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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吴之役的部署

2018-07-03  八面楚风


西晋灭吴的大规模攻势开始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在此前一年间,西晋上层关于是否以及何时发起攻势,一直有激烈争执。伐吴之议虽然得到晋武帝首肯,但招来了重臣贾充的反对。灭吴成功与否,对贾充并无直接厉害关系,但此事由羊祜首倡,一旦成功,羊祜的权威便会大为提高(即使羊祜死后,成就也会由其继任者杜预获得),这是试图垄断朝政的贾充不愿看到的,所以他一直坚决反对伐吴。西晋政治并非君主一人独大,新兴的士族高门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些没有参与首倡此事的士族高官也纷纷附和贾充之说,所谓“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晋书》对这些争议多不系年月,《资治通鉴》则将其一概放置在十一月出兵之前。但通过《华阳国志》及《晋书》诸传记的记载,仍能基本勾勒出西晋灭吴战略的基本形成及争议过程。下面进行详细辨析。

使晋武帝下定伐吴决心的,是咸宁四年(278年)底羊祜回洛阳养病,二人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晋武帝担心若羊祜病重不起,前方战备陷于停顿,伐吴大计将功亏一篑,所以他急于让羊祜发动对吴全面攻势: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

这是要趁羊祜在世之际完成灭吴。此时已是咸宁四年(278年)冬,按照惯例,南伐都要在秋冬季进行,以避开江南的雨季暑湿。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准备筹划之事甚多,当年显然已来不及发起进攻,而必须待到来年(279年)秋冬。让羊祜“卧护诸将”,就是让他筹措一年之后的攻势。但羊祜在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就去世,伐吴计划则按惯性继续推行。

关于咸宁四年(278年)底晋武帝的这个决心及计划,除了羊祜本传,在《晋书》中再未提及。但《华阳国志》还可提供一旁证,该书对咸宁五年(279年)初的记载为:

诏书拜濬龙骧将军,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除何攀郎中,参军事。以典军从事张任、赵明、李高、徐兆为牙门,姚显、郄坚为督:冬当大举。

这是对益州伐吴军的一系列人事部署,最主要的是让王濬重返益州。前文已言,这本是咸宁四年(278年)末羊祜临终时和晋武帝的布局,只是正式发布已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了。“冬当大举”应当也是诏书原文,即待冬季展开全面攻势。

与此有关的,是羊祜临终推荐杜预继任荆州都督,以及推荐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伐吴的后勤事务。《晋书》未载张华就任度支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载于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战事开始之前。其实张华任度支,应和杜预赴任荆州同时,都在咸宁五年(279年)初。因为度支尚书原为杜预,杜预离职之后自然由张华递补。不然在开战前一个月是来不及进行后勤准备的。

这样,羊祜临死前已为伐吴事业安排了继承人:杜预都督荆州,王濬都督益州,形成长江上游对东吴的进攻序列;张华在朝廷统筹机务。但此举无疑会引起贾充更多的疑忌,下游扬州、徐州的都督未参与最初的伐吴动议,也多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并不时试图中止伐吴计划。就在总攻开始前数月,咸宁五年(279年)初秋,任扬州都督的王浑忽然声称吴军有北伐趋势,请求朝廷暂缓南伐计划。西晋朝廷再度发生争议,一度准备将南伐推迟到明年。《华阳国志》关于此事的史料甚为珍贵(虽然部分字句可能有讹脱):

(咸宁)五年……秋,攀使在洛,安东将军王浑表孙皓欲北侵,请兵,朝议征,欲须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许焉。

当时何攀仅为王濬龙骧将军府的参军事,人微言轻;而试图拖延战事的贾充、荀勖、王浑等都是朝廷重臣,仅凭何攀个人上书,显然难以改变大局。结合《晋书》的杜预和王濬本传可见,这两人都曾对延期计划表达激烈反对。何攀当时在洛阳,及时将朝议通报益州,所以王濬对此最先做出反应:

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帝深纳焉。

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唯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

前文已言,益州的大规模造船实际始自两年前的277年,这里说“作船七年,日有朽败”,显然是为陈说今冬伐吴机会之难得,所以将以前的小规模造船也包含在内了。杜预的反应稍晚。他在得到推迟伐吴的正式诏命之后,才上表劝谏:“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杜预为此在半月之内连上两表力争。针对贾充、王浑等对南伐持悲观言论者,杜预指斥其动机是妒贤嫉能:“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经过王、杜两位边帅力争,以及张华在朝中择机进言,晋武帝才决心立即展开对吴全面攻势。

伐吴之役的指挥序列及武帝的意图

按照晋武帝部署,对东吴的攻势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全面展开,战线东起东海,西至巴蜀。晋武帝试图通过同时的全线攻势,使东吴江防顾此失彼,从而制造渡江机会。《晋书·武帝纪》载其进攻序列为:

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

此处对诸将帅只载军号,未载其都督或所刺何州,所以不便理解。现在按照诸人本传中的信息,将其做一梳理:

东线,徐州都督、琅邪王司马伷从下邳南下,渡过淮河,进攻吴都建邺对岸的江北地区。

中线,分为互不统属的两路:

东路,扬州都督王浑从寿春出发,经合肥进向横江(长江西北岸的历阳地区);

西路,豫州刺史王戎所部,从淮北的项城出发,经大别山区南下,攻击吴旧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对岸的江北地区。西线,又可分为杜预原则指挥之下的三路:

东路,江北都督胡奋所部,沿汉水南下,负责进攻夏口方向(今武汉江北地区);

中路,荆州都督杜预率部自襄阳出发,从陆路进攻江陵;

西路,益州刺史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的水军沿长江而下,经三峡东进。

从这个指挥序列可见,各路南征军队的统帅,除了武帝之叔司马伷,其余几乎都与皇室有着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王浑之子王济娶武帝之姊;王戎从弟王澄之妻郭氏,是太子妃贾南风的亲戚;胡奋之女是武帝贵人且深受宠爱;杜预之妻是武帝之妹高陆公主;至于受命总统各路军队的大都督、太尉贾充,则是太子妃贾南风之父;贾充副手杨济,是武帝的杨皇后之叔。各路伐吴都督组成了晋武帝的一个盛大“亲友团”,只有王濬和皇室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他能任此职完全得力于羊祜临死前的保举。

武帝如此安排伐吴将帅人选,应当还是吸取了“淮南三叛”和钟会谋反的教训,力图避免前线将帅倒戈的局面。特别是吴、晋之间有长江天险,即使成功灭吴,如果前方将帅反叛,将很容易再次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而诏命一直竭力反对伐吴的贾充担任总指挥,显然也有互相牵制之意:贾充与杜预、王濬素来不和,正可实现互相监督,使各方都不敢产生非分之想。另外,这个任命也是晋武帝试图安抚贾充的一种姿态,一旦伐吴成功,贾充将是最大功臣,其以前对伐吴的种种消极反对,都将被这个战功掩盖。当然,这只是晋武帝的一厢情愿。贾充极度自私且没有大局观,在实际战事中,这个安排险些毁灭伐吴大计。

各路统帅之中与皇室最疏远的王濬,却指挥着最为强大的水上力量—益州舰队。这个舰队对于晋军的渡江作战极为重要,为了防范王濬产生二心,也有必要的牵制措施,就是以唐彬为其副手。唐彬原任益州监军,就是充当监视王濬的角色;其后又任巴东监军,从上文的272年西陵之战可见,这个职位主要负责统辖三峡舰队,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不直属益州刺史领导。如今以唐彬担任王濬舰队副统帅,正是为了进行监控和牵制,防范其离心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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