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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封:金石学的发祥地

 光头姚02llsm2q 2018-06-28

禽形敦


金石学是一门以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既是考古学的前身,又是历史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的拓展,金石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清代以来,人们对于金石学历史的研究日渐兴盛,但仍不及北宋开封。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一文,在总结兴起原因的《城市经济的繁盛和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一节中,涉及开封,但仅提到大相国寺卖拓片而已,远未能揭示开封在金石学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大作用。本文就此作一论述,以就教于学界。



像任何学术门类一样,金石学自有其产生、发展、变化过程。金石学的源头,一般可以追溯到汉代,但其真正的开端,学界公认是在北宋时期。


早在清代,学术大师钱大昕就指出:“金石之学始于宋,录金石而分地亦始于宋。”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进而认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金石学从最初的发端到形成一门新学问,经历不足百年,也就是说,金石学发端并完成于北宋时期。按王国维的说法,近代金石学虽称发达,实际上沿袭的是宋代成法,在不少方面并不如宋代,即意味着宋代金石学最鼎盛。


及至当代,不同学界对此也达成共识。如考古学界人士认为:“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史学界人士认为:“宋代,中国史学中的史料学获得了重大发展,将文献向竹帛纸本以外的方向扩展,将刻有文字的铜器石碑等物纳入史料范围,且当作一种学问进行研究,于是在史学学科下诞生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金石学……尽管宋代之前已经有人对金石材料作过利用和讨论,但都比较零星散乱,不成学问。宋代兴起的金石学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对历史学范围的拓展有重要意义。”历史文献学界人士认为:“对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对我国古代碑碣刻石的收集、著录与研究,称作金石学。这一专门之学创建于宋,是宋人对历史文献学的重大贡献。”


总之,金石学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是宋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诞生绝非偶然,与宋政府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经历了自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宋代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要长治久安,必须重建以礼乐文明主导的统治秩序。于是,一方面大量选拔儒士充实到官僚队伍中,取代地方和行政岗位上的武将,改变统治集团的结构和素质。“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一方面大力倡导儒学,尊崇经典,恢复礼制,诸如完善科举制度、兴建学校、征集古籍、编纂大型类书等就是典型表现。具体如对钟鼎、碑刻等古物、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则是汲取远古的元典基因,以便正确理解儒学真髓,弘扬传统文明。


作为北宋首都,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际大都会,代表着宋朝文化发展的繁荣及高度。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性质决定了其品质,开封文明昌盛、人才密集、生活优裕、思想开放,学术发展因而到了一个黄金时期,滋生分支如雨后春笋。


宋刻十卷本 《金石录》 书影


宋真宗时期,国家走向太平盛世,享有“咸平之治”的赞誉。而此时的开封早已是金碧辉煌、文风大盛了。


太平盛世的一个表现,就是发现一古代铜鼎并对其铭文予以破解。据《真宗皇帝实录》记载,咸平三年,乾州(今陕西乾县)发现一件古铜鼎,遂运到开封献给皇帝:“乾州献古铜鼎,状方而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诏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镐验其欵识,以为‘史信父甗’。”这是在首都开封集中朝廷力量进行的学术研究项目,首次辨识其21个金文,确认为“史信父甗”。甗音演,是古代蒸煮用的炊具,上下两层,中间有箅子。


这项研究的成果,首先是辨识文字,然后根据先秦典籍考证认定器型是甗,最后命名为“史信父甗”。学术以外,他们以获鼎吉祥且其中有“以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句,属于祥瑞,提出政治意义是预示着国家永久无疆,请求将此事载入史册以示纪念并传之于千秋万代。宋真宗自然欢欣应允。


在这支研究队伍中,有两位主要人物成为金石学的鼻祖。句中正,时任直昭文馆,是文字学家,其“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杜镐,时任直秘阁,是经学家和目录学家,“博贯经史”,“博闻强记”。他们按各自特长组合形成了新的优势,完成了皇帝下达的研究任务,由此开创了金石学的先声,而且对整个学界具有引导、号召作用。


毕竟是官方首次对金石学的实践,这项研究成果难免有不足之处,这些是金石学进一步发展后逐步发现或提出疑问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当时没有对此器铭文明确断代,只是笼统认为属于三代之物;其二,对其“史”字释文,数十年后的宋仁宗时期的古文字家、国子监书学杨南仲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史’当读为‘中’,音‘仲’。”至金石学的鼎盛时期清代,质疑之声更多。如学者叶奕苞言:“予按《墨子》:‘夏后铸鼎,四足而方’,则此甗为夏商之器。当时人多以伯仲、甲乙为号、未常有史姓者,杨说近之。”一是指出断代应为夏商,二是接受杨南仲的观点,进一步论证“史”字当为“中”。清初学者倪涛在其书学著述中将其重新命名,为“周仲信父方甗”,则是将其断代为周,而且认同了杨南仲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有待专家判断,即使句中正等有错误,也不能抹杀其历史功绩。该甗此后收藏于秘阁,欧阳修任校勘时,常阅于秘阁下,遂成纪念性展品。


