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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三百年 风起辽东》(21)

 陆一2 2018-06-30

四.多事之秋

2.高淮乱辽

  “辽东”有多个含义:军事上的辽东军区(辽东镇),军政上的辽东都司,地理上的辽河以东,今天说的辽宁省管辖范围。

无论哪个含义都无法改变辽东恶劣的局面。

辽东,身处蒙古、女真、明朝三方交界,毗邻朝鲜半岛,常年就是蒙古骑兵袭扰,几千人到几万人,这个部刚走那个部就来;偶尔女真也出现几个“刺头”如王杲、王兀堂、阿台、阿海等;大多数时候是主要困扰来自蒙古,有时候蒙古、女真联合在一起更让人头疼。

蒙古人打明朝,女真人打明朝,蒙古人打女真人,蒙古女真联合打明朝,请问共有几种情况?

烽火狼烟战乱不休是辽东这片土地的基本特点,就连作为辽东最高军事长官的辽东总兵也屡屡战死。

战乱带来的社会环境,而辽东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并不优秀,天寒地冻,农作物收成不高,种点地等收获的时候蒙古骑兵掐点就来,如此形成了了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循环,因为打仗所以经济落后,因为经济落后所以发展落后,无论是战乱还是自然条件都成为了辽东的不可抗力因素。

天灾人祸,是辽东最真实的写照。

而在此基础上1592——1598年的“东征”(抗倭援朝)更为辽东本就不怎样的经济带来一个严峻的考验。

雪上加霜啊。

辽东毗邻战场,作为后方供应补给的总基地,所有物资转运都由辽东负责,即使是朝廷调拨各省物资,辽东也是出力最大的,因为很多物资出于运输原因都是直接由辽东本地调拨的。

而运输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这种不见于统计也无法统计的成本并不能被忽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的供应保障前线的胜利。

“移文辽东巡抚,将该镇本年应运粮饷,除运过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余石,尚有未运二十六万三千余石,严催速运朝鲜接济。”(《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户部下文辽东)

我们在《明神宗实录》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朝鲜的官方史书《李朝实录》也对辽东当时状况有所记载:

“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

去过辽东的大臣周孔教也上书万历,称“辽民死于运输者十家而九”。

这些材料都直接反映出抗倭援朝对于辽东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抗倭援朝的艰难。

东征结束后的辽东,那真是百业凋零,百废待兴,明中央政府应该做的是“大加存恤”(李化龙语)。

给政策,给资金,优厚待遇,减免农业税,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大加存恤”。

辽东需要发展,而发展的前提是恢复。

这一切都因矿监的到来而化为泡影。

兵部纪委工作人员(给事中)宋一韩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了高淮:

“高淮,原本是北京城里的一个市井无赖,有妻子有儿子,年轻的时候包揽崇文门收税的工作(可能就是高利贷),捞了很多钱,深知其中的油水。”

(税监高淮,本市井无赖,有妻有子,少时包揽崇文门税课,深知税之有利)

可后来张居正当政,严查这类事情,高淮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一个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要说高淮也是有主见,做事狠辣果断,为了梦想(捞钱),他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工作:

宦官。

没有葵花宝典,也敢挥刀自宫!就是这么自信。

两眼一抹黑的高淮就这样入了宫,凭借他在社会锻炼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很快混到了宦官的领导阶级中——太监。

不过工作的环境有点令高淮不满——尚膳监。

别人做饭,他看别人做饭;别人吃饭,他看别人吃饭。

这是一种煎熬,美食的煎熬,精神的煎熬,更是对高淮追求梦想的煎熬。

直到矿税政策的出现,高淮的煎熬结束了。

高淮凭借自己曾经在崇文门收税的经验,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莫大的良机,老本行的他决定重操旧业。

“深知税之有利”。

他发动一切关系,找了所有的门路,终于谋到了一个矿监的职务:

辽东矿监。

比起湖广、两广等地,辽东绝对是一个类似老少边穷的地方,因为辽东有矿,也只有矿。

而矿监捞钱靠的并非“矿”这一主业而是其他副业,是盗墓,是珠宝,是勒索敲诈,是贪污等,反正都和矿没关系。

而这些副业的基础则是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简单来说就是经济越发达矿监越好捞钱越容易捞且捞的越多。

