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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 （2010年 胡武功摄） 关于雍和，我想主要谈谈他的摄影。
雍和视摄影为工具。他说使用摄影工具是为了实现自己作一个城市的“文书”与“史官”的愿望，纪录上海，与上海一道呼吸。
为此他没有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停留在孤立的影像上，他更注重的是影像赖以存在的大背景、大环境、大现实、大文化。他把摄影与文字紧紧结合起来，左右逢源，以印证作品的历史性与真实性。
他跳出摄影的小天地，把影像推入寻常百姓的大社会，使摄影真正发挥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的综合功能。当30多年成为过去，以往的时空不再，回头看雍和的作品时，他拥有了一座城。
一个城市有千千万万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一座城市。雍和拥有一座城市！雍和用属于他的摄影方式拥有了一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当代上海。
虽然上海是东亚最早崛起的国际大都市，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40年停滞了，落后了。随着文革结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浦东大开发，带动了上海整体复苏和振兴。雍和与上海一起苏醒，从那时开始，他摈弃“艺术”，开始记录，一发而不可收拾。
上海一旦苏醒，就立刻充满躁动。她没有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却有着文化包容的基因；她缺少质朴的内核，却有着时尚的传统。时尚体现城市活力，是城市精神所在。这些触动了雍和敏感的视觉神经，在雍和90年代的大量作品中，我们看到，无论抵制空泛的“空洞主义者”，还是崇拜肌肉或嗜好“哈根达斯”的“新新人类”；无论使人联想起西方“朋克”的染发青年，还是后信息时代的初级权力者，雍和都鲜活、准确、生动地记录下他们在不同场所的个性化影像。
虽然染发、蹦迪、松糕鞋、露脐装，乃至酒吧、夜总会、洗脚房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城市男女在物质世界的沉溺相，但同时显现着特定生活方式激发出的人们对物质理想的追求。90年代后期雍和与王唯铭合出的图文书《游戏的城市》，珠联璧合地再现了十多年前大上海这座城市的内部风貌。
《游戏的城市》自序写到：“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是我们渴望的，我们生动而又迷乱地沉浸在这种变化里。”无疑，雍和们沿着自己的记录在作更深入的思考：面对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他们进一步发出质疑，甚至批判，他们呼唤着一种更健康的城市精神应有的质的变化。
雍和的照片不是一般的“扫街”能拍到的。他必须深入到城市内部，更要深入到人精神内部。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摄影人，走在街头，对着眼前的建筑与擦肩而过的人影随意拍照，美其名曰“自我观念的释放”。雍和说他根本不要看这皇帝新衣式的“艺术”及其理论。
雍和敏锐地拍摄体现城市活力的时尚，注重传达城市的精神。在他的作品里，有直白的记录、有幽默的调侃、有机智的嘲讽、有郑重的质疑，这应是所有以影为史者追求的文化境界。
人类社会的演变，使城市的“城”功能（军事防御功能）逐渐退位于“市”功能（商品交易、资本运营功能）。商业、资本等经济行为是城市演变、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改革开放最实质的内容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上来，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社会一次最根本的转型。
作为中国最大的趋向现代的都市，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是国人乃至世界所关注的，尤其是这个城市的经济行为。雍和深切地感到，上海的经济活动对该市市民乃至中国人的影响。所以，无论巨细的商贸金融事件与活动都是他关注的目标。我在和几位朋友编辑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画册时，看到雍和大批关于上海“市”功能活力的影像，感到这绝不是那些毫无责任感的摄影玩家所能拍到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于1980年4月正式发行“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卷”，这是一种替代外币在国内流通的人民币凭证。在历经15年后，于1995年1月停止流通。当1994年12月政府预告外汇卷将停止流通时，雍和意识到这一经济现象的历史性终结，他在一家银行拍摄了《外汇兑换卷结束》，以上海人的方式把外汇卷送入历史博物馆。
家用汽车对于广大国民来说可谓百年梦想，上世纪80年代上海率先举办小轿车国际车展，预示着家用轿车将真的走进寻常百姓家。1987年6月雍和拍摄了《国际车展》，形象地报道了全球20多个国家200多家公司参加的上海大型汽车博览会。
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拥有全球性金融机构，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也体现在招商引资的成果上。从1995年5月VISA国际金融抢滩上海到1996年底美国花旗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香港汇丰银行等46家外资金融机构迁址上海外滩，都没有逃脱雍和的相机镜头。
