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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只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是变乱时代的苦难大写实，把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和不幸真实再现，勾勒出了大唐王朝由盛到衰这个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万象。杜甫诗歌的气象宏大包罗万象不仅仅是因为“赋到沧桑句便工”，关键是因为杜甫同情并热爱着那些饱受战乱和苦难折磨的最底层的人民，尽管他自己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但他仍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同情着比他更衣食无着的人，这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郑振铎说杜甫“不仅对于自己的骨肉，牵肠挂腹地忆念着，且也还推己以及人，对于一般苦难的人民，无告的弱者，表现出充分的同情来。”杜甫的诗篇里有许多最底层的普通人，杜甫把他们当作家人朋友对待。杜甫在夔州时，可能是夔州都督柏茂琳派了一批官奴来打杂帮忙，因此杜甫的诗篇中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仆人的名字，南朝时便把獠人捉住没为官奴的事情，獠奴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但杜甫把他们视同家人，常常以诗相赠。 清代刘凤诰在《杜工部诗话》里说：“少陵家有隶役伯夷、辛秀、信行、行官张望、獠奴阿段、女奴阿稽诸人，自居夔后，屡见于诗。凡修筒引木、树栅养鸡、补稻种甘、行菜伐木、摘苍耳、锄斫果林诸事，一一躬亲驱督，而怜其触热未餐，鉴其瘴剧作苦，体恤周至，动见民吾同胞之隐。”我们看《课伐木》诗中有“尔曹轻执热，为我忍烦促”的由衷感谢，尔曹指伯夷、辛秀、信行等。《信行远修水筒》对修竹筒的信行存问有加、感激不已，的确是“体恤周至，动见民吾同胞之隐。” 长期颠沛流离和寓居避难，杜甫和底层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他和邻人野老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交往那种朴素而温馨的情感。在外漂泊的他回到鄜州羌村（今陕西省富县南）和寄居那里的妻儿团聚时，“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为这家外来户能重新团聚感叹高兴，“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这些贫困而朴实的邻居们还觉得太简单了，这酒太差劲了，不是待客之道，“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杜甫感激他们：“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多么纯厚的情谊，我每次读《羌村》三首都泪水纵横：只有经过离乱才知团聚的不易，只有穷人之间才有能有触动心灵最柔弱处的真情。 “式瞻北邻居，取适南巷翁”（《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杜甫深爱着这些与他比邻的田夫野老，在他的诗篇里这些邻居是那么敦厚朴实。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是高尚的，因为他们的心是热的，乐于帮助别人，杜甫对这些好邻居的接济和帮助也总是铭记在心。在秦州时邻居阮昉知他多病，给他送来小蒜，“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送来满满一筐小蒜，不用他去开口要就送上门来了。在成都草堂时，他和邻居们非常相得，“邻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赊”（《遣意》），“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春日江村》），有酒有鱼有邻人的情意。他笔下有隔篱叫来一起喝酒的邻翁，有在社日快临近时邀他痛饮的田翁。农民给他送来了红红的樱桃他夸赞不绝：“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野人送朱樱》） 因为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杜甫总是要力土所能及地帮助一些贫苦无告的穷人。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住在瀼溪西边的草堂里。堂前枣树成熟后，西邻一个孤苦的寡妇常来打一些枣，杜甫任由她打。杜甫搬到白帝城东十余里的东屯后，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住。吴郎来了就在草堂插上篱笆防止打枣。寡妇便向杜甫诉苦，杜甫写诗给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委婉含蓄地劝告他要怜老惜贫，让这个可怜人打点枣吧。 著名文史学家刘大杰说，杜甫的一生“始终展转于穷困的生活里。从他个人的生活实践，得到对于广大人民穷苦生活的体会、观察与同情。由他个人的饥饿流浪的体验，认识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这一种深入的生活体验，细密的观察与深厚的同情，成为他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基础。”从生活中来，加之有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的杰作，真实反应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惨重的灾难。“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这些诗句描绘出了那个浸透着人民血泪的时代。 尽管他自己也颠沛流离，尽管他自己也饥寒交迫，但他想的是比他命运更悲惨的穷苦百姓。他根据自己的苦难想到了人民所经受的苦难，他宁愿自己受苦也希望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能体现这种精神。“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蹋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为了天下受冻的人有所居处，他宁愿牺牲自己，郑振铎感叹“这是甚等的精神呢！释迦、仲尼、耶稣还不是从这等伟大的精神出发的么？”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苦难中他经常思考着如何拯救受苦的人民，有时甚至发挥出了诗人的想象。潼关失守后他逃难至三川（今陕西富县南），看到这里山洪瀑发人民遭难。他突发奇想，希望天边有鸿雁飞来，把人民背负出去，“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他厌恶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诅咒这战争早乱早点结束，“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蚕谷行》里体现了渴望天下的思想：“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诗人希望战争早些结束，能够过男耕女织的正常生活。“不眠尤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连阁》），他到死都希望天下太平好让百姓少受苦，他在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都在为百姓过不上太平日子而担忧：“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民生疾苦，天气阴晴都会想着会不会妨碍或有助农时。应时的雨水来了，他高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喜雨》）。在秦州时作《雨晴》，庆幸“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宝应元年（７６２年）蜀中久旱成灾，炎夏时节大雨骤至，杜甫在成都高兴地写道“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阴色静陇亩，劝耕自官曹。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在《喜晴》里他感叹“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雨后放晴正好种地，但男人们当兵打仗去了，只有女人们种些菜、麻等，“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大雨下个不停使禾苗被淹，他幻想有诛云师能带来晴天，“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广德元年（７６３年）杜甫在梓州时写了一首《喜雨》：“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蜀中的旱象解了，能不能鞭打雷公，让大旱的吴越之地也下个够。 在饱经离乱后，杜甫越来越关注贫困无助和被压榨的百姓。“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贫。穷谷无粟帛，使者来相因”（《别蔡十四著作》）……他为苦难的人民被压榨盘剥而倍感痛苦。他把笔触伸向了这些弱势群体：《兵车行》和三吏、三别描绘了被迫从军的农民，《夏夜叹》哀怜这些从军戍边的人：“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长期战乱剩下了许多寡妇，他同情这个孤苦极贫的群体：“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哀哀寡妇诛求尽， 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
由于想着人民的疾苦，因此他不太注意个人的苦难和穷困。刘大杰说“他无论遭受多大的困难，受着多大的委屈，他都能够坚韧自持”，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还“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情到深处方能圣，这是别人达不到的境界，所以王安石在《杜甫画像》推崇备至：“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飀。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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