看上去高淮的就业前景基本低于同行平均水平,说自己是倒数第二没人敢说倒数第一那种。

但高淮用事实告诉所有人:

一切皆有可能。

这世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

高淮首先打的就是马的主意,不过同陕西的梁永不同,高淮准备从事马匹买卖。

辽东作为最大的马匹需求市场之一,辽东明军是最大的客户。

高淮从中扮演的是二道贩子的角色,他从马市购进了一批“优质良马”,面黄肌瘦,四肢无力,不懂行的人一看也知道是羸马,马腿瘦的和现在年轻女性的腿一样。

人腿纤细是美腿,而马需要承载骑兵,骑兵又有相应盔甲武器,纤细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

高淮的马,就是做马肉火锅也没几两肉,所以压根没人买。

而高淮也压根不着急,因为他压根没想卖给老百姓,他要卖给对马需求量最大同时开价也高的大客户——辽东明军。

但高淮似乎忘记了一点,辽东明军同时也是对马质量要求最高的。

而事实是,高淮成功的把这批马高价卖给了明军。

古人有田忌赛马,用劣马对阵好马,赢得了比赛;今有高淮卖马,用劣马当好马,大发横财。

九泉之下的孙膑不知做何感想,是哭笑不得还是羡慕不已?

孙膑靠的是智慧,是对规则的变通;高淮靠的是权力,是对规则的践踏。

这样的暴利加剧了高淮的贪婪,他干脆连劣马都不买了,直接带人去马市,二话不说直接抢走。

遇到反抗,手下一拥而上,用拳头告诉他们道理,轻则重商重则毙命;有时候不小心抢了明军早已订购的军马,高淮便抬出皇帝这道免死金牌。

“怎么了?是想造反吗?”

这招百试百灵,老少皆宜。

从中高淮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皇权的至高无上。

这个道理他早就懂,但只有当亲身实践后,他才可以说真正领悟。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比起这个,高淮参悟了更加重要更加深刻的东西,对于高淮来讲,那就等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商机,是财富,是自己独创的武功秘籍。

他从强制明军买马这件事情中,获得了暴利。

但这并不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他举一反三,通过发散性思维想到了财政,辽东的财政,准确说是朝廷拨给辽东明军的军费开支。

这是个肥差,肥的流油,油到抿一小口血压血糖血脂直接飙升到三高。

至此之后,辽东的军马由高淮先生一手包揽,并且涉及盔甲、火药、武器等相关作战装备。

到之后明军和后金作战,明军的骑兵发现自己打,打不过;追,追不上;跑,跑不了;盔甲缺斤短两,薄的像铁片;弓箭轻的像树枝,刚出弦就落地;火药就上面一层,下面都是沙子;手中刀砍两下,不是被开了口子就是直接两半;就连身为总兵的杜松所佩戴头盔也被后金箭矢一箭贯穿,和头盔一起被贯穿的还有杜松的脑袋。

这其中有很多都是高淮的功劳。


发展副业的同时高淮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矿监,辽东多矿,高淮大手一挥,全部开采,采矿业在高淮的支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高淮此举对辽东矿业的发展贡献是很大的,在此之前,开矿是有严格限制的,中国历来统治最忌讳的就是民间聚众,而盐铁官营也是国家经济命脉,所以开矿多由军中炒铁军负责;而大肆开矿之后,辽东附近的登莱山东等地有很多没有文化没有出身但有力气的闲散青壮年加入到了采矿大军中,至此在辽东土地上就出现了一种职业:

矿徒。(矿工)

这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因为辽东的自然环境和当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特色产业”,但随着几年后在这片土地上爆发的战争这些矿徒将会因扮演不同的角色从而走向不同的命运。

在这无数的矿徒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孔有性、一个叫做耿仲裕,普通的名字普通的人,但历史记住的是他们身旁的人也是他们的兄弟:孔有德、耿仲明,之后清朝的定南王、靖南王。

此刻的他们不过是一个为了生计而干活的卑贱矿徒,一个在明朝普通士兵面前点头哈腰的平民,一个想着怎么吃饱穿暖娶媳妇认为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人生最幸福事情的普通人。

