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伤寒论》学术界经常有“伤寒学”的提法，关于什么是“伤寒学”，也很少有人认真地界定，给人的印象是很随意的提出了这么个说法。不加证明，没有论据地随意提出某种说法、观点，乃至“学说”，这在中医学术界也算是司空见惯的的现象。本文也担当不了界定所谓的“伤寒学”重任，只是谈点粗浅的想法，供同道参考。
《伤寒论》是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撰著的。今人所见到的《伤寒论》是从《伤寒杂病论》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析出的，研究认为，今名《伤寒论》有可能是南北朝或隋唐间人所取。
[①]今人所见到的张仲景撰著的《伤寒论》，在中国医学史上是唯一的一部《伤寒论》，从目前的医史文献所见，还没有发现另有同名的中医学术专著。因此，在中医学术界只要提《伤寒论》，那就是张仲景撰著的《伤寒论》。
《伤寒论》虽然是后世从《伤寒杂病论》中折出的，其《伤寒论》的命名也是出自后世人，但就《伤寒论》三个字，却是准确地表达了论中条文意蕴和内涵，这就是“论伤寒”。
《伤寒论》就是“论伤寒”。就是论述“伤寒”的发病、脉症、辨证、诊断、治疗以及予后。若从《伤寒论》的源头讲起，《伤寒杂病论》就是“论伤寒与杂病”。
应当指出，在中国医学史上，“论伤寒”的人，不仅仅只是仲景一家；“论伤寒”的学说也不会只有仲景一派。
在仲景之前，可以上溯及“黄帝内经”时代---从《内经》的肇始，到西汉后期之完善，对“伤寒”的发病、脉症、辨证、诊断、治疗已有论及。
如《黄帝内经》中有关“伤寒”的的论述多散在《素问》的《热论》、《评热论》、《《刺热论》以及《灵枢》的《热病》、《寒热病》等诸篇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成为“伤寒”的经典命题；在治疗原则方面，提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而在论述具体治疗方法时，多是用针刺。
在现存世，1930年在甘肃汉代张掖居延郡尉遗址中出土的木简，其中一片记有“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今人称之为“伤寒方”。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 的东汉医简，记有伤寒、大风、伏梁等病名，今人称为《治百病方》；《难经》中提出“伤寒有五”，把伤寒分为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神农本草经》序录中，记载了包括伤寒、温疟、中恶、霍乱等30余种疾病。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
《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
《旁经》二十五卷；
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经方十一家含《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四十卷；
《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
《五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脏狂颠病方》十七卷；
《金创瘲瘛方》三十卷；
《妇女婴儿方》十九卷；
《汤液经法》三十二卷；
《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经方十一家，共有274卷。
与“医经七家”相比较，“经方”已有了自己的特点，说明西汉时代，医学已有了流派雏形。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虽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但从其中 “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演其所知”，也可以看出，当时不同于仲景一家之“说”的其他各医家之“说”的“承”、“演”和“顺”的相对稳定。
与张仲景几乎同时代（或略早一点）的华佗对伤寒另有见解，他提出：“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灸之即愈，若不解，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若不解者，止，勿复发汗也。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若病困，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
[②]今人已不确考此十一“家”都有哪些代表人物及其成就，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当时最为常见，最为多发、流行的伤寒的论治和方药则必是此“十一家”关注的重点之一。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曾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汉有华佗、张仲景。华佗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於畏恶，治之而瘥。”又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
至东汉末年，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是书虽系统地阐述了伤寒的发病、诊断、治疗与方药，并被后世人尊为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的奠基之作，但是，在仲景前后那个时代，在众多“论伤寒”的诸家中，当只是一家之言，或是影响最大的一家，决不会是唯一的一家。
仲景之后，经陶宏景整理的西晋时期葛洪的《肘后方》，关于伤寒，记载有不同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认识与治疗方法。
《外台秘要》引述了魏晋之后至唐代，许多今人已见不到的佚失方书，其中不乏关于“伤寒”的论述与治疗，如深师方、范氏方、集验方、崔氏方、张文仲方、许仁则方、刘氏方等。此反映出在仲景书还未得到广泛流传之前，医学对伤寒的认识。
