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们像是被每个时代遗弃的沙砾，尽管他们也在努力生活，却过的总是箪石瓢饮、居无定所的日子。和富人们“精致、优雅”的生活对比起来，穷人狼狈的生活样态令他们感到羞耻。好似一个人的价值因为他是贫穷的就该被全然抹杀掉。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单读作者王梆，在下文《贫穷的质感》中，讲述了自己来到英国后度过的拮据时光，以及她在救助机构结识到的同样贫困的人们。在一个中产阶级迅速萎缩的第一世界里，她意识到，贫穷的根源可能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根深蒂固的社会体制。一我的很多人生悲剧，大多是穷引起的。比如不舍得多放黄油，烤出来的蛋糕像土司；比如挑男友不敢挑贵的，挑来挑去都是《夜莺颂》之类的平装版；又比如总是下不了决心买电动牙刷，结果一次补牙，全副身家都献给了牙医，相当于五根电动牙刷加一顿伦敦诺丁山的法式大餐…… 对很多人来说，伦敦是 16 世纪皇家诗人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的城市：“London, thou art the flour of Cities all”（伦敦，汝是花中之王，众城之最），对我来说，它却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城市：“走在午夜的大街上，我听见年轻娼妓的诅咒碾碎新生婴儿的泪水”。
英国诗人 William Dunbar自从 27 岁离开报业，选择了自由写作之路，我就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刚到伦敦的第一年，更是一贫如洗。别人在 Soho 饮酒猜马玩失踪，我在景宁镇（Canning Town）的一个贫民区，和五、六个素不相识的火星人合挤一套巴西蚁窝。我的房间是一只玻璃窗加三块隔板拼贴起来的水晶棺，一张中间凹陷得不成样子的单人弹簧床即是它的容积。那张床治好了我的躁郁症，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上面反复坐下又站起来。 英籍巴西裔房东是厨子，虽然非常渴望减轻房贷负担，但在厨房里搭隔间出租这种事，却如论如何也下不了手，我们便赚了一个五平方米左右的公共空间。 那是 2010 年，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时代不同的是，除了露宿者和万圣节的恶鬼，街上已见不到半丝褴褛，连我们这些苦逼的伦敦漂，也会想方设法在慈善店淘几套返工的行头，3.29 英镑（当前汇率：1 英镑等于 8.52 人民币）的 Top Shop 裙子，4.99 英镑的 Next 外套（若遇上换季，还有半价，感谢过剩的消费主义和它衍生的回收产业），基本上只差一顶卓别林的圆顶礼帽，就够得上衣着光鲜。 尽管如此，吃饭时不小心偷窥到对方的碟子，还是一眼便能探出窘相来：我吃 3.25 英镑一大袋、每袋能下 20 碗面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对面两位长得像双胞胎的俄罗斯女郎吃土司刮黄油，或者黄油刮土司；巴西房东则吃 1 英镑一大罐的酸奶。他还不时向我请教如何做中国菜：“我的儿子在学跆拳道。”仔细揣摩中国菜和跆拳道之间的关系之后，我慷慨地向他传授了我的素面谱。 经常有人半夜三更溜进厨房，像盗墓者般掘地三尺，然后捂着半打廉价饼干潜回卧室。楼下某位消失的疯子，通常也在此时神秘地重现，站在鸭掌般肥厚的雪地里，坚信自己是永不融化的雪人。 伦敦漂们挤成油渣住在一起，并非就一定能侦查到对方的底细。比如我，对外宣称自己是专栏作家，收不到稿费的时候，也不得不做些全然不靠谱的事儿来填补牙缝：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为 Channel 4 偷拍华人妓院翻译姐妹们的日常对话，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遇到哪家妯娌腰酸腿疼，便摇身一晃成了“中华神推”等等。
伦敦的贫民区景宁镇（Canning Town）有一次，我穿上了我的Sunday Best（一种做礼拜时才舍得穿的衣服），到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一栋高档住宅楼上门神推。那是一栋高端大气、有罗马回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穿着海军蓝制服的波兰门房毕恭毕敬地屹立一旁，腰板与廊柱平行。旋转楼梯用它那黑铁焊制的螺旋眼由上往下地打量着我，阳光从落地窗和天窗的汇合处摄入顶楼，我在光的芒刺中按下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 50 多岁的台湾女人，黑色开司米外套，齐膝窄裙，唇齿间含着一口闽南普通话特有的糍软，比电话里的声音还要甜，我为攀上这样的客户窃喜不已。然而脱掉衣服后，我的上帝却仿佛苍老了十岁，皮肤燥皱，骨节突兀，后腰和腹沟处布满了术后的疤痕。我端详着慢慢伏下身去的她，像端详着一只劳损多年、自动解除表链的瑞士表，不知从何入手。 “下次什么时候方便我再来？”推完之后我忐忑不安地问道。 “哦，真对不起，我正在考虑是否要去曼切斯特，或者其他的什么城市呢。”她一脸抱歉。 “曼切斯特？” “现在还没有定。