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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王小帅: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老鄧子 2018-07-02



文|曹可凡


王小帅、曹可凡合影。


他是享誉国际的中国第六代导演,却又始终行走在主流边缘;他出生在上海,然而从小便漂泊异乡,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用三部电影力图还原一段被遗忘的时光,用光影记录下那些偏远山区的上海人。


他是王小帅,在商业电影的浪潮下,他坚持用冷静、克制的表达关注一代人的精神漂泊。20多年间,他的作品在各大世界电影节上夺得多个奖项。


如今王小帅虽已年过50,但是仍以年轻的姿态积极向电影深处探索,寻找电影形态的不同可能性。


王小帅坚持用冷静、克制的表达关注一代人的精神漂泊。


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


2005年,王小帅凭借电影《青红》成为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的获得者,该片首次把“三线建设”带入观众视野。此后他又完成了《我11》《闯入者》,组成独具风格的“三线”三部曲。电影里体现的“大三线”概念,与王小帅自小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


童年时的王小帅。


“上千万人都突然之间这样的变化,也可能国家需要,也可能是别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毕竟影响的是个体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说很重的,我是很不愿意离开贵阳的,所以我想一定要想办法,到了拍电影的时候,要把这个历史用某种方式记录下来。”


小帅画爸爸。


在贵阳,王小帅生活了13年。王小帅的父亲并非像青红的父亲一样执拗,虽然也有着走出山区的愿望,但父亲更希望王小帅能拥有一技之长。孩提时代,王小帅便开始学习绘画,他的启蒙美术老师正是父亲。


15岁那年,王小帅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从一个封闭的山区突然到了北京这样一个天地,王小帅有兴奋,却在不久之后就遭遇挫折。


王小帅在中央美术学院。


“人家上课以后,大家画板摆着,对着石膏像画,怎么不对?我是这样画的,人家是这样画的,老师就批评你,那时候打击很大。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开始变成一个,这个世界的边缘人和观望者,那时候有一种,现在想起来就是潜意识已经有了一种一直是局外的,这个地方不是你的。 ”


内心深处有一种割裂


中央美院附中的四年学习,王小帅要成为一名画家的愿望与日俱减。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电影全面复苏的时期。通过绘画来反应自己对周遭世界的变化,显然不再能满足王小帅。附中毕业的时候,王小帅没有继续学画,而是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王小帅在北京电影学院。


“1984年的时候第五代应该是横空出世,我们一下子意识到,原来电影还是可以带有艺术感的。那时候觉得画面是那样的,叙事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觉得这不是和我们画画很像吗?有很多很怪的想法的东西不谋而合。”


再加上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人到中央美院来做讲座,那时候不过17岁的王小帅毅然决然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老师们虽然并不支持,却尊重他的这种另类的选择。就这样,王小帅顺利考入电影学院,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十年前的王小帅。


然而,虽然如愿考上电影学院,当时的现实却比愿望严酷得多。在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片子《冬春的日子》时,王小帅不仅要自己去筹款,还要跑到各个胶片公司拉胶片赞助,趁两位主演不上课的时间借机器来拍。可以说,创业之初的王小帅,经历了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窘境。


“我把电影当成一个绘画来看待,个人绘画,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块画布就画了。电影现在目前为止,既没有厂标,也拉不来钱,也把它当成一个个人的作品吧,拍长拍短不知道,就先这么拍,基本很朴实的想法,当艺术品做。”


《十七岁的单车》海报。


2001年,王小帅执导的《十七岁的单车》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这部影片围绕两个少年对一部单车的争夺展开,将十七岁的矛盾、彷徨、爱情、理想和十七岁少年对现实的理解、对社会规则的模糊认识和对矛盾问题的解决方式充分展现出来。


“其实内心深处有一种割裂、分裂,我究竟是谁?我到底是哪里人?这个割裂一直伴随着我们一辈子。就像《单车》里面的小农村孩子也是一样的,他是外来人口,是在我身上很分裂的两种。包括你看我现在其实在所谓的娱乐圈、电影圈,我都不是很进入在里面。”


一个导演的使命


虽已年过50,王小帅的创作并没有停滞。此前从未涉足纪录片领域的王小帅推出个人首部先锋纪录片《My China》。正在制作的电影《地久天长》,是他“家园三部曲”的开端,和此前私人化的叙事不同,这部电影将不再是个人感受的书写,而是要挖掘当代人的现实处境,以及背后隐秘而复杂的关系。


《地久天长》概念海报。


“我们经历了30年或40年,能够有深刻记忆的这么多年,缺失的东西太多太多。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做电影的人,简直是罪孽。如果不咬牙努力去做一些关于我们的民生、我们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现实的变化,或者人的处境的变化,是不可原谅的。”