城市的活力来自市民的频繁交往。人际交往日益从家庭转至公共场所，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大趋势。交往时的衣着打扮，是体现城市时代感的显著标志。1983年雍和拍摄的《开放之初》，通过一群青年集体学练打领带，把我们带进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的年代（打领带对上海本不应该陌生）。这样的故事在雍和的《茶馆店》、《波特曼开业酒会》、《浦东第一家肯德基》等作品中都有展现。
上海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进步，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雍和的注意力。无论表现现代通讯的《大哥大》，还是表现现代交通的《上海地铁第一天》，抑或《最早的股票》都使我们看到上海从被改革开放激活到快速起步的过程。
当然经济发展和城市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城市“文书”和“史官”的雍和并没有回避问题。他的《三角债》、《败家子》、《股票大卖场》等等给我们留下经济变革与城市进步中的痛苦记忆。
显然，经济发展与城市进程中的痛苦记忆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折射着中国意识形态的冲突、胶着和角力的艰巨历程。
上海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培养了较为系统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准则。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型文化不仅是现代城市的魅力，也是上海的显著特色。在中国，所有现代意义的新东西，其中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思想、新艺术、新科技、新生活都发轫在上海。百十年来，中国人没有不得益于上海新文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新文化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甚至引导着中国。
但是，上海无法摆脱中国强势政治的干预。十年动乱，甚至更长时间的极左破坏，使上海在结束民族苦难后，也存在文化回归和复兴的旅程，这为雍和的记录摄影搭建了历史性平台。 雍和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自觉地把镜头对准发生在上海滩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天长日久，靠着顽韧与坚守，积累成如今的大文章。
从1982年拍摄的《革命歌曲大家唱》到1990年拍摄的《第一次摇滚》；从1992年拍摄的《又见圣诞夜》到2004年拍摄的《被叫停的人体摄影》，我们不但感悟到文化在上海复苏与回归的历程，而且体味到城市文化无限的魅力与顽强的生命力。的确，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只有关注城市文化，才能准确把握城市灵魂，才能真正拥有一座城市。
图文并茂是雍和上海记录摄影的显著特点，他的作品成为人们解读上海历史的可靠图本与文本。在研究雍和的图本与文本的话题中，我们看到的是摄影人的责任、忧患与进取意识。在“城市批判”中，我们讨论的是城市的新旧文化品格。旧城的保护与新市的建设；老宅老店老里弄的发展与大都市圈的规划；昔日黄包车的消失与高架桥上拥挤的私家车；肯德基、麦当劳的进驻与上海传统吃食的竞争；大世界游乐场与地域足球文化的兴起；无法回避的陈旧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视点上，我们的摄影家才加入到了都市群体构建并体现当代上海特色文化的行列中，进而保持自己的视觉青春。
作为城市的记录者和传媒人，我们必须意识到，城市诸多发展元素中，有政治、有资本、有文化、有精神。所有城市的人与事构成城市的文化生态，城市文化传统与变化结成发展的链条。这一切形成城市的内在精神，从而吸引了城市坚定的陪伴者和守望者。记录者和传媒人的责任与任务，在于沟通政治、资本、文化并帮助消弱和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摄影人及其工作必须与大众有关，与生活有关，与社会有关。惟其如此，我们的作为才能在广大的陪伴者与守望着中产生普遍的影响并得到他们的尊重。
雍和的摄影是用心叙述，用心反思，用心交流。他的作品是把上海的城市精神经过艰难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调停后的结果，因此是丰富的，立体的，记录的，真实的，是上海近30年演变的影像备忘录。我们由此获得的文化认同，正是上海逐渐形成的文化归属感。从中使我们感到记录影像的意义，在于对社会产生一种广泛影响的视觉氛围，它使人们在重新看待与认知城市的基础上，在既有的地理空间中获得继续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清晰、朴素和直接的精神导向力。记录摄影只有全身心投入到记录城市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在急匆匆的行走中找到自己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力量。
总之，雍和的摄影加上他配写的详尽的文字图说，显出了“史记”般的功能。因此，今后无论历史学家，还是人类文化学者，抑或城市建设研究者，想要了解上海，了解中国，雍和拥有的“上海”，都是不可不读的。 我以这样学者型的影友为自豪！ 开放之初 （1983年 雍和摄） 推销样水果 （2000年 雍和摄）摄 百乐门 舞厅 （2003年 雍和摄） 变性人 （2006年 雍和摄）
ABOUT I “胡说影友” 朋友，好像磁石吸附铁屑，抑或铁屑追寻磁石，相互粘连一起。甩一甩，有的分离了，有的还相依。 朋友，有酒肉朋友，有男女朋友，有嗜好朋友，有同道朋友。 30多年来，我交过许多摄影朋友。无论已分离的，还是保持联系的；无论用我的，还是相互吸附的，通过他们的为人和研读他们的摄影，我留下不少文字。如今其中一批人已经成为中国摄影界的大家，但我仍然保留着当年影友的记忆。有些朋友虽然只是摄影界匆匆的过客，但他们的初心跳动，也曾激活过我当年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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