我在这家做了五年多了，对他们的孩子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遗憾的是，孩子大了，我又多病，所以他们就把我辞退了。”她说完便带我参观了孩子们的房间。她按下电灯开关，像按下阿拉丁的神灯，那里面要什么就有什么。除了 35 英镑的按摩费，她又给了我 5 镑小费，她的面颊在丁零当啷的硬币磕碰声中微微泛红，我更愿意相信那是神推之后的效果。 一般客户给个 2 英镑或 2.5 英镑就很不错了，5 英镑简直是一笔善款，然而我却似乎开心不起来，旋转楼梯也像嘎然而止的旋转木马，瞬间失去了魔力。 二曼吉特·考尔（Manjit Kaur）是英籍印裔独立电影导演，拍过不少以街头露宿者为题材的纪录片。我们常坐在布罗克利（Brockley）公园的小山丘上，一边俯瞰鸽屎，一边呼吁世界大同，因此结下了单纯而幼稚的友谊。在光临了我那只有一张单人弹簧床的寒舍之后，曼吉特·考尔便发扬英国左派特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把我从景宁镇弄到了西豪恩斯洛（West Hounslow）。
西豪恩斯洛（West Hounslow）街景新房东是一位穿着纱丽、满脸愁容的印裔阿姨，我的新房间在一套 50 年代中叶修建的政府福利房（Council House）里，离希思罗机场半步之遥。外墙微裂，内墙发霉，马桶的蓄水声也十分恼人，幸好经常被飞机的螺旋桨声盖住。房租每周 80 镑，不包水电网费，比景宁镇的 65 镑全包贵一点，却是真砖实瓦，且间间阔亮。想到自己终于可以抛弃乔治·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的睡姿，我就心花怒放，仿佛一下子从 1993 年的九龙城寨穿越到了 2046 年。 睡姿恢复正常，却不一定就能睡着。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一架波音飞机撑着巨大的机翼从我的睫毛上振臂而过，将我唯一的绿植——一盘金钱树，吓得魂飞魄散。睡不着，我只好盯着墙上的霉斑发呆。 它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话说战后的工党政府为了实现“人人可栖居”的社会主义理想，为低收入者修建了海量的福利房，房租不但远低于市价，还有独立厨厕和公共花园等配套设施，英国人民如厕时再也不用披星戴月，洗澡时也不用兄弟几个在锡缸前一字排开，绝望地看着肥皂水卷起一层又一层的老泥。1969 年底，伦敦的福利房新旧加起来超过上百万套，豪恩斯洛虽属有色移民地带，也像亨廷登（Huntingdon）白人区的贫民窟一样，被列入了福利房兴建区，于是我的印裔房东便喜气洋洋地领到了一套福利房。 “把合理的房租交给政府，好过把疯狂的房租交给包租公和商业银行”——很长时间内，这似乎是英国人民的一个共识，所以私人租房的比率从 1961 年的 46%降到了 1991 年的 14%。2015 年出版的《住在伦敦》（Housing in London）里写道：“1980 年代以前，42%的英国人住在福利房里。在伦敦，享受福利房的伦敦居民超过了 35%。” 唐虞之治，总是好景不长，撒切尔上位不久便推出了福利房买卖政策（Right to Buy）。欲望，像美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克·布埃赫纳（Frederick Buechner）形容的那样：“是即将渴死的人迫切渴望的盐”。 政策一出，600 万房客中的三分之一，便以市价的 50%到 33%，兴高采烈地买下了自己租住的福利房，更多的富豪买主则怀揣着“即使不愁住，也不防用来出租”的居心。那些低于 5 万英镑贱卖的福利房，很快就被资本的炼金术（比如银行的房贷或次贷生财术）炒成了黄金。到了 2015 年，伦敦市内陆段好的福利房全都身价不菲，比如肯辛顿南一套1960年的两居室，便卖出了一百万英镑。 我的印裔房东也赶上了撒切尔的“好政策”，省吃俭用买下了一套福利房，并像其他人一样用来出租，再用租金还她家的商品房房贷。想来她那代伦敦人真幸运，因为有福利房在，商品房炒不起来，1970 年代伦敦的平均房价不过 4975 镑一套，1989 年以前伦敦的平均房价亦不曾超过 98000 镑，即使到了 1996 年，伦敦人平均花在房贷上的钱，也只占了工资的 17.5%，而他们的后代，比如曼吉特·考尔这一代，就没那么幸运了。 2016 年，曼吉特·考尔终于硕士毕业，成了一位正式的社工。然而福利房却所剩无几，商品房的均价被炒到了 656,874 英镑，就好像所有的伦敦漂一样，他拿出 60%的工资（Countrywide, Green Party 2016），租了一间比鸽子笼大不了多少的阁楼。 福利房变成私人出租屋，政府再也无整固外墙、清除霉斑的义务。像我的印裔房东那样省吃俭用的房东们，又不得不为子女们攒天价首期，哪有余钱整固外墙？估计这就是霉斑越来越鲜亮、几乎可以和恩佐·库基（Enzo Cucchi）的恐怖抽象画媲美的原因之一吧。
