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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丹术的源流

 法天地道自然 2018-06-25

 


以“成仙”为最终目的来讲,外丹与内丹的宗旨是相同的,但两者的修炼方法不同。外丹是通过服食一定的药物,并配合修炼而达到最终目的,内丹则完全通过内炼的方法达到目的。内丹术为人所知是在隋唐之际,《罗浮山志》载青霞子苏元朗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居住于罗浮,“乃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内丹术的开端,或者可以认为从此时起内丹术正式登上了道教的舞台,也有人认为这个时间也是外丹术衰落的开始。但从《道藏》中所遗的记载来看,外丹术的衰落,包括内丹术的兴盛实际上比上述所说的隋代开皇年间(581600)要晚得多。

外丹烧炼也称地元丹法。地元丹法分为黄白点金术与炼制丹药术两种。黄白点金术就是采取矿物质,用来烧炼黄金白银,以充修道之资,因为修道过程中是需要费用的。炼制丹药术是通过各种秘法,烧炼成丹药,用来服食,而达到延年益寿,或者成仙的目的。

 

一、成熟的外丹术起源于西汉

外丹术可能起源较早,但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外丹术,出现于汉代的汉武帝时期。《史记·封禅书》说: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又据陈国符先生考证,西汉末、东汉初就有《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等经书出现,这是外丹术理论成熟的标志。从上述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外丹术受到关注,并在全国兴起的时间是西汉。

 

二、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

继西汉末外丹成熟的理论出现后,东汉中后期又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炼丹经书,即魏伯阳撰写的《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它是内丹与外丹共同的经典。《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并没有直接属名,而是在书的最后写了一节,既写了自己的经历,又用廋词(即一种隐语的方法,类似猜迷)隐入了自己的姓名,其词说:

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敷陈羽翮,东西南倾。汤遭阨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各相乘负,安稳长生。


委与鬼为邻为“魏”;百世一下为“白”,遨游人间为“亻”,合则为“伯”;“湯”遭旱而无水,则为“昜”,“阨”之际,际即边,阨之边为“阝”,“阝”与“昜”合为“陽”;“柯”失其华容,则去木为“可”, “可”相乘为“哥”,负为“欠”字,则合而为“歌”。四字相合为“魏伯阳歌”。

《周易参同契》历代作注者很多,隋唐时期外丹术盛行,唐代出现的托名汉阴长生的《周易参同契阴长生注》、《道藏》容字号《周易参同契无名氏注》(据陈国符先生考证,上述两书均为唐代注本,今从其说)都将《周易参同契》作外丹经书解。五代时期内丹已经较为成熟,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秉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本义,只讲修丹的原理,并不偏重于内丹或外丹,或者说同时以内丹外丹共同的原理为《周易参同契》作注,故后人以为彭晓的注本最契合魏伯阳的原意。它融合内外丹学的注释,可以为后世内丹或外丹学者所同时接受和发挥,从而使彭晓的注本成为众多注本中最受人关注的一个注本。

两宋以后,内丹学盛行,外丹衰落,故两宋以后的《周易参同契》注本都作内丹解,宋代有储华谷注《周易参同契》三卷,抱一子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等,元代全阳子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上阳子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等,明代有陆西星《周易参同契测疏》,清代有陶素耝《周易参同契脉望》,等等。

 

三、葛洪所倡的金丹大道

据陈国符先生考证,《黄帝九鼎神丹经》东汉末在江东流传,张陵和左慈都得其传承。

张陵即五斗米道创始人,由于张陵自称天师,故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张陵传其子张衡,张衡传子张鲁,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后归降曹魏,并举家迁往中原,天师道遂在中原传播。天师道又号“正一”。南北朝时期已有此称呼,唐朝以来更盛。《全唐文》中载唐玄宗称“后汉张天师,教达元和,德宗太上,正一之道,幽赞生灵”。宋代,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册封张陵为正一靖应真君,此后多次加封均有“正一”道号,故天师道又称为正一道。