历史总是会不问缘由自作自画般裹挟着所有人的命运,无数个个体以及由其构成集体的命运因此而被影响和改变,而当事人只能随波逐流看似自己掌控命运实则走在既定宿命的道路上,说来有趣说来无趣。

除了做好开矿的本职工作,高淮还积极开展各项业务,作为曾经有过丰富工作经验的他,对于税收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征矿税没有必要光是针对开矿,收税也不仅光针对商人;民间老百姓大大小小的产业,都是矿税;官吏农工,都是缴纳税金的人”。

(民间丘陇阡陌,皆为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这个超前的观念基本等同现代税收的框架,高淮的预见远见在当时对辽东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对富户,高淮是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辽阳城本有富户四十七家,在高淮的手段下“非死而徙,非徙而贫”。

要钱就别要命,要命就别要钱。

对商户,缴纳税金与商铺大小成正比,多者上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也得数十两银子,折合物价,这笔钱大概是商人几年的积蓄,甚至是全部积蓄。

暂且不论明朝是否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这是史学界一大争论),就说这样的情境下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可以得到发展吗?商人拿什么出资雇人扩大生产规模?

对于百姓,买地要有地税,买房要有房产税,过路要有过路费,林林总总各种千奇百怪的税;即使这样高淮依旧不满足,指示手下在街上公然抢劫,看见谁像有钱的主,一拥而上,把口袋掏空才罢休。(任意搜索,倾囊而罢)

为了保证能收税,高淮组织了一支只听命自己的“收税队”,这支队伍来源很杂,其中很多人都是“外籍户口”:

收集蒙古女真中的降人,召集四面八方的亡命之徒,集中在一起像军队一样操练(收集虏中降人,招致四方亡命,演戏兵马)。

这还不够,高淮从军队中私自调用了三百名骑兵。

这些被挑选中的骑兵很高兴,因为高淮给他们的薪酬是平常的双倍。

梦想也好,信仰也罢,想要别人跟着干,物质还是最直接更是最实在的。

不过,高淮的“实在”是让军队买单的。

据当时巡按御史何尔健调查,高淮这支队伍有骑兵两千余名,步兵五百七十多人,称为“龙骑军”,以天子名号行动。

当陈奉还在路上被百姓围堵顶着烂菜叶臭鸡蛋抱头鼠窜的时候,当梁永还在带领五百二流子骑马扬武扬威,时不时还有几个因为不会骑术掉下马摔伤引得百姓哄笑的时候,高淮已经有了一支近三千人的队伍,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劲。

用范伟老师的那句经典名言:“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对于敢反抗高淮的人,这支龙骑军就会气势汹汹来到反抗者的家门口,据目击者描述,情景基本和朝廷抄家一样。(势如抄杀)

而当时辽东各界对于高淮的印象史书用四个字形容:

“军民股栗。”

别说老百姓怕,连当兵的都怕。

听到高淮二字屁股都不自觉的颤栗。

随之产生的还有不满。

第一个不满的是辽东军政高层,以辽东总兵为代表。

二者最早的冲突,就是因为军马问题。

高淮把“老弱损瘦不堪”的劣马卖给明军,不值三五两的马,开始翻两倍卖,后来卖五倍卖,最后卖十倍。(多者三十两,少者二十四五两)

辽东明军不干了,你这不是把我当傻子玩吗?再说这开支也承受不了啊,就准备去民间(马市)购买。

可去了马市,发现价格比平常也贵了百分之二十五,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马市得交双倍的马匹交易税,不涨不行啊。

“涨了就涨了,再涨也比高淮的便宜。”

高淮收到了手下的报告,气得直跳脚,直接领着龙骑军冲到军营,直接把军中的好马连马带鞍全部牵走。(各营自有膘壮马,竟自在鞍带去,而营马空)

然后全部卖到关内。

放到今天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高淮还指示手下到马市以“进上”的名义半价抢购好马,结果光高淮的龙骑军就有五千匹好马,其他全部贩卖到关内。

此外高淮还插手军队内务,调用军队给自己干活,跑到边境外,去女真、朝鲜的地界采木。

这些,辽东明军的上层都可以忍,买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干活的又不是自己,何必和高淮对抗呢?