如果说之前的“三线”三部曲是更多侧重于小我,侧重于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那现在王小帅计划拍摄的“家园三部曲”《地久天长》,则是从“三线”中走出来,以一名导演的使命感,去审视当下的社会,去审视这个社会的变迁。


王小帅的创作风格却基本一以贯之。


很多导演在长达一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艺术创作方式都可能有些改变。但是,王小帅的创作风格却基本一以贯之,从不会因为艺术片、文艺片相对小众而往商业片的方向去转。


“说句大家不相信的话,我是没有太大变化过。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所做的东西会有一个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氛围、不同的格局,还有不同的运气,只要你做的是你认为自己舒服、自己对的事情。可能我的想法,我处在这个环境,我要做的事情正好不是这个点,但又需要去做。”


王小帅接受《可凡倾听》采访。


中国电影需要更丰富的东西,就算能量很小,也要尽力拿出来一点点去做去实现。王小帅说,他的公司并不大,小小的公司就做小小的事,在未来,他还是要一如既往去支持那些或许能给中国电影带来新希望的年轻导演们,能够做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帮一个就是一个。


薄薄的故乡-先锋导演王小帅的私人笔记

作者:王小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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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很多评论评论您的电影,说小帅的电影是小众,但是不任性鲁莽。


王小帅:还好没有完完全全,就像绘画里面,我也不会去追完完全全特别特别抽象,或者特别特别走得远的,也不会,还是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从一开始大家都追梵高,后来又喜欢塞尚,是在一定范畴里面的。


电影也有很多实验,有很多走得很远很远,并不是那样,还是回来,基本上把自己的情感输进去,用自己能够掌握的方式方法或者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味道来呈现,这就是我觉得应该做到的自己最舒服的一点。


曹可凡:你筹拍第一部片子《冬春的日子》,当时是从哪儿筹的钱?那时候还不大有独立去筹钱的氛围,和现在不太一样。


尽管艺术电影的创作之路充满荆棘,然而王小帅仍坚持不懈,苦苦求索。


王小帅:那时候完全还是计划经济,厂里有指标,用指标来拍戏。但是有一点风声,比如社会有一些资金,可以进入投资。


我怎么办?学了绘画,难道选错一条道吗?刘小东,我们同学都已经是个展办好了,第一批就把所有作品都卖出去了,然后劝我要抓紧,你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我就这样,我说我把电影当成一个绘画来看待,个人绘画,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块画布就画了。


电影现在目前为止,既没有厂标,也拉不来钱,也把它当成一个个人的作品吧,拍长拍短不知道,就先这么拍,基本很朴实的想法,当艺术品做。


再加上毕竟我们到了电影学院以后,一下接触了整个真正法国的电影,法国新浪潮或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还有这些电影。以及到后来电影学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说到整个华语地区的话,像侯孝贤、杨德昌他们,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是一下子像一股强劲的风吹进来了。


当年托尼瑞恩当助教、外教的时候,把他们带进来,我们一下子看傻了,中国台湾电影是这样的,而且中国台湾电影和第五代又不一样,中国台湾电影更有中国人的气息。


曹可凡:有生活的烟火气。


王小帅:对,烟火气,中国人的气息,情感交流全是中国人的气息,而不是高大上的那种,所以一下子影响非常非常大。我们摄影系同学开公司,很有钱,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了,和我关系还不错,我就管他借钱。


曹可凡:借了多少钱?


王小帅:五万元钱,一口就答应,五万元钱也不够,我们要靠学生,刚刚觉得自己还是学生,长得年轻,骗他们,说学生,去搞搞胶片赞助。


很大胆地跑到柯达公司,说我们要拍电影,学生,能不能给我们赞助?柯达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样,我们不要彩色胶片,我们学生要黑白胶片,可不可以?觉得黑白胶片便宜。


人家柯达说:小朋友,你错了,彩色片便宜,黑白片更贵,因为彩色片大面积用,可以量产;黑白片没人用,为你生产更贵!


傻了,那怎么办?我的印象中只要自己是导演,只要这个东西是能够一秒24格滚起来就行,什么质量不质量。因为那时候我们班里面有一些已经分出来,有些说你这样没意思,我要做的是好莱坞式的大片。


我导演椅放这里,后面要有多少灯光、升降车、大炮(摇臂),这叫拍电影,你这个不行。我觉得我这个行,那个没意思,有多少灯、有多少大炮(摇臂),没意思,我只要摄影机就行了。


也是两派,我说那不行,我就要践行我的东西,什么质感、质量,我不管,只要见影就行。


后来就想到保定去,因为保定那时候还有乐凯,但是乐凯拍过几个电影,被业内和大家都说不行,确实,因为它不是为电影做,颜色什么各方面都不行,大家都不用。


我说我不管,这个东西只要出色,什么颜色偏一点都没关系。我不要柯达,柯达太好了。于是跑到保定去,和保定厂里谈,说支持我们学生,另外我们也支持我们国产胶片,国产胶片不能只有柯达、富士,我们乐凯也应该。


