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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的篆刻作品好在哪?赵之谦:“何传洙印”

 三个小布丁 2020-10-30

今天说说赵之谦的“何传洙印”,这方印很有名,算是赵之谦的代表作。

先说说赵之谦。在晚清的艺术史上,赵之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绘画上,他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他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是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各书体全面学碑的典范;在篆刻上,他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的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境。他诗文好,著述丰,学术上颇有建树,与其他清代艺术家相比,他全面能力非常突出,他诗、书、画、印“四绝”在各个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是少有的艺术天才,只可惜他中年之后究心仕途,且英年早逝,他留下的篆刻作品并不多,在他不到400方的篆刻作品里,还有97方是他的自用印,因此,他的每一方印都弥足珍贵,今天我们读的这方印更是他的经典名作。

(赵之谦和他的“何传洙印”)

赵之谦学印,从浙派入手,他自己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则尽弃之。”胡澍在赵之谦的印谱《二金蝶堂印存》的序言里这样总结赵的学印经历:“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今天介绍的这方“何传洙印”是在他接受邓石如印学思想之后又开始取法秦汉时期的代表作品。放大了看一下:

(何传洙印)

还有边款,因为这一方印的边款很重要,所以也要熟悉:

(何传洙印的边款之一)

(何传洙印的边款之二)

把边款的释文放上,也是重点:

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叔盖以轻行取势,予务为深入,法又微不同,其成则一也。然由是益不敢为人刻印,以少有合故。

1、刀法上的光洁特征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方印里,赵之谦已经完全没有浙派切刀的生涩的效果,由于用了冲刀深刻(这是赵之谦重要的刀法特征),印面线质显得顺畅而稳健,笔画轮廓显得光洁平滑,这是他边款中“不在斑驳”的重要汉印观的重要体现,这一点,为后来的黄牧甫极力崇尚,成为黄牧甫的重要印风特点,赵之谦的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强,他虽然在创作中不主张人为的“斑驳”,故意的残破,但对于自然的石碎效果也不排斥,比如他在“臣赵之谦”的白文印款中说:“因碎而碎,甚有致。悲庵志。”只要是对印面效果有帮助的刀法,赵之谦都是认可的。关于“刻刀入石深,表达线条肯定”这一点,其实是赵之谦审美思想的体现。

2、字法篆法上的精彩。这方印是典型的汉白文印印式,但是用字却并不是用的汉印的横平竖直的缪篆(汉印中出现斜笔也是“取巧写过”的。)如果单看“何、传、印”三字,还基本是汉印风格的用字(严格意义上,印字的头部也非汉印特征的,而是有着强烈的书写感,认真看上去,一笔一画交待得十分清楚),但是洙字的右部的写法,则完全用了斜笔的弧线,这显然是邓石如篆书书法的特征,当然也是赵之谦篆书的书法特征,我们知道,在邓石如手里,白文印的“以书入印”并没有完全解决好,到了吴让之才算基本解决,我们看赵之谦这一方印,两个弧线形成的不规则三角留红,被满白布局和粗壮的线条完全抵消,“洙”字右部“朱”字右下部的留红又与“印”字三角留红配合构成大面积留红给章法带来积极影响。两个斜三解留红可能造成的混乱不稳定因素,被整齐的线条规整堆叠以及篆法上形成的方正感(每一个字的外形轮廓是明显的方形)抵消,足见赵之谦已完全找到了以书法入白文印的方法。甚至在刀法,篆法处理上,邓石如、吴让之均有不及处,相对来说,”邓的气魄大而病在俗,吴的工夫深而伤于熟“(张小庄《赵之谦研究》)赵之谦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作品气息上的雅化。这种”雅化“基于赵之谦全面的艺术素养。再放个原拓的放大版:

(何传洙印)

3、章法上的疏密安排。赵之谦当然受了邓石如的影响,邓石如“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世臣《艺舟双辑》)的思想当然深刻地影响了赵之谦,这同时也是赵之谦取法汉印的实践积累,他曾说:““余所得集古印谱,以《西亭印纂》为最精,又得童山人钰手拓北平朱氏所藏古印一帙,又得强恕堂鉴存古印,又郭止亭《汉铜印选》,合计阅古印不下三千,率大同小异,盖一聚一散,仍此数颗不坏之宝。万事类然,无足异也。”(《铜鼓书堂集古印谱记》)。我们来看这一方印,如果是汉印的平正处理方法,何字的口部一般的安排就是布满“可”字框处的空间,如果那样,口字会拉长,左右两竖会变长,口部会变成竖长型以求匀满,可是赵之谦偏偏不这样,他把口字写成扁平状,在何字右部留出大面积的留红,印字也是同样道理,这两个“留红”与其他的“满白”处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因此增加了审美元素,使这方印更加耐看,耐读,并且醒目,有冲击力。重要的是:这些留红并不突兀,口字的右部与竖线搭接找到了依托,印字的爪部与下部也进行了搭接,并不因为留红而使文字部件出现不安定因素,这是学习赵之谦印风特别是疏密章法应当强调注意的。

(黄牧甫的季度长年及边款)

4、边款里的重要印学思想。这方印顶顶重要的还有边款里的理论。他认为,汉铜印的妙处并不在于因年代久远自然侵蚀而造成的“斑驳”效果,汉印在刚制作成时就很美。“斑驳”只是皮相,汉印最本质、更具艺术感染力的美来源于汉印原初所包含的“浑厚”上,这种“浑厚”须“全恃腕力”才能表现出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腕力”并不完全是力量,而是“控制力”,所以他又解释他是用大力深刻来完成这种浑厚的,而钱松(“西泠八家”的最后一位)是以“轻行取势”来完成浑厚的,方法不一样,但追求浑厚气息的目的是一样的。当然,赵之谦当时“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浙派余风仍盛,所以,他“益不敢为人刻印”了(也可能是自谦,也可能是自傲),因为他这种思想是跟浙派的故意“斑驳”是有冲突的。这段边款是赵之谦典型的艺术主张,道出了汉印浑厚气息的重要性,同时提供了重刻与轻行两种达成方式,这为后世的学习者开创了道路。其后黄牧甫一力追求光洁印风,继承的正是赵之谦追求汉印本来面目的思想。吴昌硕虽然加入了打磨、敲击等“做印”手段,但他并没有失去汉印的“浑厚”气息,显然,对赵之谦也是继承的。赵之谦思想的重要性在于揭露汉印审美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说,黄牧甫践行了赵之谦的印学思想(如他的季度长年),吴昌硕丰富和发展了赵之谦的印学思想(如他的葛昌楹印)。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吴昌硕葛昌楹印及边款)

赵之谦还是多面目的印学大师,如果仅仅看他的一方印是不够的,他的三百多方印,几乎每一方印都值得深挖细究,长年以来,对赵之谦有非议的印家极少,一则是因为作品少,一则则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太过突出,并且达到了各门各派均认可的地步,这当然是天才才能达到的境界。只可惜,这位天才只活了50多岁,如果能活到齐白石一样的年纪,那该是中国篆刻多大的幸事啊!

(【布丁读印】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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