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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是谁？他怎么了？他在哪？ 这样的追问，在网络上，正在发生，并且不断地被网友提及，而导火索，就是一篇《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兼答枪手孔庆东》的博客文章。 北大，中文系主任，孔庆东……众多的关键词吸引了网友的注意，而关于他们之间的“瓜葛”，也就成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 事件 旷新年疯了？！ 很多人这样质疑，包括他自己！在他的博客中，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旷新年，自称为疯人，并且表示“已经打过狂犬灵了”。 他将矛头对准了自己母校中文系主任温儒敏，以及所供职的清华中文系主任王中忱，他称孔庆东为“枪手”。“打击面如此之大，陷自己于不利的处境，旷新年的精神一定出离了平静”，在网上，大量网友对其精神状况表示担忧。 那么，在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旷新年在《疯人三书》中称，他的妻子是由孔庆东作媒，但是到后来，旷新年认为“作媒”实际上是一个阴谋。夫妻双方生活并不顺，“对于生活的观念南辕北辙”，旷新年称自己的每一个想法都会遇到障碍，经过几年挣扎后，便与妻子协议三年后离婚。未到三年期限，由于旷要到韩国高丽大学，便在清华递交了出国材料，但是，他要离婚的事却传到了北大温儒敏那里，出国不成，理由是家庭有问题。旷非常气愤，加上与韩国女友的分手，身体在精神和生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在博客文章中，旷新年感叹自己不仅撞了南墙，而且看到了死亡古怪的笑脸。“如果那些人不在后面捣鬼，当时我能够出国，我的身体就不会垮掉。如果我能够去国外挣一点钱，后来的日子就不致于那么惨无人道。” 他充满了自责，多次怨言自己太老实，太善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别人会对自己这么黑，这么恶，并且“黑得这么理直气壮，恶得这么兴高采烈”。“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莫明其妙的敌意里，本来像鲁迅所说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却还不够有想象力。”而在此同时，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他自称身体已经终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了。 孔庆东回应 “有人要收拾你，被我劝止了” 旷新年的公开信发布在博客上公开之后，本报记者向旷新年发出邮件，却一直并未收到其回复。致电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人员对于旷新年一事相当谨慎，避口不谈。 作为受到“炮轰”的孔庆东，是唯一出来正面回应的人，在给旷新年的回复信中，他认为旷新年最近的行为，是受到极大刺激之后的过份举动。旷新年把别人想象得太简单，把自己说得太圆满，而且总是拉一帮、打一伙，不是借用范智红来打压孙民乐，就是借用李杨来诬蔑韩毓海，自己好像一个把别人都看透的智者。 在被网友评价为比较理智的回复中，孔庆东表示，在旷新年去年“大骂”和“诬蔑”别人的时候，周围的人仍然默默在保护着他。甚至有人要收拾他，要诉之于法律，都被他劝止了。 而在作媒一事上，孔庆东也是操了不少心，“单说你前几年的婚恋问题，多少次我半夜收到你的万言信，给你做思想工作。你不求我，我会主动干预你的事么？我欣赏你的反叛性，但是你专门拣老实人来欺负，未免太不仗义了。如果用平常人的标准，你已经作恶多端了。” 不过，对于孔庆东的回复，旷新年却是非常不屑，甚至很愤怒，他在贴出孔庆东的回复信时，也直接作了回应，称愿意为自己所言所行承担一切法律和道德责任。他同时表示，公开信本来只是在友朋之间流布，给朋友们一个解释，也给我自己的生命一个交待，孔庆东却污蔑自己在造谣，甚至‘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已经触犯了法律’，“那我只好公诸于天下，以正视听了。” 旷新年旧友： 他是一个老实而偏激的好人 “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秋荣的第一句话就是念叨旷新年的好。199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杨秋荣，在北大读研期间与旷新年来往颇多，旷新年经常吃完饭后，时不时会到他所在的47楼1032号寝室聊天。 对于旷新年最近的事情，作为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的杨秋荣，感觉到并不是太吃惊，“北大的关系很复杂”，而此次旷新年精神的失态，他认为和旷精神的极度压抑有关，“离婚，女友又离他而去，出国受阻，老旷显然是受刺激了，他在清华工作，实际上也是非常压抑的。” 杨秋荣回忆当初和旷新年的接触，旷新年的思想比较偏激，比如他对钱钟书的评价很低，甚至不值一提，这等性格的人物，中国古代谓之“畸人”。在实际生活中，很难以处世，也容易落入权势者的打击和陷害。 “旷新年的声带不怎么好，声音沙哑，音质发瘪。他要当大学老师，若是讲课时间久了，估计情形不大妙。其实他是更适合呆在北京社科院这种科研单位的，他去清华中文系任教，究竟是好是坏？得多失多？从这次事件来看，算是有答案了。” 对于杨秋荣精神刺激之说，记者连带旷新年最近的博客文字以及公开信，递交给了一位心理咨询师，由于涉及名人心理诊断，袁姓医生并不愿意公开姓名。他从文字中分析，旷新年的逻辑非常混乱，怀疑周围的人对其都怀有敌意，并且将众多的事情予以联系和假想，有患有妄想症的可能。“从他在韩国的文字来看，虽然关注点有所转移，但是，愤怒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语仍是经常出现，旷新年应该在诅咒无聊与肮脏时，正视自己心理问题并予以疗养。” 专访学者摩罗 大多数高校的情形比清华更糟糕 知道：作为和旷新年同辈的学人，对于最近的旷新年事件你如何看？ 摩罗：我草草地看过他的公开信，旷新年实际上并没有讲太多具体的事情，从他所营造的话语氛围来说，其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高校的恶政化，比如一个中年学者的被压抑之后的无能为力。 知道：你曾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适用？ 摩罗：中国高校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办得过于糟糕，过于行政化，教书之人能发挥的东西太少，我也在高校也呆过，其实比旷新年所在的环境更加糟糕，旷新年所处的环境，是中国高校中最好的。在有些地方高校，实际上更加没有个人空间，完全官场化的运作。至于这个问题是否存在解决的可能，我并不乐观，高校的利益牵制以及非独立性，都使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盘根错节。 知道：从旷新年一事来看，能否说高校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处在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摩罗：我已经8年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了，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没有知识分子。大家都要靠体制吃饭，即使你有独立的思想，但是你却还是和体制选择了合作，去顺从他，比如面对这样一个完全行政化的高校，大多数人呆在里面只有去争取一个科研课题，谋一个主任当，谋一个出国的机会，大家都这样，被利益牵着走，被主流势力牵着走。旷新年事件当中，实际上也是存在很多的个人恩怨以及利益分割，比如旷新年提及比较多的出国、评职称，如果一个学者不能摆脱这些东西，更不用去谈以独立之思想来为文、为学，他们还只是被压在物质层面。 知道：对于当前的学界，你很悲观？这种情绪来源于哪？ 摩罗：来源于不可为，来源于无能为力，既然是这么一个体制，知识分子就什么都不是。我现在喜欢用“读书人”这个词，其实大家也无非是靠知识和学问谋取一份俸禄，得到一份生存资料，不用像农民那么辛苦，像下岗工人一样没有保障，只是免除了生存的困惑，仅此而已。我以前写文章对这个群体也寄予了很多希望，但是自己做不到，别人也未必能做到，大家都处于这样一种境遇之中，如果不能超脱出来，高校以及整个学界的境况并不会太好，事故也会不断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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