《啸堂集古录》书影


宋真宗以后,经过科举选拔的宋代士大夫群体以及特色已经形成。这时的士大夫品位高远,功力深厚,学问精湛,疑古创新思潮流行,不再满足于传统学问的路径,不再满足纸质书本提供的资讯,转而指向以往不为人注意也不认识的金石文字。至宋仁宗时期,宋代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许多士大夫在金石学这个新领域里投入了很大热情,把古代器物及其文字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涌现出一批专著和代表人物。北宋金石学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撰写于开封或是在开封奠定的资料、知识基础。


对金石学研究有开创之功的是刘敞。他是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宋仁宗嘉祐五年,在开封担任知制诰的刘敞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此地先秦文物极为丰富,他收集到不少先秦古器。刘敞收集这些器物不仅是为了收藏、欣赏,主要是为了研究,初步考证辨识出其中半数以上的古文。他深刻认识到,对古器物上文字的破解有助于弥补古史记载的不足,于是将其文图摹刻于石,以待更多的学者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于嘉祐八年八月返回朝廷在开封任职前后撰成有图录、铭文、说及赞的《先秦古器记》一卷。可惜目前此书已佚。


与其同时闪耀的金石学双子星座,是学者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他不但开创一代文风,在史学方面也成就卓著。文史大家自然多有收藏,尤其热衷于收集历代金石器物。他晚年自称“六一居士”,即包括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等。嘉祐八年,欧阳修编成《集古录》(又名《集古录跋尾》)10卷,是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多篇,遂成学术史上现存的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由于该著选题新奇,引领风尚的欧阳修地位又高,所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其促进作用即在士大夫中推广金石学。该书初稿完成于嘉祐后期,陆续修订、增补与治平年间。而自宋仁宗至和元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13年间,欧阳修一直在开封任职,也就是说这部书撰著于开封。

接踵而来的是一部金石著作,即吕大临的《考古图》10卷。吕大临是著名经学家,著《考古图》的目的即为了研究古礼。书中比较系统地著录了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器物,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都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尽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如其中23件明确标记“得于京师”,1件标记原收藏人为“开封刘氏”。该书完成于元祐七年,吕大临此前一直在开封任职,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之所以能见到如此多的金石古器,得益于京师这一文化中心,不仅朝廷收藏丰富,在开封居住的士大夫也多有藏品,此即他所说的“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否则是难以见识如此多的器物并完成这部书的。《考古图》也是开封的产物,为古代青铜器、玉器的著录体例、分类与考证开了先例。


一位博学多才的士大夫李公麟也推进了金石学前进,标志即其《考古图》(又称《古器图》)5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名气很大,地位很高。但在正史中,其事迹、地位并非绘画,反而称他“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云”。在《宋史》本传中,他的主要事迹实际上是金石学。他热衷于收集夏、商以来的钟鼎彝器,考定其世次,辨认其款识。只要听说有珍贵古器,不惜千金也要得到。宋哲宗绍圣末年,朝廷得到一方玉玺,正是他以渊博的金石知识力排众议,确定为秦朝李斯篆书的皇帝传国宝。就其列传所载事迹而言,他几乎就是个专业的金石学家。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天下传之”,以至于有宋人认为:“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彛之学,实始于伯时”。该书出版后传遍全国,影响广泛,对金石学的传播与发展贡献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彛之学,实始于伯时”并非没有根据。李公麟出身于官宦人家,其父李虚一曾在开封任大理寺丞,喜收藏书法名画。李公麟熙宁三年中进士,为中书门下省删定官,后官至朝奉郎,“仕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元符三年因病告老还乡。由于《考古图》失传,创作年代和地点不详,但他的父亲和他均长期在开封生活、任职,许多金石鉴定和研究是在朝廷中进行,至少可以认为是京华文明熏陶成就了其金石学的地位。


著名学者黄伯思元符三年进士及第,宋徽宗政和中官至秘书郎。他生逢金石学发展的盛世,“在馆阁时,当天下承平无事,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舆地图,集鼎彛古器,考订真赝。公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皆自以为莫能及也”。因著《博古图说》11卷,“凡诸器五十九品,其数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数二百四十五”。在开封担任秘书郎等职务时,朝廷正粉饰太平,倡导研究古器,他如鱼得水,有机会接触大量珍贵文物和史籍,最终成就了《博古图说》。不仅如此,他与开封的关系实际更深远,这要从其祖父黄履说起。黄履是宋仁宗嘉祐年间进士,27年间一直在开封。而黄伯思一直跟着祖父生活到20岁。在其40岁的生涯中,大多数时间是在开封度过的,最终于政和二年卒于开封。因此可以得出黄伯思的《博古图说》等金石学成就是开封产物的结论。