恩佐·库基（Enzo Cucchi）的画作Museo Correr我的室友是布莱克（Black）小姐，她租的那间房稍大且尚未长斑，所以比较昂贵，要 110 镑一周。尽管如此，比起伦敦市内动辄两三百镑一周的单间价，她已算踩到了狗屎。 从一位来自格拉斯哥郊区的美少女，到伦敦某大学电影理论系的翩翩学子，再到某流行疾病防治中心朝九晚五的病例管理员，布莱克小姐已孑然一身在伦敦漂了 20 多年，不但摆脱了让人求死不得的苏格兰口音，还将身体的占地扩宽了一圈，变成了一个地道的伦敦文职人员。 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布莱克小姐就出门了，赶早班巴士到西豪恩斯洛地铁站（或暴走四站路），然后坐地铁到伦敦二区，再转巴士到办公室，交通月卡 120 镑。那还是 2011 年，当时伦敦五区内高峰时段的单程地铁票是 3.60 镑，7 年后涨到了 5.10 镑，所以当年布莱克小姐过得虽然不太豪华，但也说不上绝望。下班后她会时不时到中产阶级大爱的Waitrose超市游荡，买些准过期牛排或一瓶放血价红酒，然后像《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的女主那样，满腹心事地拧开（换了我怎么也拧不开的）门锁，拎着大袋小袋，疲惫地走进厨房。 布莱克小姐对于黑白爱情片，或所有简·奥斯汀小说改编的电影满怀爱意，她还爱听古典音乐，只要她在，厨房里就会飘满仙女洗衣液和 BBC 古典音乐台的芳香，尽管她那台古董调频收音机，总是要挨一顿劈头盖脸的抽打才能勉强恢复正常。 百无聊赖的周末，布莱克小姐便会拉上我去逛里士满（Richmond），即当年弗吉尼亚·伍尔芙住过的那个区。可记得《时时刻刻》里伍尔芙的姐姐前来探访，伍尔芙请厨师准备姜茶：“我们还有姜吗？”“姜早就没有了，这几周市场上连姜的影子都没有！”厨师为主人的不接地气而气恼。“快，立刻出发，坐 1 点的火车到伦敦去弄点姜，应该能在3点前赶回来！”从当时伍尔芙住的贺加斯屋（Hogarth House），坐烟熏火燎的蒸汽火车到伦敦市中心，往返两个小时，却只为炮制一道“姜茶”，这就是里士满的气势。
弗吉尼亚·伍尔芙里士满不但拥有罩在玻璃宫里的稀珍热带植物，还有查理一世没来得及打死的各种猎物以及近 630 只野鹿。顶级名牌时装店配百年手工精衣坊，V 领花格羊毛衫配老年高尔夫爱好者，情侣们深情地依偎在刻着“吾爱某年某月”的榉木长椅上，细数着满池天鹅……“岁月静好”都不足以形容里士满的美，只有全英最贵的房屋税（撒切尔推出的一种按房产价值上缴的户头税）才攀得上它。 里士满虽美，我和布莱克小姐却什么也买不起，顶多在一间叫“保罗”的法国咖啡馆里喝上一杯热巧克力（当年是 3.25 英镑），再在河边听流浪歌手和乌鸦合唱几曲情歌，就差不多得坐上返程的公交车了。 一番舟车晕浪，直到又看见路标上的“豪恩斯洛”，我才总算活过来。比起里士满, 我更爱豪恩斯洛，因为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豪恩斯洛的露天市集上有很多“一碗一英镑” （Pound-a-Bowl，这三个字要连读，要吊嗓，还要拖音）——就是 1 英镑一脸盘的果蔬。 刚开始发现“一碗一英镑”时，我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一脸盘有八只红椒或三把香菜，七只柠檬或一把大白菜，四根黄瓜或十二根香蕉，八只牛油果或九只梨……通通都只要 1 英镑！世上怎会有这么便宜的菜呢？当我几乎要信耶稣时，才猛然发现这些都是批发市场的准过期菜，拎进厨房的一刻就开始速朽。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一碗一英镑”，它让我深深领会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真谛。 豪恩斯洛的露天市集，用滤光镜过滤一下，就是法国电影《天堂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u paradis）里那条鸡飞狗跳的闹墟。我经常在睡梦中长出象鼻，搙进那里的小吃摊，偷吃一种叫 Besan Ke Laddoo 的印度甜品。它金灿灿，圆乎乎，掺夹着杏仁的津甜，豆蔻的焦香，牛乳的腥骚……好吃得让人完全醒不过来。
电影《天堂的孩子们》剧照一到礼拜六的早上，露天市集中央的教堂门口就会聚集起两拨人，捣腾出两种惨烈的叫卖声。一种卖的是基督，一种卖的是包扎得像埃及艳后一样的廉价香水。两边摊主的喉咙里各装一只高音喇叭，誓死要在灵魂和感官之间斗出胜负。毫无悬念，香水摊主总是赢。那些香水，5 到 15 英镑一大瓶豪华装，像法国电影《被爱的人》（Les Bien-aimés）里面的穷美人玛德琳，招摇，艳俗，却能让整条破街蓬荜生辉。 三可惜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廉价香水。不同阶层的人有截然不同的嗅觉密码。比如在简·奥斯汀的时代，英国中上阶级（Upper Middle Class）就对平民百姓使用的“兽脂蜡烛”（Tallow Candles）十分反感，因为它是用猪油或牛油做的，燃烧起来有一股肉铺的油腥味，他们觉得这种气味很粗俗（vulgar）。 他们用的是蜡烛，一根蜡烛能烧 4 到 6 小时，一个年薪 10000 英镑的什么爵若办一场舞会，至少需要 300 根蜡烛，总计 15 英镑，相当于一个仆人一年的年薪。蜡烛点起来，还要用满屋的金框银镜来反射，味觉才能与视觉一拍即合。