后来乐凯1992年的时候已经不生产了,已经停产,被业界说拍电影质量不好,人家可能灰心了,不生产胶片,只生产民用的。


曹可凡:我们小时候用过。


王小帅:36张的胶卷,等于一盘做出来之后,裁出36张,打一个包,当胶卷卖。这还行,反正差不了多少。


曹可凡:那个还原也不行。


王小帅。


王小帅:也不行。单张有点发点蓝、发点红,一旦多了以后,一会儿蓝、一会儿红,跑起来就难看了。我说没关系,你是不是生产的时候,不可能一上来就短,可能是大盘大盘。对,十分钟一大盘。


我说这样,下回生产出来大盘的,你别裁,你把它给我,行不行?而且是黑白,因为黑白的卷当时还是有人用的,不是彩色更好办一点。


于是保定厂不错,同意了,说不要钱,到时候你要几盘,我们生产出来,你拿走就完了,省得裁剪。我们跑到北影厂,有同学,通过关系跑到人家摄影库房里去。


人家那时候都是阿莱好机器,还有莫威康好机器,我们说这都不要,看有没有废机器,扔在边上积着灰的,没人用的,这个厂里都没人用。还能用,有电池,能跑,行,只要能跑、出声,拿来我用。这个你拿去,不要钱,借他们的机器。


刘小东和喻红演得也是,只有周日拍一天,周六的下午拍一天,拍一点点,周日拍一天,周一到周六,他们要上课,不给我时间的。


所以周五去电影厂,把机器跑一跑、喷一喷,拿出来,保定的胶卷拿两盘过来,拍一天、拍两天。拍完,机器还回去,胶卷拿到保定冲印,他们休息。冲印,保定厂因为长期不生产,也没有冲印的设备,好几个洗片槽都关了,都生锈了,药水也没得配了。


一般胶卷都是自己照相馆去弄,跑到厂里来干嘛?厂里都停产了。我说不行,没地方冲,既然咱们支持国产的,你得给我冲。好吧,你这孩子挺可怜的,想想办法,他们就把停产多少年的洗片槽重新插上电、重新启动。


曹可凡:也不容易。


王小帅:特别不容易,真的帮忙,把洗片槽重新清理干净,配药水,烘干机在边上也得接上,烘干机都生锈了,还得擦完弄好。等着我周末把片子送过去。


经常遇到停电,一停电煮在里面,长期不用的烘干机劳损以后,烘干机胶片进去很多在里面烘干,太脆了,里面成了一锅,全部毁了。


曹可凡:重新拍?


王小帅:我没有机会重新拍,毁了好多素材。但是这样不管了,什么时候停电,煮在里面,一看满地像山一样的废胶片。


曹可凡:成多少算多少?


王小帅:成多少算多少。


2001年,王小帅执导的《十七岁的单车》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 这部影片围绕两个少年对一部单车的争夺展开,将十七岁的矛盾、彷徨、爱情、理想和十七岁少年对现实的理解、对社会规则的模糊认识和对矛盾问题的解决方式充分展现出来。


曹可凡:我最早看你的电影还是《17岁的单车》,我至今还是很喜欢这部片子,我觉得就是那种青春的勃发,也有那种青春的残酷、青春的脆弱。所以像《17岁的单车》,有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真的生活当中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的人或者遇到类似的事。


王小帅:其实内心深处有一种割裂、分裂,我究竟是谁?我们从小三线的子弟,现在碰到一块儿说,一辈子,割裂一辈子。不像上一辈清楚,他清楚他去工作,三线过去,我来支援的,但是我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他很清楚的。


但是我小孩出生在那儿,或者生出来就去了以后,长大的过程中是糊涂的,没有过去故乡的概念,所以是分裂的,我到底是哪里人?所以这个割裂一直伴随着我们一辈子。


我内心我明明生在上海静安寺医院的,市中心的,可是我和那里毫无关系,被说成乡下人。再加上你到了武汉,再到贵阳,甚至从北京到了福建,你又是一个外来者,又是一个局外人,根本和本土人不一样,你求学去的,又是不一样。


就像《单车》里面的小农村孩子也是一样的,他是外来人口,是在我身上很分裂的两种。包括你看我现在其实在所谓的娱乐圈、电影圈,我都不是很进入在里面。


曹可凡:相对抽离状态?