左慈字元放,收葛玄为徒,葛玄字孝先,得道后称太极葛仙翁。葛玄收郑隐为徒,郑隐字思远,收葛洪为徒,葛洪又拜鲍靓为师,鲍靓非常欣赏葛洪,并将女儿嫁给葛洪。葛洪传海安君,海安君传葛巢甫,葛巢甫开道教灵宝派,并追溯葛玄为灵宝派祖师。

上述传承中的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2003年抗非典的中药药方就有四个取自葛洪所撰的《补辑肘后方·上卷·治内病第十三》,其中的黄连解毒汤可以说是葛洪首创的药方。历史上一般都把葛洪看作是神仙家。葛洪一生提倡神仙思想,并把外丹作为实践神仙思想的途径。他关于神仙和外丹的思想都保留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中。

《抱朴子内篇》共20篇,是魏晋神仙道教的代表作,也是集魏晋道教理论、方术之大成的重要典籍。今人王明先生的《抱朴子内篇校释》是《抱朴子内篇》最佳校释本,研究《抱朴子内篇》必由此书入手。《抱朴子内篇》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神仙理论。《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用大量的理论和事实来论说神仙的存在及可学。神仙不仅存在,且有等级之分。按葛洪的理论,神仙分为三级,即天仙、地仙、尸解仙,“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1]

葛洪的成仙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成神仙就要“积善立功”。他说:“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2]又说:“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3]内丹修炼有“修德通真论”一说,与积善功而成仙的含义相近,从这里可以看出外丹和内丹的一个共同之处,即修炼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并不是仅靠一品神药,或一个修炼的方法就能成功的。修炼不但是炼身体,还要修功德,才能修炼有成。

《抱朴子内篇》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仙道方术。葛洪最推崇的方法是外丹的冶炼。葛洪对其他的养生修道方法如行气、房中、法术等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提出金丹大药才是成仙的根本方法。他在《金丹》篇中记载有丹法无数,而功效各不同,有的可延年,有的可治病,而最上品之丹可以成仙,共有九种。他说:

九丹者,长生之要,非凡人所当见闻也,第一之丹名曰丹华;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第三之丹名曰神丹;第四之丹名曰还丹;第五之丹名饵丹;第六之丹名炼丹;第七之丹名柔丹;第八之丹名伏丹;第九之丹名寒丹。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之害矣。

 

《抱朴子内篇》尚有《遐览》一篇,记述了葛洪收藏或听闻其名而未收藏的书籍名录,勾勒出了当时道书存世的大体情况。《遐览》共著录道书261种,1299卷。其中符56种,620卷。《遐览》收入的道书内容庞杂,涉及到了外丹黄白术、导引吐纳、房中、药学、占卜、符咒等。

 

四、南北朝时的外丹术——灵验与失败共存

南北朝时,帝王将相都热衷于炼丹和服食,不过炼丹成后,有验有不验。

《魏书·释老志》载:“天兴(398404,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

著名的道教人物,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也曾为梁武帝炼丹,则灵验,当然这个灵验不是成仙,而是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南史·隐逸传》载:“弘景颇即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的深入,对丹药的毒性有了认识。《北史·艺术传》载有丹成而不敢服的情况:“有张远游者,文宣时,令与诸术士合成九转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贪人间作乐,不能飞上天,待临死时取服。’”

 

五、隋唐的外丹术——皇家支持下的药用外丹术

隋唐以后,外丹黄白术发展到极盛的时期,但也在盛况空前中孕育着外丹术的衰落,而内丹术也在此时兴起。

唐代皇帝供养了一批专门为皇宫炼制丹药的道士,称“供奉山人”,是唐代外丹术盛行的主要原因。唐代制炼药金的黄白术也盛行,药金不仅可以充当货币,而且有西域所来的商人定购,用以外销。

唐代所出的外丹著作很多,有陈少微撰《灵砂七返篇》、《九还金丹篇》;楚泽编《太清石壁记》;托名郑思远撰的《真元妙道要略》等。还有专门记述炼丹药物的专著,如《金石薄五九数诀》、《白云仙人灵草歌》、《丹方鉴源》等,晚唐梅彪撰《石药尔雅》是其中的佳作,针对炼丹中药物之隐名、异名、一物数名、一名数物等混乱现象予以清理,成为道教炼丹文献中的重要工具书。