如果说黄伯思的成果得益于职务的话,那么另一位金石名家赵明诚则完全是私人爱好和个人行为,更具民间性,反映的是金石学的普及。赵明诚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赵挺之的第三子,是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鉴赏家及古文字研究家。代表作《金石录》30卷,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被称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赵明诚自幼即喜爱金石:“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并受欧阳修《集古录》影响,力图再写一部专著。20年间,他收集的范围“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可谓广泛,但主要还是得自开封。他的青少年时代基本是成长于开封。其赵挺之元祐元年入京为秘阁校理,迁监察御史,元祐四年五月,出京任通判徐州。至晚在元祐六年十月回京,为国子司业,一直到大观元年罢相,5天后即去世。由此可知,赵明诚至少在自6岁至9岁、11岁至26岁期间,应当是随其父母在开封生活、学习的。他20岁左右在太学读书,崇宁四年十月授鸿胪少卿,大观元年赵挺之罢相去世后,被株连出京。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才可能“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正如其妻李清照所言:“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更多的藏品来自他和妻子的搜集、购买。当时全国最大的定期市场位于开封城区中心的大相国寺,成为他们的流连忘返之地,在无所不有的市场中,赵明诚夫妇如鱼得水,淘得许多拓片:“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在这个书画、古玩市场收集的碑文等奠定了赵明诚金石藏品的基础,从而立下了“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录》经李清照整理完成于南渡后的绍兴二年,但其基础无疑奠定于开封。而拓片买卖的市场化,则表明开封存在着较大的消费群和相应的制作者、贩卖者,意味着金石研究的普遍化。



宋徽宗时期,金石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标志之一是朝廷与民间互动,掀起了一场高潮。民间的、个人的研究上文已述,北宋时期总结性的金石学成果,仍由朝廷完成,此即《宣和殿博古图》。此书不但是研究在开封的藏品、在开封编著,主编也是开封人。


宋徽宗时期,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朝廷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从民间搜集古器运动。大观二年,议礼局详议官薛昂上奏:“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今朝廷欲订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诣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省议礼局。其采绘物料,并从官给,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骚扰。”奉圣旨依所奏。


在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各地政府不择手段地搜刮文物,源源不断运往开封,充实皇宫。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6000余件,宣和年间则有万余件。


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全国性的文物征收运动,连偏远山区光州的文物也遭地方官的巧取豪夺。其重要影响,可以列举有五:一是使古器价格暴增,文物市场畸形发展。二是古墓等地下古迹惨遭大规模破坏,考古学的初建,竟是以毁坏文物为代价。三是开封因而成为文物最集中之地。邵博记载:“宣和殿聚殷周鼎钟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四是有效推动了学术发展,使得当时的学者底气大增,通过对实物、文字的研究发现了古代著述的某些失误与浅陋。五是极大促进了金石学以及礼学发展,朝廷的礼乐制度和设施因而也更加接近古典,超越前代,起到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作用。如蔡绦所说,研究过如此丰富的钟鼎彝器后,“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钟,而后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获被诸制作。于是圣朝郊庙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对这些金石文物精品的研究随之展开,《宣和博古图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学术产物。


《宣和博古图录》30卷,由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开始于大观初年 ,完成于宣和五年之后。书中整合了以前的相关著作,如形式“乃效(李)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而且全文收入了黄伯思的《博古图说》,属于官方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共著录皇宫宣和殿收藏的历代青铜器精品839件,分鼎、尊、彝、镜鉴等20类,均按时代编排。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本及释文,并记有器物尺寸、重量与容量。有些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姓名,并有对器名、铭文所作的详尽说明和考证,是金石学以及青铜器考古研究的重要入门文献。编纂者王黼是开封府祥符县人,崇宁进士,官至太宰,其“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是著名佞臣,因时任宰相,故领衔主编,属于职务行为。《宣和博古图录》部头大,又是皇帝与宰相主持编纂,显然是官方对金石学的权威总结之作。关于此书的地位价值,后世如清代四库馆臣评价该书道:“然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具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辑之功,亦不可没。”其虽然考证不精,但收集之功不可抹杀,而且精确地临摹了古器及文字,保存了大量宋以后遗失器物的形状、款式,使其形制之真、纹饰之美、工艺之实传于后代,功劳甚大。至此,中国金石学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实物收藏方面,都在开封完全确立。


金石学是太平盛世文明昌盛的产物。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皇家的政治需要和社会的文化需要,呼唤学术向精深延伸,历史血脉向远古追溯,金石学应运而生。开封地处黄河冲击平原,四面无山,土薄水浅,不像陕西、洛阳那样土厚水深便于墓葬。而钟鼎、碑刻等历史文物通常出自于古代墓葬和山区,但当地缺乏研究条件和学者。开封不是出金石器物的地方,但后天实力却极为雄厚,最大限度弥补了先天不足。开封作为北宋的京师,是国家的中心,人文荟萃,“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开封文明的高度就是金石学的高起点。作为近代城市发祥地的开封成为创新平台,是引领潮流、创新事物的渊薮和文化、学术中心,集聚了全国的顶尖人才和珍贵古器,遂成为金石学的发祥地。金石学既是考古学、文献学也是古文字学、书法学,极大促进了历史学和文化的发展,这是开封对中华文明的又一贡献。既然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那么说开封也就是考古学的源头,自在情理之中。(来源:开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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