“兽脂蜡烛”（Tallow Candles）今天，想解开中上阶层的嗅觉密码已非易事（除非你是寻血猎犬），毕竟，英国社会经历了两百多年频繁的罢工、女权和民主运动，早就蜕掉了显而易见的阶级的蜥皮，还长出了一层层政治正确的新皮——尽管在伦敦的一些五星级酒店里，服务生们仍旧像《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里的英国管家那样，每天早上定时为主人低温熨烫报纸。当然，主人已从纳粹的同情者换成新自由主义的脑残粉。 每到夏天，伦敦就会进入大大小小的“开放工作室” （Open studio）模式，即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宅邸或工作室里展示作品。去过的朋友都说，富人或中产区的开放工作室，开幕式上甜点三明治酒水饮料应有尽有，有时候三四家扫荡完毕，就能把人吃得七荤八素。这种美事，我肯定是趋之若鹜的。 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溜进了一间私家泳池般大的客厅（Drawing Room），装模作样地看一个群像展。群像是粉彩和油画棒制作的，女仆们在暖融融的烛盏下制作婚礼蛋糕，或在暖融融的烛盏下为山鸡宽衣解带……说是群像，人人面目模糊，颇有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气势，只差厨房换成芭蕾舞台。穿着考究的来宾，踩着客厅里的手工羊毛巨幅地毯，低头附耳，轻声漫语地传递着对艺术的崇拜。 时隔已久，我已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捧着一碟蛋糕，吃着吃着就吃进主人家的厨房。话说那简直是一间天堂的厨房（如果人死之后还要做饭的话），法式落地窗对着东洋花园（还有假山和佛像），光线充足而不泛滥。珐琅水池和实木备餐台从容地屹立在厨房中央，主人完全可以一边切菜一边眼观八方，尽享猫狗追杀的融融画面。我俯下身去，刚想将乔治王朝时期的八角黑白地砖看个仔细（原谅我是艺术科班出身），就被女主人逮了个正着。
“你没事吧？”女主人站在我身后警惕地问道（很快我就了解到，那些粉彩画全都出自她的秀手）。 在耐心地听完一番我对老地砖的表白之后，她卸下盔甲，得意地拉开餐柜，那里面有一整套乔治王朝时期的瓷碟和银器，且没一件缺胳膊短腿。我早就听说她那个阶层的英国人患有先天炫耀恐惧症，比如买天价月饼送人故意留价牌，在家门口摆两个一比一的兵马俑，在卢浮宫拍丝巾照，夜宴后名导让女演员跳个舞助助兴等等……很多在我们看来亲切自然的行为，他们也许都会觉得很粗俗，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炫耀。 炫耀这事儿，就像跳舞一样，到了一定的境界，内裤也好，舞步也好，据说基本上都可以弃之不顾。 “我是在乡村长大的！这些都是我的童年记忆，它们都是我的祖母、祖祖母留下来的……”两只宝石蓝小眼珠，带着些许磨痕，在她皮囊松懈的眼巢里一闪一闪。“乡村”对英国上层阶级来说，往往意味着“庄园”或“城堡”，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 “这是什么？”一块青花瓷面、兵兵球拍大小的椭圆木板引起了我的好奇。 “哦，这个是用来切芝士的。” “啊，切芝士还有专门的砧板？”我咋舌。遥想我们家只有一块砧板，脚掌厚，正面切肉，反面切菜，由于厨房灯瓦数太低，还经常被搞混。 “你看，这是切肉的，这是切蔬菜的，这是切肉的……”她把我拉到一排支架旁，根据大小薄厚秩序井然地插放着七八副砧板。 “刚才那块不是用来切肉么？”我指着黄色砧板，有些迷惑。 “哦，对！这是切熟肉的。刚才那块是切生肉的，你看，砧板下有说明。”果然，每块砧板的底面或侧面都刻着简洁的使用说明，血统，出品地以及“自 1829 年始”之类的字样。 一件件赏完瓷器和砧板，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杯柠檬汁。怕她会试探我对她画作的真实感受，我赶紧摇头，却被她盛情挽住：“你确定不尝尝我的柠檬汁？最新鲜的柠檬，完全有机，你一定会喜欢的！”说毕就从隐形冰箱里拎出糖水，又从挂篮里掏出柠檬，放入了柠檬榨汁器。 “我相信你的牙齿不会像苏格兰人一样甜。” 望着我脸上的问号，她莞尔一笑：“苏格兰人最能吃甜。” “苏格兰的我没吃过，不过印度甜品很好吃啊，尤其是一种叫 Besan Ke Laddoo 的，金灿灿……”
印度甜品Besan Ke Laddoo她打断我的话：“哦！别和我谈印度甜品! 某年夏天去安巴拉度假，不知道吃了什么，差点赔上性命。” “对对，印度甜品和英国甜品确实没法比。”我赶紧谄媚地补上。 “英国甜品确是美不胜收，不过也要看是哪家做的。超市里的甜品，加了大量的糖精和添加剂，简直是毒药！哎……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如此轻易上当，标签上写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尤其是那些盲目的穷人。” “主要还是因为便宜……”回想自己整个冬天全靠乐购（Tesco）一英镑四只的松饼蛋糕对抗冷血症，我突然全身燥热。 “嗯，便宜是原因之一，主要还是缺乏自制力吧！”她又莞尔一笑。 四箪食瓢饮地活着，和被人挖出“贫穷的劣根”，这两种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无数次，我一边思索着那些关于“贫穷与自制力”的对话，一边在波音飞机的黑色投影下漫步，左边是破旧的秋千和被它晃起的地平线，右边是卖零食的小卖部，货架底下蜷缩着无精打采的流浪猫。收银台旁一位妙龄辣妈，打扮成 Lady Gaga 的样子，冲着自己不满4岁的女儿破口大骂：“小婊子，狗娘养的！”一边尖嚎，一边求上帝自尽……几个耳洞被手术钢圈撑得核桃般大的少年，倚在门边，见怪不怪，吸着卷烟，冷漠地望着偶尔被车前灯照亮的、坑洼满面的沥青马路。 与之匹配的独幕剧，是坐在小货车旁的亚马逊快递工，四五十岁，胡子叭髭，抓着馕卷热狗，吃得上气不接下气，边吃边一刻不停地刷着手机。经常给布莱克小姐送网购产品的小哥告诉我，这是一份零合约，时薪低于国民最低工资——7.20 英镑，没有三保一险，病了就失业，每天送 100 到 200 份货物，早上 8 点出发一直送到月黑风高，还时常拿不到工资。BBC4 电台曾现场报道过亚马逊在英国最大的仓库，有 14 个足球场那么大，却不像足球场那样有地暖设备，且上个厕所都像跑一场不要命的马拉松。