可是高淮接下来的行为,叔叔婶婶都能忍,唯独他们不能忍。

蒙古炒花部入侵,被明军打退,高淮声称是自己指挥领导有方。

自己在前面浴血,你高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得来全不费功夫。

“功劳都是你的,那我们还怎么升职加薪呢?还怎么封官进爵荫子呢?”

挡人财路,杀人父母。而权力更高于财富。

高淮这样的行为等于堵死了辽东将领的升迁途径,还顺带践踏了他们的尊严,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双重得罪了辽东将领。

就在辽东高层准备联名递折子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

兵变了。

和以往不同,听到这次兵变大家很高兴,因为兵变的罪魁祸首是高淮。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辽东军普遍出现欠饷三个月的状况,有的是没有粮食,有的是没有钱,有的是没给够,有的是压根没给。

在各种“有的”情况下,有的士兵群情激愤,有的士兵找长官讨个说话,有的士兵骂老天骂皇帝,有的士兵把武备库的东西拿出来就卖了。

不过,他们都统一表示,再不发,就别怪兄弟不讲情面了。

最后,广宁的明军发生了兵变,朝廷很快下达了处理措施“广宁中军张栋任革职,辽东总兵马林 游击曹文焕半年工资充公,以示惩戒”。

看起来,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处理方案,不过处理对象应该是高淮。

四个月后,辽东爆发“金得时起义”,规模不大,声势不过四五万人,根据历来这类事情的经验,这种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参加的总比摇旗呐喊的少个百分之八十,造反的实际不过是个五六千人,很快便被平定了。

一封痛斥辽东地方官员苛捐杂税,鱼肉百姓,激起兵变民变,辜负朝廷辜负陛下重托的举报信送到了万历面前,落款来自高淮。

恶人先告状的真实案例。


辽东方面和高淮终于撕破了脸皮,双方的斗争你死我活。

高淮想要辽东换换血,方便自己捞钱;辽东想要高淮走走路,哪里来回哪去。

辽东方面罗列了高淮的五大罪状:

1.钳制命吏

2.要挟重臣

3.凌铄州县

4.奴隶有司,鱼肉百姓

5.参劾官员。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挠,即遣缇骑(抓走);但云贪肆,即行追赃,直奴隶而视之。

辽东从具体事件的角度出发,兵部吏部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出发,内阁首辅沈一贯朱赓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其余大臣从群体的角度出来,全方位全角度的论述了“高淮就是垃圾,即使当肥料也有毒,百害而无一利,活着就是罪孽”这个论题,言语之激烈,用词之考究,论述之合理,逻辑之严密,参众之复杂,堪称前无古人。

但绝非后无来者,他们中有些生命力顽强的同志在二十多年后的天启朝还参加了类似的斗争,逻辑更严密,言辞更激烈,用词更考究,参与人数更多规模更大,堪称这次的超级加强升级版。

不过,两次结果也都是相同的。

任凭大臣们以怎样的理由去弹劾高淮,万历都不发表意见。

不过,万历下旨吏部,免去辽东总兵一职。

这已经是自李成梁离任后辽东总兵一职的第八次调动了,最长的是杨绍勋,干了两年零一个月;最短的是李如松,干了四个月,因为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四个月,直到牺牲在岗位上。

可这位被免职的辽东第八任总兵,除了免职,还要被充军。

之所以这么惨,因为在弹劾高淮的辽东军界中他的声音最大,高淮对他的意见自然也最大。

他叫马林。

有关他的故事因为之后还有返场,我们以后再讲。

总之弹劾高淮,开始的轰轰烈烈,败的也轰轰烈烈,连辽东最高军事长官马林都免职充军了,败的很彻底。

高淮很高兴,决定打死几个人助助兴,指挥张汝立就是其中之一。

因马林被牵连的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中下级军官,被免职,被罚俸,被降职,被逼死,张汝立只是他们的代表。

军不可一日无帅,更何况是辽东这块事关京师安全的一大“雄藩”。马林被免职的当日,新任辽东总兵的任命讨论就展开了。

选来选去,一个沉寂了十年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万历的眼前,作且为唯一候选人。

这个名字,万历很熟悉,很信任,这种信任历经无数风浪,包括他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将领,包括言官弹劾他“父子兄弟列据宣、辽、蓟、保,悉有尾大之患”,“环神京左右,莫可摇动”就差说唐末节度使割据了,万历依旧信任如故。

因为他是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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