王小帅:我是有点惊恐,我是有点恐惧,我是半抽离在外面,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才介入,一般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从小养成的,《单车》里面这方面,内心、内在的性格,这种分裂感在两个人物身上是有的。


我觉得好像命运,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那么倒霉呢?那么多自行车不偷,我是破自行车,为什么偷我的?所以经常在纠结,面对着命运,好像只能喘气而不能反抗,你又不能偷别人的,自己做不出来。

已年过50,王小帅的创作并没有停滞。此前从未涉足纪录片领域的王小帅推出个人首部先锋纪录片《My China》。正在制作的电影《地久天长》,是他“家园三部曲”的开端,和此前私人化的叙事不同,这部电影将不再是个人感受的书写,而是要挖掘当代人的现实处境,以及背后隐秘而复杂的关系。


曹可凡:你现在拍的家园三部曲又是希望着眼什么样的主题?


王小帅:其实现在我觉得拍电影越来越难,不敢说三部曲了,也是能做一部是一部。我原来想还是时间的跨度,正好今天说起来中国,我们经历了30年或40年,能够有深刻记忆的这么多年,缺失的东西太多太多。


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既然做电影的人,简直是罪孽。如果不咬牙努力去做一些关于我们的民生、我们的变化、国家的变化、社会现实的变化,或者人的处境的变化,这些东西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三线就算是我的一个,说起来都说是小我,其实几千万人,中国的一段历史,只是被屏蔽,大家不了解,书也没有,很少。现在我给它做出来放那里,你们不理解没关系,我把我的心愿完成,以后有机会还去做。


因为那边的人还生活在那儿,历史的沉淀还是在那里。但是我现在脱出来,其实重新再审视现在这个社会,或者变化中的社会,我处在里面以及我的思考。年龄也到这个份上了,我再重新来梳理一下,从三线里出来,从过去的《单车》或者艺术出来,到这样一个大的格局里去看看中国的变化。


所以有这个家园三部曲的考虑,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能做得完,太大,现在这个市场的要求就是票房,一切以这个为主的话,做这个东西如果所谓的资方没有嗅出钱的味道,推进是蛮难的。


而且越来越贵,不像以前五万元钱或者十来万拍个片,现在越来越贵。再加上现在数字化很方便,我可以拿数字的东西来拍,但是面对格局大的话,很多东西要跟上,所以很难做。


比如这回《地久天长》就是没有办法,大家都愿意帮忙,给你使这个劲儿,但是你要制造这个大的年代变化格局是很难的。


曹可凡:你这次用王源是不是也有一点商业的考量在里头?


王小帅:是这样的,我经常用年轻人是这样的,年轻人对我都不熟悉,都是新人。你是在学校里、在街头找新人,也是一个找法。


像王源这样十五六岁的孩子,别人在那儿了,他也是新鲜的,他在那儿,我还没到街上去找,到学校去找,他在那儿,气质也很好,恰巧他就是TFboys。

王源出演王小帅新片。



曹可凡:很多导演可能在长达一二十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他的艺术创作方式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往商业片的方向去转,内心有没有纠结?因为艺术片、文艺片确实相对比较小众,拍片、资本的介入可能都不足。所以你刚才说,是不是觉得做的时候特没劲?我要做的东西不被大家所接受。


王小帅: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说句大家不相信的话,我是没有太大变化过。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所做的东西会有一个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氛围、不同的格局,还有不同的运气,只要你做的是你认为自己舒服、自己对的事情。


王小帅永远是踩不到点。那我也很恭喜,也很羡慕,也很赞赏别人老踩到点的,很聪明。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踩着了,下一步又踩着了,一步步踩着青云直上,也挺好。


我踩不到点也没有关系,可能我的想法,我处在这个环境,我要做的事情正好不是这个点,但又需要去做。比如说我们其实现在关于三线,以及未来《地久天长》,实际上是一直埋在我们心里的情感,一直几十年经历的,可能每一天、消失的每一分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如此的经历和情感,周边不出两家就会有认识这样的人,只是在这个社会里默默的,没有成为电影和话题的主流。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等到它成为主流。  

 

曹可凡:你现在公司也扶持一些年轻导演。


王小帅。


王小帅:像我们小小的公司做小小的事情,要去跟大主流片子,我们也跟不上,资金量那么大,动不动那么贵。所以我觉得践行我自己的想法,我作为导演的时候,经常碰到老板,我说你做那么多,偶尔有一部可能钱的味道不是那么重,有别的东西,你也可以支持一把,中国电影需要更丰富的东西。


但是很难,因为我理解,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在车轮上滚的时候,不可能分出这个精力的,为了理想没有的。因为员工那么多,败一部就很危险,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精力。


我作为小公司,既然这么说了,我现在也变老板了,投资或者监制,来扶持年轻人,我就不能一门心思盯着钱看。人家说老板要盯着钱看,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可以帮帮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尽量做到用很少的钱,但也不能让我多,说实话多了也没有,我的能量也只能帮到这么大一个规模,一点点去做,有一个是一个。


这是刚开始,希望未来也是,自己能够做一个是一个,能够帮一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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