在唐代,外丹不仅仅被用来作为羽化登仙的唯一用途,也是治病的一种方法。被称为药王的唐代道士孙思邈于大业(605618年间所制“太一神精丹”,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砒霜治疟疾的良方,比欧洲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疟疾早了1000多年。《太清石壁记》记录了治疥癣、内痈的丹方。唐末《通玄秘术》总结了27个用于济世疗疾、辟寒除暑、绝谷休粮、取箭拔镞的丹方。

唐朝21个帝后(唐代共20帝,加则天皇后为21人)中,迷恋金丹服饵术者至少有11个,即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僖宗。死于服食外丹的皇帝有太宗、宪宗。因炼丹药不当而导致唐帝死亡而遭杖杀或流放的道士有柳泌、赵归真、轩辕集等。

虽然有因丹药死亡的人,但一味地认为外丹毫无益处只会害人,也不符合唐代炼丹服食的客观情况。如果没有益处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唐代皇帝崇信炼丹了。在唐代十一名服食外丹的皇帝中,也只有两位直接死于服食外丹。唐玄宗长期醉心服食外丹,不但没有被毒死,而且以高寿而终。此外,还有唐文宗服用丹药后病情得到控制的例子。

据《通鉴》卷二四四,大和七年(833)十二月条载:“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给文宗治病的郑注,“自言有金丹之术,可去痿弱重膇之疾”[4]。文宗服食了郑注合炼的金丹,不但没有像其他帝王一样被毒死,病情似乎还有所好转。这为我们重新审视唐诸帝迷恋服饵养生,提供了新的视角,说明只要丹药炼制得当,还是具有治病疗疾的功效的。

从唐代服食外丹的总体情况来看,外丹的服用已经与益寿和治病结合起来了。魏晋时期纯以成仙目标的外丹术,到唐代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唐代《通幽诀》说:“气能存生,内丹也;药能固形,外丹也。”也就是说,在唐代修道之人关注的是修道的效果,而并不在意修道的方式是内炼或是服食,而是把内丹和外丹都作为修道的手段。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内练方术从此时悄然兴起。于是出现了一些内外丹双修的修炼者,张果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张果生卒年不详,新旧《唐书》有传,其活动主要在北岳恒山,往来于汾河和山西之间。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召见,张果显示了他的异术而得到崇信。在京师一段时间后,张果肯请还山归隐,得到玄宗允许,封其为银青光禄大夫,并号通玄先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收入了张果的外丹著作《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详细讨论了外丹冶炼的药物、火候及方法。张果还流传有一些内炼和内丹著作,《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收有《太上九要心印妙经》,《云笈七笺》收有《张果先生服气法》。唐代如张果之类的内外丹双修者尚有苏元朗、孙思邈等。内外丹双修的修炼者的出现是外丹在唐代开始衰落,由显转隐的标志,而专事内炼或内丹的修道者在此之后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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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丹术的衰落和内丹术的兴盛

司马承祯是主张内炼的重要道教人物,其《坐忘论》是一部著名的内炼经书。唐末五代时期较早出现的内丹家和内丹著作,当是崔希范和他的《入药镜》。

最著名的有钟离权和吕洞宾两人,其实后世绝大多数内丹家的师承追溯上去,都会追溯到钟吕两人身上,以至于有道教学者认为:“今文献中留下姓字的两宋内丹修炼者约百人,其师派多数可溯源于钟离权、吕洞宾。两宋内丹无疑以钟、吕一系为主流,南宗与全真道皆源于钟、吕。”[5]由此可见,钟吕几乎是内丹的总源头。

南宋后至清代,内丹派别纷呈,主要的是东、西、南、北、中五派,另有伍柳派和隐仙派等。

南派为北宋张伯端开创,又称金丹南宗,在诸家之中开创最早,其丹法倡导先命后性,有清修法和阴阳法两套传承系统。北派为金代全真道王重阳所创,丹法为清修,倡导先性而后命。内丹中派由清代黄元吉所创,而上溯思想渊源于元代道士李道纯,以“守中”为丹法要诀。内丹东派为明代陆西星所创,倡导阴阳双修丹法,适宜夫妻双修双成。西派由清代道光年间李西月所创,也传阴阳双修丹法。

