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烈火——记伯恩斯坦（下）

时间是一条令我沉迷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

时间是一只使我粉身碎骨的虎，但我就是虎，

时间是一团吞噬我的烈火，但我就是烈火。

                                                     ——博尔赫斯

　

     说到伯恩斯坦的抱负，自然不得不谈到作曲。按他自己的见解，音乐的表达越模糊时反而具备了越强的表达属性。音乐剧《西区故事》广为人知，而两部交响曲——“耶利米”和“焦虑的年代”，或者《弥撒》所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身为美国人，无畏的伯恩斯坦希望借助乐谱来真正成为时代的一份子，而不是当一个理所当然的旁观者。他的广大人气很多程度上也源自这样的进取态度。凡是看过纪录片《音乐的天赋》，都会记住一个镜头：1977年，柏林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承认自己与所有作曲家一样，一生都在努力创作着“同一支”曲目——只是每次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以期获得不一样的语汇和深广度罢了。而他穷其皓首的目标是表现：我们这个年代因危机而产生的挣扎，准确地说那是一种“信仰的挣扎”。

 

　　现代音乐的变革毕竟艰巨，在一条大的时代溪流中稳固自己的立场，多少得冒着一些争论前行。以今天的标准看，拼贴或综合化的作曲风格可能无甚稀奇，但当时即便是以他的影响力，也并非所有的舆论都会接受。伯恩斯坦的《第二号交响曲》“焦虑的年代”是由钢琴独奏的交响曲，他将奥登诗歌原作的意象进行了古怪的切分，像是一面能折射1940年代黑暗面的多棱镜。基于莎翁原作精神的《西区故事》广受欢迎之后，才有了70年代初糅合了音乐剧、灵歌与爵士色彩的《弥撒》。

　　伯恩斯坦的《弥撒》，与传统意义之弥撒实在相差太多。不若说，更像是一次对“所谓的美国性到底是什么”的试探性问询。历来的批评家，谈到当代音乐，总会提到创作者的“一厢情愿”，甚至引用赫尔岑的那句话“有些人自己还在牢笼中，却妄图解放别人”来形容。质疑也好，影射也好，含蓄也好，尴尬总归挥之不去。那样的音乐能够且将要承载西方音乐的灵魂和薪火吗？怕很不容易了。从伯恩斯坦最早的创作伊始，大约并非想去解放谁，而旨在证明他能从不同的音乐风格样式中汲取力量，以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系创造来抓稳本土的素材来源——作曲者的成就高低未必要与欧洲的往日牢牢挂钩，无妨试着寄托于当下之世界？

　　

　　大师从来对自己不满足。纪录片中的他坦言，最早一部交响曲《耶利米》（1942年，当时他24岁）的结尾处所呈现的平和更像是一种慰藉，而非信仰危机的“真正解决”。很多时候我会想，人究竟是不是通过对困难的疏密与解决与否，来判断、定义与升华自己时间与生命的质量？否则真是很让人惊奇，像是无法解释伯恩斯坦从来就没有消失、减弱与停顿过的能量究竟来自何方。

　　当然，我时常也会有些悲观地设想：曾经才华无与伦比的人们啊，他们会带着几多不堪重负的光环度过垂垂老矣的晚年？但愿这是多虑。我还记得人们传言过关于理查·施特劳斯的一个小故事。故事里，大作曲家在慕尼黑的法庭上被要求“自我内心检讨”，并在瑞士经历了精神世界的溃堤。他的晚年是在环境绝佳的瑞士度过，但据说，除了参加少数活动外，基本不离开自家院子，有时“会对着花朵说话”。比较观察，伯恩斯坦的晚年，倒真选择了有如猛虎一样的逝去方式。