在仲景之后，隋唐五代南北朝时期，由于《伤寒论》并没有得到实际上的流传，所以，《伤寒论》所论述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处于主流地位。可以认为，在那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些处于主流或非主流地位的，以治疗伤寒为代表的热病的理论和法则。所以，孙思邈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
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使今人只见到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论述“伤寒”的学术典藉,这就是《伤寒论》。在中国漫长的医学史上，仅留下一部系统论治伤寒的专著，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排除在中国医学史上曾经有过更多的关于论治“伤寒”的专著，只是由于二千年来，历史变迁，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战争兵燹,水火灾害等，而湮没于世；另一方面《伤寒论》能够存世，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伤寒论》及其折出之前的原型----《伤寒杂病论》，以其系统性，创新性，实用性，临床验证性的优势得到历代医生的喜爱，从而在民间得到更多人的收藏，此正如孙思貌所言：“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正因为“秘”，所以才有“藏”的可能；因为“秘藏”，所以才能够虽不流传，但却能得以“保存”。因此，《伤寒论》虽然在历史上几经隐显分合，但最终得以流传下来。它的流传，显示出它自身的实用价值和学术生命力。
至宋代治平２年林亿、高保衡等校勘《伤寒论》之后，《伤寒论》才逐渐彰显出它在医学中的地位，并得到流传的机会。可惜，林亿、高保衡等校勘的《伤寒论》未能得到持久的流传，至南宋时已流传不广，至明代万历年间，已少见于世。
《伤寒论》未能得到持久、广泛的流传，不能说世间没有伤寒病的流行，更不能说明世间没有论治伤寒的理论与方法。
《伤寒论》真正得到广泛流传，并真正成为中医学术的显学，则是借助于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于是，至宋金以后，在医家中研究《伤寒论》才成风气。
其中有一些医家是在学习、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在临床上探索治疗伤寒的方法、方药，在理论上重新认识伤寒的发病，总结治疗伤寒的新思路.
这些医家共同的特点是在《伤寒论》理法方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悟，创造性地诊治伤寒，在诊治伤寒的实践中，探索治疗伤寒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治法，新方药。有人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对《伤寒论》的补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作为一部专著，其他人是无法进行补充的。实质上，他们探索的方向主要是对伤寒病的新认识和新的治疗方法。
如韩祗和认为伤寒发病始于阳气郁结，他重视阴阳虚盛辨证，提倡随天时气候阴阳消长，调整处方用药。按春夏时节变化，逐步减少温散力而酌增药物的清解力。他对张仲景麻黄汤和桂枝汤的辛温发汗方法，提出不同看法，他而于汗法、温法中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创用辛凉解表之法，善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伤寒微旨论》书中载四十余首方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仲景方只强调了三个承气汤。另外，创立的温阳退黄的方法和方剂，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又如庞安时特别提出伤寒的病因是“寒毒”。他说：“素问云，冬三月，是谓闭藏，水冰地裂，无扰乎阳。又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是以严寒冬令，为杀厉之气也，故君子善知摄生，当严寒之时，周密居室而不犯寒毒。具有奔驰荷重，劳力之人，皆辛苦之徒也，当阳气闭藏，反扰动之，令郁以腠理，津液强渍，为寒所搏，肤腠反密，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矣。其即时成病者，头痛身疼，肌肤热而恶寒，名曰伤寒。”又曰，“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唯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发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又须随证增加知母、大青、石膏、升麻辈取汗也。”庞安时强调了伤寒发病是感着著寒毒”，且与素体禀赋、四时气候、地域关系密切。其学虽源于仲景，但却不泥于仲景。
刘完素从研究《黄帝内经》入手，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的观点，认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都可以化生火热病邪。他根据《黄帝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论述，认为外感初起，多是怫热郁结，虽有表证，但若用辛甘热药发散，可有发之不散，反使热病笃热之虞，严重者，可有发黄、惊狂之变。他认为，只有应用辛凉、甘寒解表之剂，才能表解热退；并创造性地提出治疗火热病应用辛凉解表、泻热养阴等原则，一改以往用辛温法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他创制的凉隔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双解散等，已被后世临床验证是疗效极佳的方剂。