生活在这种状态里的人，假设脑袋里也有一间 14 个足球场大的仓库，恐怕 13.99 个足球场已经被天价房租，房屋税，水电费，汽油费以及一个零合约的未来载满了吧？剩下最后一小块空间，你希望用它来承载什么? 自制力？对低糖食品的热望？一顿边听歌剧边正襟危坐，细嚼慢咽 100 克无骨鲑鱼的晚餐？ 何况健康食品（包含绿色食品）的价格，在 2002 到 2012 年十年间，上升了 35%。2012 年，健康食品的价格已是普通食品的三倍（UK Consumer Price Index）。劳动人民需要卡路里，对于健康食品来说，一千卡路里要 7.49 英镑，从冷冻袋装油炸薯条和 30%肉含量的廉价汉堡中获得生存动力，只需 2.5 英镑或更少（NHS[全民医疗保险]官网数据）。 美食家杰克·门罗（Jack Monroe）曾在茶里放六勺糖，若说“缺乏自制力”，她可谓典范。2011 年，单亲妈妈杰克·门罗产后因无人照顾儿子，向所在消防队申请调整工作时间被拒，只好辞职另寻生路，简历全无回音，又碰上保守党大砍失业救济金的伊始，几乎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有望领到救济金。 在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面前，她竟然想到了典当电视机——当然，这还是在饥饿的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儿子一天能吃上三顿饭，她为自己减去两顿，饿得不行就往茶里放糖，靠着六勺糖的热量，苦心钻研如何用 1 英镑活一天。她用 8.7 分钱一只的鸡蛋做蛋饼，并写了一本穷人美食圣经《饥饿之殇》（Hunger Hurts），一举成名。
杰克·门罗（Jack Monroe）8.7 分钱一只的鸡蛋，当然不是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绿色鸡蛋；糖的致命之处亦早在英国科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的著作《纯，白，致命》（Pure, White & Deadly）里被剖析得一目了然。然而当资本主义需要找寻贫穷的替罪羊时，被谴责的往往不是那些巨型养鸡场，患巨人症的超市或者赚得满脑肥肠的地产业和金融赌场，而是“不懂节制，有绿色鸡蛋不吃，偏要吃速成鸡蛋的穷人”——正是这些贱人给 NHS 带来了与饮食相关的、每年58亿英镑的医疗开支（NHS 网站数据，2014.10.9）。 就连英国伊丽莎白学院的生理学教授和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也受牵连，为揭示“糖业的阴谋”，他被整个利益团体孤立，国际研讨会不再邀请他，学术杂志不再发表他的著作，他的研究基金被停，他被口水淹成一个“脑袋进水的怪物”，最后含冤离世，而那些围堵他的跨国集团，那些像推毒针一样把过量糖浆注入食品，以期让穷人上瘾的暴利之徒，却仍稳坐道德的审判台。 这一幕，美国历史学家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一语道破：“历史是黼衣方领之流书写的，穷人当然得为一切背锅”。 今天，热爱艺术的雅士们在自家豪宅里举办画展，或者组团去泰特美术馆（Tate）欣赏莫奈的雾霾风光，谁会抿着鸡尾酒，走进地基深处去对话亨利·泰特（Henry Tate），那位泰特的始创者，19 世纪大英帝国的糖业大亨？谁又会无端端地提起“糖”被誉为“白金”的年代，贩奴运动，加勒比海惨烈的殖民史，以及被垄断资本后殖民的当下和未来？ 五英国对我这种亚热带物种来说，简直就是西伯利亚，寒风从不歇息，冬天也从未离席——就算它真的起身告辞，它坐过的地方，床也好，凳子也好，公园里的长椅也好，草地也好，都是冷飕飕的，且长满了细密的冰锥。当然我这样讲，那些一出太阳就恨不得投奔天体运动的英国人肯定要耻笑，但英国的寒冷，好比瑞士军刀对秋刀鱼的凌迟，确是一丝不假。
没有暖气么？当然有，没有的话会死人的，可恨的是燃料公司一到冬天就开始涨价，大雪前后能涨到埃菲尔铁塔的高度。富人家，比如那种有前院停车场和后庭大花园的，等不及 10 月就拧开了暖气。“人不怕冷，猫也是怕的。”这些人辩解道。这些人一整个冬天都只穿短袖和开司米外套，洗衣房里的衣服，不但干爽柔软，还散发着一股如来仙境的幽香。而穷人家因为不太舍得开暖气，房间里的湿气撞上墙上的霉斑味，再裹挟油烟和剩菜味，搅成一团，在穿了几百遍的纤维里发酵，汗衫也好，睡衣也好，总是怎么晾也似乎干不透，飘着一股浓郁的异馊。 表面过得去的人家也不敢全天开暖气，尤其是在没有液化气只有电暖的地区。凌晨到清晨电费减半时储热，白天使用。这种 V.S.奈保尔时代的电暖，效能极低，下午三点后就开始自暴自弃，逼着主人把自己穿成木兰出征。 冬日外出，就更冷了，膝盖结冰，脚趾生疼，恨不得躲进促销小哥全副武装的小黄人行头里。 这么冷的天，安·奎恩（Ann Quinn）是如何度过的呢？ 安·奎恩五十多岁了，自 2015 年 6 月就和她的小狗 Chanel，住进了一辆旧轿车里。副驾座上搁着一只塑料小天使，后座堆满了她的全副家当——衣服，廉价首饰和洗漱用品。 时间穿过云中隧道，进入了 2017 年，即我来到英国的第七年。此时我已告别了每天可以打几千次飞机的西豪恩斯洛，并和一位英国诗人结了婚。我们在乡下租了一块菜地，过上了“自耕农”的疯狂日子。学习“自律”，吃低糖食品和不打农药的瓜草，并不等于就彻底忘记了贫穷的质感。贫穷依然是一颗砂砾，住在我的眼睛里，我只能把它看得更仔细。2017 年初，我加入了当地的食物银行机构。我们的工作是四处收集募捐食品，并把它们分配给饥肠辘辘的人。
