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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印欧人 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开头十年，新疆有一批考古物出土。在此之前，人们曾假印度-伊朗人是印欧人在地理分布上极东的分支。后来考古发掘发现，在公元后第一个一千年，有一种已有的文字的佛教文化在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境地带，即从库车到吐鲁番一带，曾经相当繁荣。这一文化所用的语言是比前还不知道的印欧语系的分支。上述情况在公元前130年以后的中国文献中已经有所记载。当时中国人首次渗透到那个地区，即张骞试图找到的月支。他们住在那儿已经有多久？这在历史记载中没有反映，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也未提供答案。 接下来的事实是很自然的：一旦对所谓“吐火罗语”加以研究，人们很快就明确这些语言属于印欧语的西支（Centurm）而不是东支（Satem）。对印欧语的最基本的分类——东、西支的分类乃根据印欧语中硬颚塞音的分化。在拉丁语、希腊语、克尔特语（Celtic）和日尔曼语中最软颚音，但是在印度-伊朗语、波罗的-斯拉夫语（Balto-Slavic）和阿美尼亚语里变为咝擦音。例如“百”这个词是咝擦音：拉丁语的centum，希腊语的hekaton，英语的hundred(h<><> 一直到发现吐火罗语之前，印欧语的西支和东支的分类还只是跟地理上的东西划分相对应。在此之后，人们自然会假设吐火罗语源出西方的某地，例如北欧，然后从波罗的往伊朗伸展，通过狭长的东支地带，最后定居在新疆。没有考古学的或别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次非凡的移民运动。吐火罗语跟西支印欧语言的相似，看起来很像是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共同特徵。根据上述例子，可以假设印欧语的k在一些邻接的方言群里首先变为塞擦音，然后变为擦音，但是在其他东方或西方方言里仍然是塞音。 在许多方面，吐火罗语很不像其他的印欧语言。虽然动词的许多屈折变化是从印欧传承的，但名词的格的变化却不同。这也许是吐火罗语跟非印欧语长期接触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强烈暗示吐火罗语曾长期在印度和伊朗的东部使用。直至公元二世纪佛教渗入该地区之前，他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少跟印度-伊朗语有紧密的接触。遗憾的是，这仍然不能为我们提供他们到达新疆的年代。可以假设这个年代早于阿基梅尼德(Achaemenid)的统治者大流士（522-486B.C）。大流士曾同征里海(Caspian)东部的萨卡（Sakas）。不过也许比这个年代还要早得多，只有考古调查才能对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启发。 除了那些城市国家用吐火罗语撰写文件外，很可能这个地区别的民簇也使用相关的语言，不过没有发现类似遗物。罗布泊地区的楼兰（Krorayina，也称作鄯善），公元三世纪曾使用印度的俗语作为官方语言。不过它的土著语言可能是一种吐火罗方言（Burron 1935）。以上所述最重要的一点是：某些游牧民族，包括月支和乌孙，也很可能使用跟吐火罗语有关的语言。 月支的家园据说在甘肃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在公元前二世纪，月支是主要的游牧国家。月支人被匈奴击败之后，其中被称为大月支的一部分往西迁移，最后先是占领了Sogdiana（今乌兹别克），然后越过阿姆河（Oxus）进入了Bactria（阿富汗北部），消灭了那儿的希腊王国。月支的另一支是小月支，他们仍住在甘肃，据称此后几世纪都住在那儿。 我不想在这里重提所有语言学上的论点，从而得出月支和乌孙可能使用吐火罗语的结论（蒲立本1966）。虽然证据不充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由反映内在关系诸事实所构成的网络，使这个假说显得很有可能。就可能性来说，这个假说比别的已经提出的可以替换的理论无疑要好得多。 我们又一次迫切需要考古学的帮助，以认识甘肃的月支，就他们到达的时间问题得出结论。甘肃的考古发现比新疆多。根据张光直的论文（1977），仰韶文化大约是在公元前5000年的中期从中原传播到甘肃东部的。接著是1000年之后的马家窑时期和公元前3000年的马厂和半山时期。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新石器文化和龙山文化在较远的东方，并没有渗透到本地区。渗透本地区的却是“一些起源未详的新文化，但似乎跟半新石器文化有某种关系，也可能跟北方和西方新石器时代的人民有某种关系”（见张光直论文194-195）。这些文化中的第一种是齐家文化，其年代现在已定于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末期。从中国文化起源的观点看，这种文化很重要，因为其铜器是“在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属器物之一”。接踵而来的许多种文化既有共性又能个性。正如张光直所指出的，个性和民族如何联系还有待研究。有一个猜测是洮河河谷的文化可能跟羌族有关。从羌族在汉代所处的地区来看，这一猜测不无道理，但是大致在同一个地区也有小月支人。也许有关甘肃内部的发展及其跟临近的西方、北方、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更全面的知识，将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当有文字的文明刚刚在中国诞生的时候，西方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中国的？如果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公元前二世纪印欧人在新疆和甘肃的出现，以及他们此前长期住在那儿的可能性，显然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因素看来不会有人否认，那就是马拉战车；虽然常有一种倾向贬低它的意义，尽可能推迟它产生的年代。在此后的一千年中马和战车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不能轻率地不予考虑。战车听出现也许意味著类似的有轮子的交通工具的出现，尽管尚缺少商代别类车辆的考古证据。如果如此重要的先进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么其他技术也很可能从西方传入。我在别的出版物（蒲立本1965a;1965b;1975）中曾提出，如果印欧语和汉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那么上述情况可以把这两种语系间的接触推向更遥远的古代。不过这还是一个必须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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