刘完素治疗外感热病，不同于仲景《伤寒论》“先解表、后清里”的传统治则，而是强调表里双解，这既是医学理论的创新，同时又是不同于《伤寒论》的伤寒学发展。
通过上述对韩祗和、庞安时、刘完素关于伤寒病的医疗实践和理论建树的简单回顾，纵观中国医学史，可以认为，自《黄帝内经》以降，2000余年间，医学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伤寒”的再认识和新探索，从而在中国医学史上，形成了庞大的“伤寒病学”或“伤寒学”。
什么是伤寒学？一个极简单的方法是把“伤寒学”与“温病学”并列对举加以认识。温病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温病学是研究温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和预防方法的一门临床基础学科。它的目的与任务是：阐明温病的病因、发病、病理变化及其转归，以揭示温病的本质，研究温病的诊断方法、治疗和预防措施，提高中医医疗水平。
[③]若借鉴温病学的定义，为伤寒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这样表述：伤寒学是研究伤寒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和预防方法的一门临床基础学科。它的目的与任务是：阐明伤寒的病因、发病、病理变化及其转归，以揭示伤寒的本质，研究伤寒的诊断方法、治疗和预防措施，提高中医医疗水平。
《伤寒论》是庞大的《伤寒学》体系中的一支根深叶茂的主干。必须指出，《伤寒论》虽然是“伤寒学”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或最主要的内容，但《伤寒论》决不是“伤寒学”的全部。所谓“伤寒学”,虽然包括《伤寒论》的内容与方法，但决不等同于《伤寒论》。
因此，把《伤寒论》称为“伤寒学”或“伤学”是谬误的,是对中国医学史的扭曲。
宋金时代以后，历经明清，乃至当代，还有一批医家对《伤寒论》这部书进行训诂、考证、注释、诠解，包括对作者张仲景的研究，对《伤寒杂病论》的传本分合的研究，对论中的条文进行集注、方药疏证等；不论是逐条诠解，集各家之注，还是所谓的“类证”“类方”拆分组合，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读懂或是自己读懂《伤寒论》这部书。
如成无己对《伤寒论》全文注解，方有执“重考修辑”，“移整若干条，考订若干字”，对《伤寒论》删削移整，改订编次，按他自己的理解，对太阳篇改订为“风伤卫”、“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又如林澜按自己的理解把太阳病分为若干证，沈金鳌、钱璜等按症状对《伤寒论》条文进行分类，柯韵伯尤、在泾按方分类，对条文重新进行编排等；近代，为教学需要，编了很多《伤寒论》讲义、教材等，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伤寒论》这本书。
同时还有一些读《伤寒论》的体会与心得，以及资料性的归纳与总结，如治水五法，治咳八法之类，其中也包括理论上的启发与心悟。这些工作的目的从主要方面讲，并不是在研究怎样治“伤寒”病，而是研究《伤寒论》这部书。更多的是为了从《伤寒论》中得到教益，学习张仲景先生的辨证和用药思路与方法，是为了提高医生自身的医学理论和临证水平。
以伤寒病为对象，研究伤寒病与以《伤寒论》为对象，研究《伤寒论》是二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它们之间有联系有交叉，但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伤寒论》这部书对中医学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极重要地位，所以，千年来，医家从未间断过对它的研究，代有著述，从而逐渐地形成了关于《伤寒论》这部书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伤寒论》学”。“《伤寒论》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伤寒论》这部书。
此如同“《红楼梦》学”一样，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先生不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他们研究的只是这部大书内的社会文化背景，人物性格特点，人物之间的关系，写作手法，时代习俗，或者考证书中人物原型以及想象中的一些附会，或者研究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等等。这在文学研究领域，称之为“红学”。“红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红楼梦》这部书。
如果象有些人那样，把《伤寒论》这部“书”，称为“伤寒学”，那么，杨继洲《针灸大成》这部书，能称之为“针灸学”吗？吴有性的《瘟疫论》这部书能称之为“瘟疫学”吗？同样，《黄帝内经》也是一部专著，用同样的逻辑，又应当称之为什么“学”呢？
今人所说的“温病学”和所见到的“温病学”讲义或教材，是近人在深入研究明、清时代若干关于论治“温病”专著的基础上，如吴有性的《瘟疫论》，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薜雪的《湿热病篇》、吴瑭的《温病条辨》，以及章楠、王士雄、余师愚、陈平伯等清代温病大家的著述、注释，吸收、消化、融合了各家关于温病的发病思想、传化理论、病机辨证、治疗原则、用药方法等等，形成了关于温病的系统理论和治疗大法，从而构建起温病学的概念、理论、原则与方法。
与“温病学”对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所谓的“伤寒学”，并不是真《伤寒学》，而只能算是并完整的“《伤寒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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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32
[②]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九·伤寒方·上
[③] 杨进主编．《温病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