英国的食物银行安·奎恩是食物银行的常客，经常拄着拐杖，夹着小狗进来。手臂一松，小狗便从她怀中跳出，伸长脖子，警觉地嗅着塑料袋里的食物。它们通常是罐头黄豆，罐头青豆，午餐肉，意大利面条，大米，盒装牛奶和袋装饼干等等。没办法，由于神经过敏的食品储存和安全条例，英国食物银行无法接受新鲜食品的捐赠。 安·奎恩不一定来领取食物，她在饼干碟和茶水旁左顾右盼，有时只是为了找人说说话，或者找个地方取暖。她之前是 The Princess of Wales 医院的护士，因精神疾病和肢体劳损失去了工作，申请不到残疾人救济金，据说又被卷入了救济金误领官司，除了每月 317.82 英镑的失业补助，一无所有。在单间至少 400 英镑的小镇里，除了一辆破车便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藏身之所。 “你在哪洗漱？”我问。 “公厕呗！”她惨淡地答道：“哪有什么洗漱？随便洗下脸就算了。” 镇上的公厕下午五点就关门了，游泳池有洗漱间，但一张泳票要 4.5 英镑，我没敢继续追问。 “做饭呢？”我又问。 “哪有什么饭做？面包之类的速食随便打发了一下就算了。” 我说你英语很正，有没有想过去其他国家教英语？我告诉她，连我这种二手英语都在老挝教过。你可以去泰国，去老挝！不必在这里挨冻，那些国家气候温暖，阳光灿烂，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她笑了，露出一口不齐的牙齿，眼睛开始冒光，我继续鼓动，你还可以带上你的小狗！ 她赶紧抱起了她的小狗：“嗯，那是肯定要带上的。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 安·奎恩没有去亚热带教英语，我们机构的地区经理说我的建议“挺有趣”却不切实际。
2018年初，英国遭遇寒流2018 年立春，北极寒流袭击整个英国，雪沙被飓风吹向空中，形成一只只白色的巨大旋涡，汽车盖着雪棉被，连鸟儿都只敢压着地面或屋檐低徊。像安·奎恩那样无家可归的人，比 2010 年，即我来英国的第一年翻了一倍。BBC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是 250000 人，这只是在英格兰。 为无家者而设的“避难所”（Shelter）2017 年发布的数据是 307000 人，包括了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其中伦敦最高，超过了 15 万人。在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 4134 人长期露宿在大街上，在雪地上铺一层塑料袋，野狐似地蜷缩在人行桥洞底下或超市门口。每当气象局即将发出红色警报，教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员便纷纷出动，像在喜马拉雅山上搜索雪莲一般，四处搜索着这些濒临绝望的人。 就算头上罩着几片瓦，也不见得就能打过那些冬神指派的拳击手，它们的拳头是一团团乳白色的冰冷水气，沉甸、黏糊、猝不及防地攻击着这片昂贵的土地。 有一天，我们那一区的女警官苏·劳克（Sue Loaker）撬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里面没有电，冷得像只藏尸窖，地上全是垃圾纸盒，墙壁和天花板一片烟熏火燎，像刚经历了二战。原来因为交不起电费和燃气费，又没有壁炉，那户人家只好在地板上烧垃圾取暖。高挑健壮的苏警官便开始马不停蹄，四处游说，力图解决“燃料贫困”的问题。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苏警官把我们那一区食物银行的所有成员召集在一起。“不仅是燃料贫困”，她站在一间冻得发蓝的教堂里说道：“还有‘厕纸贫困’和‘卫生巾贫困’……有一次我们警局接到报案，一个女中学生偷了一盒卫生巾”，她顿了顿，努力按捺住激动的情绪：“一盒卫生巾! 我想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 苏警官因此开设了一个叫“基本用品”（Essentials）的收集站，和食物银行等机构合作，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燃料费，卫生纸和卫生巾。 六在所有形容“贫穷”的英文词汇里，我觉得“dirt poor”这个词最贴切，因为“灰尘是最势利的，当你衣着光鲜它退避三舍，当你破衣烂衫它就从四面八方猛扑而来”（乔治·奥威尔语）。一个人怎么会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除了那些一夜之间赌光祖坟的富家孽子，博根计划（The Borgen Project，美国一个反贫富分化 NGO）给出了五个答案，历史成因（比如被侮辱和剥削过的殖民地），战争，国债，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 在我看来，这五条原因里面最刺眼的是“歧视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在英国，性别歧视造成了全职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比全职男性少 9112 英镑（《独立报》数据，2018.1.17）；在美国，种族歧视造成了男性黑人员工平均小时收入只占男性白人员工的 70%（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经济研究[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search]数据，2017.9.5）；对犹太人的歧视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或更早，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后；对残疾人的歧视令德国人在毒杀犹太人时，也杀了成千上万的同胞，单哈达马尔（Hadamar）医院就利用毒药和“熬到营养完全蒸发的稀汤”杀死了近 15000 名“不够健康”的德国公民。
