分析制度转轨的时候，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已今非昔比。不过，中国经济的制度转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斯的学说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制度转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他的学说是对权利（包括产权）和权力配置的研究，是以交易成本为切入点的分析性研究，同时又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整体分析框架。这就是科斯的学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基本原因。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他的思想在中国，不仅在改革初期，而且在目前和未来，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原载于《财经》2011年第2期 感谢您的阅读！《法律经济学》主张“科学求真，制度求效”，每日推送一篇法律经济学领域经典通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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