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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嘉禄口述:痴迷于京剧的旗人解放后的家庭和生活

 cxag 2018-06-21



         关嘉禄,生于1943年 4月,北京人,满族,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著名戏曲评论家。


 

父亲和大哥

关:解放以后我父亲还一直在大陆银行,因为他是工友出身,“三反”、“五反”批判不法资本家,我父亲也是个工会积极分子。后来没多久我父亲就退休了,五十年代初退休的。退休之后做街道工作,当时我们家从前府胡同搬到西皮市乙16号,不是买的,是租的。以前住前府胡同也是租的,比较小,就只有西屋,还有北屋,不算四合院,到西皮市就比较大了,比以前大有改善了。我父亲、母亲、我、我大哥,二哥,四哥,都住到一个小四合院里头。我父亲母亲住到东屋,我大哥大嫂还有孩子们住在西屋,我二哥二嫂他们住在北屋的厢房,还是够挤的。我四哥后来就住校了。


关嘉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满文文献(定宜庄摄于2002年)


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在街道工作,街道工作非常出色,当选为西单区人大代表,那时候不叫西城区。当了一段代表之后基本上就赋闲在家,帮助我大哥二哥料理家务。


我从小基本上是吃窝头咸菜喝红豇豆粥长大的。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子女多,挣得也少。我父亲和部队联系,把部队里头那些个脏的棉衣棉裤,拿到家里头,和我大嫂一块儿洗刷。那时候夏天,我们平孚里就一个自来水管子,从那地儿拿桶把水打回家来,大太阳底下拿大刷子刷,靠那个挣点钱。我大嫂就因为劳累过度,得乳腺癌了。


当时管家的应该说是我大哥,他挣的多。我父亲管我大哥叫大爷,有事就说跟大爷说,我大哥挺说了算的。大嫂二嫂操持家务,我母亲是协助她们。我大哥后来从银行下放到街道,后来到天津盐场,认识一个女子,当时我大嫂刚去世不久,家里孩子都反对,生给掰开了,这女的后来就走了,我大哥后来就一个人,跟我父亲跟我母亲始终在一块儿。1958年左右西皮市拆迁,我们就分家了。我父母跟大哥过,搬到司法胡同后身,平孚里,搬到这儿。我二哥搬到甘雨胡同,我爸爸有时也住到二哥家里帮忙。我爸爸不厉害,但是我爸爸急脾气。他性格刚烈,乐于助人,大陆银行的工友都觉得我父亲仗义。我父亲说“宁失江山,不失约会”,做人要屈己从人,什么事不要太咬尖儿,要谦让。热心肠子。


母 亲


关: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读过书。我对母亲印象是一个非常慈祥的、特别吃苦耐劳的,非常善良的一个妇女。


1940年前后的全家福(左起:三姐关淑芬、大嫂关桂兰、母亲章润洁、四哥关嘉祥、父亲关鹤鸣、大哥关嘉培、二哥关嘉勉。时关嘉禄尚未出生)(关嘉禄提供)


定:人都说满族的婆婆特别厉害?


关:不,我母亲可不厉害,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我母亲当年住到营房的时候,就是我大哥二哥还比较小的时候,西方天主教的教会啊,在阜城门附近设的有粥厂。我们家里穷,就每天到那儿打粥去,喝粥。从那儿开始我母亲就信教了,主要是舍粥的缘故。后来我大哥、二哥、四哥陆续也都进堂,信天主教,解放初之后我们家搬到前门附近,就老上东交民巷的一个教堂。当时宣武门的是南堂,东交民巷的是东堂,西直门那儿是北堂,府右街附近也有个教堂。我们家进堂基本上就上东交民巷。我母亲很虔诚,做礼拜啊,做弥撒啊,在长辈影响下我们也接受这些教育,我大哥二哥四哥也到天主教堂,参加个乐队演唱、合唱什么的,唱圣经啊。我嫂子她们基本也信教。我七八岁的时候,也跟他们进堂,后来加入少先队了,就不信教了。我父亲反而不信教,也不进堂。我母亲脾气那么好,就跟这有关系。