伍柳派由全真龙门派弟子伍守阳在明末所开创,为清修丹法,清代柳华阳对伍氏丹法进行整理和发展,后世称其为伍柳派。

明代道士张三丰,自称其丹法传自火龙真人,称为隐仙派,其诀法采阴阳双修和清修派之长。

 

七、最后一位外丹实践者——陈撄宁先生

在本节最后,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就是外丹与内丹的关系是显隐,虽然内丹在五代及北宋以后大行其道,外丹的显学的地位完全被内丹所取代,但千年以来,外丹的实践并没有完全消失。根据文献可以找到的最后一位外丹实践者是生于清末,卒于1969年的陈撄宁居士。他是那个时代修道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代表人物,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他对修道的最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仙学”的概念,并对内外丹以及道教的扶乩进行了实践。我们将用陈撄宁实践后的感想作为本书对外丹实践的看法。

陈撄宁(18801969),字子修,祖籍安徽怀宁。据其自述,其师父共有五位,北派二位,南派一位,隐仙派一位,儒家一位。他在道教全真龙门派为第十九代居士,道号圆顿。19121914年,陈撄宁曾花三年时间通读了《道藏》,成为中国少数几个通读《道藏》的学者之一。陈撄宁的理论著作主要保留在1933年创立的《扬善半月刊》和1939年创立的《仙道月报》中。1953年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19574月,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陈撄宁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6111月,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自此,陈撄宁长驻北京白云观,直至去世。

陈撄宁关于修道思想主要是提出了“仙学”的概念。他说:“我等今日是研究仙学,不是弘扬宗教”,“儒教释教道教而外,尚有仙教;理学佛学玄学而外,尚有仙学。”[6]我国自汉代以来就有“神仙家”一说,陈撄宁的“仙学”与之相近,认为仙学是宗教以外的一门学术,是一种养生修道而后成仙的实践,并认为“所谓仙学,即指炼丹术而言,有外丹、内丹两种分别。”“外丹与内丹,一个是在炉鼎中烧炼的,一个是在人身内变化的。”[7]他认为:“古来仙学精华,就寄托在炼外丹功夫上。后世学者因外丹功夫手续麻烦,非寻常所能做到,遂改从自己身中精气神下手,名为内丹。虽此内丹易于入门,但其功效稍嫌薄弱。”[8]在陈撄宁看来,外丹的效果是好于内丹的,但外丹的冶炼需要有大量的原材料、并要有很大的地方作为炼丹的场所,所以外丹的修炼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这并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得到的条件,所以外丹的式微是情理中的事。

陈撄宁经过多年的求师访道,又经过数年的资财积累,从1922年开始,联合四位道友郑鼎臣、黄邃之、谢季云、高尧夫,曾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外丹黄白术实践。但由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不得不从原住处迁出,以至于药材散失,同志流亡,外丹实践以中途中断而吿终。陈撄宁在对其10年的实践作的总结中说:“费十载光阴,并千百次试验之结果,只有两句话可以奉吿:‘红铜确能变为白银,但不免于亏本’。在外国人眼光中,或认吾辈为‘破天荒’的发明家,而在吾辈自己观之,则认为失败耳。”[9]这是因为“古人原料又贱,故能以点金术充实道粮。吾辈在上海生活开支,每月动辄需数百金,而材料起码需一、二千金方能办到。”[10]

但陈撄宁于实践后有了对外丹的新认识:“惟以多年苦心,并千百次之实验,证明古神仙所遗各种外丹口诀,确有可凭,决非欺罔。庶几不致被一般空谈心性、贱视物质之假道学先生所迷惑,是则万分不幸中之一大幸耳!”[11]

 


[1]《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

[2]《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

[3]《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

[4]《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十九》

[5]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613页。

[6]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7]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8]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9]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0]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1]吴亚魁:《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教》,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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