英国贫民窟歧视链无所不在，对贫农的歧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对 LGBT 的歧视，对流浪者的歧视，对衰老的歧视，甚至连“颜值”也被纳入歧视的范围……而贫穷几乎可以说是各种歧视混杂的产物，像一条“融汇百川”的脏河，贯穿着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以致一早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革命和罪行之母”。 为了反对歧视和歧视带来的贫富分化，欧洲自战后便建立起一整套税收和福利制度。战后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几乎都是它的受益者，低收入者不但可以租住政府福利房，孩子们课间分得一杯牛奶和一勺鱼肝油，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失业救济和全民医疗保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抱它，那些垄断全球经济的资本家、财团及其门下政客，咬定“贫穷是自身之过”，多年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瓦解这套体系，比如卖掉政府福利房，实行紧缩政策（austerity），将水电交通医疗教育等所有公共资源私有化，用“吓尿体”进行媒体轰炸等，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从金钱和道德上脱身。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原本在 M&S 工作，不幸撞上了实体店打不过全球网购店的时代。M&S 在 2016 年就开始大面积裁员，2018 年又将关闭 14 家超市，炒掉 468 名员工，他属于 2016 年下岗的那波。
英国连锁超市M&S失业近一年后，积蓄和下岗赔偿金全部用光，新工作没有着落，每月还要付近千英镑的房贷（感谢炒房集团）。妻子为了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感谢昂贵的托儿费），尚未有机会工作。双方爹妈皆不属于可拼阶层，且早已退休。于是他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零合约），工资不够付房贷。 若按最坏的逻辑推理他的处境，画风估计是这样的：卖掉供了不到两年的房子，租房并靠所剩不多的卖房款生活。银两耗尽后仍未找到工作，被房东赶了出来（evicted），只好申请失业住房津贴和失业补助金。由于福利房都已差不多卖光，为富不仁的政客们根本不想再建什么“福利房”，导致等候政府安排住房的人超过了 104000（据 2017 年的数据）。为了不露宿街头，只能拖家带口投靠父母，七个人挤两居室。终于奇迹般地等到了一片瓦，被告知在苏格兰某个穷乡僻壤（因为那里的房租比较便宜），当然不去也得去。 安顿好妻儿，每日开车去 20 英里外的就业中心（Job Center）准时报告，被迫囫囵吞枣填各种表，结果发现就连“捡狗屎工”都有一千人应聘。某日爆胎，未能准时到达就业中心，便被活生生地停了救济金（Sanctioned）。没米开锅，只好走进了食物银行。孩子在饥寒交迫中长大，跻身牛津剑桥的可能性降低，考上了也支付不起 9250 英镑一年的学费（据 2018 年 2 月的数据），匆忙涌入打工浪潮，万般努力却只换来零合约，他们的孩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贫二代——这个原本还算中产的家庭便落入了“Dirt Poor”的境地，并从此被世袭贫穷（Generational Poverty）缠身。 英国《卫报》记者斯蒂芬·阿姆斯特朗（Stephen Armstrong）走访全英，将很多这样的“Dirt Poor”人生录进了他的新书《崭新的穷困》（The New Poverty，2017）中。他认为政府的见死不救是“歧视”，尤其是“机构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的最大显现。他写道：“家住布拉德福德的克莱尔·斯基波付不起拔牙费，巨疼之中跑到工具房找了一把老虎钳自己拔牙”——几乎是一道启示：今天我们谈起贫穷，谈论的不再只是埃塞俄比亚或委内瑞拉，甚至不是希腊，而是一个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的第一世界。