关:鸿基他们很小的时候,包括我大嫂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承担起全部家务,不单得照顾我上中学,上大学,还得照顾我大嫂这些小孩,我们都是我母亲带大的。我最怀念母亲,我父亲脾气比较暴,有时闹得不愉快,我上大学他还呲儿我呢,但我母亲总是护着我。母亲最疼的就是我,也疼我四哥。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我母亲买个苹果,把苹果藏到柳条包里,拿出来让我上外头自己吃去。我母亲也打过我,我父亲打过我没打过我我记不清楚了,就我母亲打我嘴巴子我一直记得。包括我四哥的婚姻问题,我四嫂比我四哥大几岁,但他们俩相爱,我大哥就不同意,我母亲就护着我四哥,当时也受了不少气,后来还是成了。我们哥儿几个都跟母亲感情特深。


我1968年离开家,父亲刚强,倒没说什么,我母亲坐在屋子里小板凳上,我说妈我走了,您注意身体,扭头我就走了。当时也是,心里头……,谁愿意离开北京啊,我母亲从板凳上起来,一直追到门口。


1971年母亲去世,我正在沈阳,得到电报之后,当天晚上就买火车票,火车上人多呀,没地方坐,我在车上站了一宿。母亲当时去世,一只眼睛始终不闭,后来到太平间取出来之后,我把母亲的眼睛一合,马上就闭上了,她想我们呢。


我母亲直到去世,连黑白电视都没看成。


生活和娱乐


关:我父亲不爱玩,就爱唱戏。一个爱唱戏,一个爱吃。到过年吃饺子,我父亲得包专门的馅儿,干菜馅儿,菠菜弄干了的,里边不搁肉,搁点油碴儿。我父亲特别爱吃炸食,炸饺子啊,什么都吃炸的。还爱吃肉,吃点什么米粉肉啊,特别是酱牛肉。那阵儿家里生活不是很富裕,就拿绿色的瓶子,上边窄,下边宽的那种,到前门脸儿月盛斋买两瓶子牛肉汤,那比较便宜,几毛钱就是一大瓶子啊,回来下面条吃,嘿,真香!现在没有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到沈阳了,每次回来,他总让我上街,我小名叫喜儿:“喜儿啊,给我买点烧饼夹肉,”“早上给我买点薄脆。”我父亲爱喝点二锅头,买点花生米,买点排叉,买点肚,芝麻酱糖火烧,就爱吃这个。


我们家总的来讲爱吃面食,包饺子,疙瘩汤,炒疙瘩,打卤面,炸酱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家最爱吃炸酱面,夏天一般吃芝麻酱面。嘿我妈烙那葱花饼,倍儿香!那些面食,包括金裹银儿,吃过没有?白面和棒子面?


定:我们叫金银卷。


关:到冬天芥末堆儿,豆酱。还有芝麻烧饼,豆汁。每年过节都得炸粘糕,早晨必须得喝茶。北京那时候没有蜂窝煤,都是煤球炉子,都是我父亲亲自搪的,叫搪炉子,然后街上煤铺买的煤面子,和上水之后,铺到地上,切成一块一块的,四方块,铲,家里有那大筛子,自己摇,我嫂子她们摇。然后家里就烧那个煤球。那时候早晨喝水为了快呀,拿锡皮做的那小筒儿,一个把儿,叫汆子,插到煤球炉里,水一开,就沏茶,天天儿必须得喝茶。早点一般是外头吃点豆腐脑儿啊,烧饼啊。但是一般地来讲我们家早晨很少吃东西,不吃什么主食,就是喝茶,花茶的茶末子,北京张一元的。


定:那能经饱吗?


关:习惯了,就不饿。我小时候上学,早上也得吃点,烤白薯,然后前一天晚上家里剩的烙饼,有时候是葱花饼,有时候是发面饼,有馒头就带一个馒头两个馒头。


我们家里在称呼上都跟汉人不一样。你象我们晚辈称呼长辈,奶奶叫太太,我父亲叔叔那辈儿的,叫姑爸爸。我侄子他们称呼我四哥叫小爸爸,爸爸儿化,称呼我是小爹爹,这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旗人的称谓,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小时候冬天穿棉袄,我妈给我做了棉袄之后,脚底下都用绑腿,买那黑带子,那么宽,绑上。我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之前,十岁、十一岁左右,都一直穿那个棉窝,穿那大褂,还穿着免裆棉裤呢,后来我就嫌难看了。


定:您母亲唱戏吗?