　　再说说被染上了些传奇色彩的坦格尔伍德（Tanglewood）告别音乐会（DG编号 ：4317682）。此晚音乐会上，伯恩斯坦选择布里顿（选自《彼得·格里姆斯》（Peter Grimes）的）四首间奏曲与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理由是，在1947年的坦格尔伍德 ，他首次与波士顿交响合作演出了贝七。四十年代初期，伯恩斯坦在坦格尔伍德音乐中心跟随的导师，正是赫赫有名的库塞维茨基，战时他长期在库氏身边作助手，并贡献了诸如布里顿的《彼得·格里姆斯》等重要的现代剧目的在美首演。于是“告别音乐会”上的一切，皆用以印证他的这句话“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事实上，后来，他在坦格尔伍德的课程还带出了不小的一批优秀指挥家与音乐家。按照时间走向，我们还能这么猜测：对马勒音乐发展趋势的预估，也极有可能是在他坦格尔伍德时期起步的。

　　那天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虽然我觉得精彩程度有限，不过可能有了些命运的色彩，仍然显得那样与众不同。人们耳熟能详的“莱尼舞蹈”遽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时间的肃穆与庄重。交响曲的中段他几乎精疲力竭，而第三乐章则基本是喘着气，背靠在指挥台上完成的。此时的观众，好像不再关心贝多芬在总谱上写了什么。最后，根据他们的回忆：指挥家“虚弱地微笑了一下，就离开了舞台”。1990年的伯恩斯坦，体力大不如前，刚取消好几场既定的演出。

　　人们不是毫无准备，但72岁时火焰一下子熄灭，依然震动四方。那是1990年10月14日，突发的心脏病。得知消息后，整个媒体都没缓过神来。伯恩斯坦曾与智利女演员费丽西亚·蒙提莱格勒结过婚，但同性恋倾向对婚姻并无助益。两人分开几年后，费丽西亚去世了。离开她这件事，便从此让伯恩斯坦懊悔不已（他那枚莫扎特《安魂曲》录音即为纪念亡妻而作）。他们留有个三个孩子。

　　既然说到了死亡，我想到了另外一桩事情。纵然录制过无数次的马勒，但伯恩斯坦对深度不逊色的布鲁克纳和理查·施特劳斯，所给予的关注一直不高，瓦格纳呢也仅存一套《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Philips）。几部交响诗留在了黑胶载体上，均未被转制，更无《死与净化》与《变形》等的演绎留下。那么，伯恩斯坦究竟会怎么看待才华个性同样超凡脱俗、对生死理解仿佛也更透彻的布鲁克纳、瓦格纳与理查·施特劳斯呢？有一回，活跃在乐坛的荷兰人范·茨维登（Jaap van Zweden） 谈到了他年轻时见到伯恩斯坦时留下的印象：“即便有时亢奋过头，但那样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啊，一切都在对的位置上！他非是在指挥马勒，不如说，他‘变成’了马勒。”

　　我当然也很好奇，在数字传播条件已近冗余，谁都愿意在电台或媒体讲个几集以取得更大范围影响力的今天，个性十足的伯恩斯坦，还愿意随大流吗？他会不会选择干脆放弃对经典的普及，转身探回到现代作曲的洪流，默默地开始一场矛头指向自身思维的革命？如此一来，兴许这世界还会多出一部比《西区故事》或第二交响曲更成熟的东西？而今怕是找不到一份确凿答案了吧。不过既然一个人愿意成为烈火，自然就没有了计算对错的意义，在他或她身上期待一种貌似正确的时代标准就更是荒谬。无可替代的莱尼，他所能做的唯独只有燃烧，一直地燃烧。

精彩回顾：我就是烈火——记伯恩斯坦（上）

　　莱奥纳德·伯恩斯坦是二十世纪美国古典乐坛最杰出的代表，他集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及音乐教育家于一身，带来了无数精彩的音乐演绎和令人难忘的经典唱片。伯恩斯坦逝世后，在电视导演与制作人霍尔菲尔德的构思与执导下，于1993年年底推出了这部描述其多重角色的纪录影片，由传奇老牌女星、伯恩斯坦多年的友人洛琳?白考尔担任旁白。影片除了包括大量伯恩斯坦生前演出、采访与教学的精彩片段，还有1959年带领纽约爱乐赴莫斯科演出的珍贵画面，是深入了解伯恩斯坦不可缺少的珍贵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