作者：Stephen Armstrong出版社：Verso出版年：2017-11-14感谢诸神，这位从 M&S 下岗的朋友，去年底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然我根本不敢乱开乌鸦嘴。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幸运，向食物银行求救的人从 2010 的 41000 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120 万人。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引用欧盟的数据：“1300 万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儿童占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做了严谨的调查过后，他指出，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贫困也不可能通过“自律”自愈，“紧缩”只会导向更极致的贫穷。2018 年 2 月的《伦敦书评》花了两个整版近万字来声援他的观点。 七2017 年底，我们过了一个繁忙的圣诞节，几乎每人都烤了一个蛋糕，小心翼翼地摊在碟子里，摆在小茶几上。客人们鱼贯而入，一位中年母亲走了进来，身后紧跟着她那约摸十七八岁的儿子。那个男孩，一副英伦摇滚的少年体态，像那个年纪的少男少女一样，对自己的外表有着高度的，审慎的自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穿着一双匡威式的球鞋。 请他吃蛋糕，他说了谢谢却迟迟不肯动手，一个人站在角落里，长久地望着玻璃门的反光。当我目送母子俩出门时，才发现大门外还站着另一个男孩，也许是哥哥或弟弟，一脸不可伤及的自尊，霜花般一触即碎。 在这些前来求助的人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每天最害怕的就是见到认识我的人，所以我把自己裹进睡袋，在树林里藏了十个礼拜。”在“吉米的避难所” （Jimmy’s Homeless Community）发起的 2018 巡回演讲中，史蒂文（Steven）高声说道。
吉米的避难所“吉米的避难所”坐落于剑桥市中心，一座古老的教会式建筑和一扇结实的红漆门是它的标志。20 多年来，它打捞了无数几乎被厄运淹死的人，其中就包括史蒂文。史蒂文原本是一位古建筑修复师，他告诉我，他修过大大小小的古建筑：“这种活非常考究，要由化学家在旧建筑中取样，得出其原材料和配方，再在此基础上仿制出色泽和质地几乎可以乱真的建材，才能完成修复。温莎城堡的天花板，就是我和另两名修复师一起修复的。” 这样的专业人才，怎会落到“dirt poor”的境地呢？原来史蒂文临退休前，将全副身家搬到了西班牙，却在那里和结婚 14 年的妻子离了婚，只好带着所剩无几的积蓄孤零零地回到了英格兰。62 岁，找工不易；想自己干，又买不起昂贵的古建筑维修工具。为了去西班牙，原先的房子也卖了，山穷水尽，他在儿子家住了四个月，后来又在哥哥和姐姐家各待了一段时间，最后他卷起包袱，住进了树林里。 “你为什么宁愿住进树林，也不肯住亲人家呢？”我万分不解——这在我的成长环境里，是不可理喻的。 “儿子刚结婚四个月，房子很小且没我能久住的地方。再说，我也不想麻烦他，人是有傲骨（Pride）的。” “我在好几个非福利国家住过，生存面前，傲骨往往是最后才考虑的事吧？” “不！对我们英国人来说，傲骨是与生俱来的，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英国性。”
“那你为什么觉得羞耻？” “我曾如此骄傲，怎会不觉羞耻？” “不愿人的傲骨被践踏，是英国创建福利社会的初衷么？” “我想是的。我交了三十多年的税，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有一天露宿街头或寄人篱下。” “所以你们才要千方百计地保护福利社会？” “没错！” 史蒂文在树林里住了十个礼拜，直到 2017 年圣诞节的第三天。那一天，一群流氓发现了他，他们把他痛打了一顿，抢走了他的睡袋，手提电脑和钱包。那一天鹅毛大雪把树枝都压扁了，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从纽马克特镇（Newmarket，剑桥郡的一个小镇）一直走到剑桥市，走了近 16 英里。在昏暗的马路上，他向警察求救。警察把他推荐给了“吉米的避难所”。他推开红漆木门，像被密封的人推开了沉重的盖子。 他们为他铺好了床，送上了冒着热气的食物。一个月后，他们为他申请到了一间福利房。除了住房津贴，他每周有 73 英镑的生活费，伙食、水电、网费、交通等全在里边。这点钱是保守党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比起他在过去 30 年所交纳的税金来说，它简直微不足道。离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还有三年，他正在一边找工作，一边为慈善机构免费做搬运工。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世上那些贫苦的人？”有人问。 “不要进行道德审判，不要给他们扣上各种罪名。”这是史蒂文在离开演讲厅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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