关:我母亲不唱戏,我母亲爱听戏,有时也哼哼几句,她爱打麻将,我母亲的麻将打得相当好。因为我母亲爱打麻将,我父亲在解放前花三块钱给我母亲买了一副麻将牌,是骨头的,骨头嵌在竹子里,这副麻将牌现在还在。我们家我大哥二哥四哥包括我,包括我侄子辈的,都会打麻将。到沈阳偶尔过年家里玩个沈阳打法。打麻将也是一个传统。


我母亲特别喜欢养鸽子,喜欢养鸡。我们家搬到西皮市乙16号以后,一个四合院嘛,家里就养了几十只鸽子。一到“五一、”“十一”,天安门不是放鸽子么,它刚一放起来,我把我们家的鸽子就给轰上天了,这鸽子不就随群了么,它在天上转呢,我在这底下一叫食,“得儿得儿,”那鸽子就跟我们那群一块儿呀,“哗”一下就落下来了,再往给鸽子搭的窝赶,一个铁笼子似的,有个门,往里一赶,“卡”一抓,先给翅膀缝上线,省得再飞呀,特别有意思。


定:您嫂子唱戏么?


关:不唱,女的基本不唱。我大嫂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二嫂比我大嫂长得更清秀一些,更聪明一些,做手工剌绣特别好,她也不会唱,但都喜欢。我四嫂是做银行工作的,也不会唱。关鸿基考上戏校的第二年,1959年7月9号,我大嫂癌症去世。关鸿基上边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关书颖,1986年癌症去世,44岁。我大嫂、我大嫂的母亲,我大嫂的一些妹妹、姐姐,在台湾的,包括我大嫂的亲妹妹,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嫂,都是癌症,遗传基因。


我自己


我小学在哪儿呢?在哈德门,崇文门门脸儿,原来叫德新小学,现在改成南城根小学了。中学我一直在26中,就是原来的汇文中学,崇文门附近。我是初中三年,学习成绩优秀,然后保送高中。高中三年,就是一门化学4分,其它都是5分。就差这一门,金质奖章获得者就保送大学了,那时候脑子好使。


报考大学的时候,招生简章上有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专业,我一想这个专业比较冷门,我也是满族,就报这个。


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以后,学满文,回家之后我说爸,您会满语吗?他说我会点儿,我说您怎么会啊,他说我是从清朝那边过来的呀。光绪十五年(1889)生人您想。我说您说说,走怎么说?“yabu,”哎,yabumbi的命令式就是yabu。起立,“ili,”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我跟他一对,都是对的,嗬,我说可以呀。他已经70多岁了,这些他还都会说。


定:看来这满语您还有家传了。


关:这说明在清末的时候他们还说一点满语,不是一点没有。他属于下层贫苦旗人,他还会说呢。


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上学,我学满语他高兴。他一个月才开41块钱,每月给我拿出8块钱来。我真喜欢这个专业,我从一上学就喜欢,所以虽然我爱玩,但我对学习挺上心的。当时思想也比较单纯,觉得学不好对不起党的培养。


关嘉禄1990年前后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的合影(关嘉禄提供)


毕业分到沈阳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史部门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不让我搞专业了,就把我分配到中学,我当了十年中学老师。到沈阳之前我自己拿木头钉了一个小木箱,把我学的讲义、笔记什么的全都弄好带到沈阳,也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我总觉得我这专业不能白学,将来肯定有用。到学校他们让我教语文、数学、历史什么的我全都不干,为什么呢,一教上那个,再当个班主任,工作太多。我爱好体育呀,我在大学就是院排球队队长,学生会体育部部长,当时又缺体育老师,我说我干这个,一锻炼身体,二我有时间,晚上看看书,看看笔记。毕业这十年虽然耽误了我没搞专业,但因为一开始我就特别热爱这个专业,平常我还看一看,所以1978年归队之后很快就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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