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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北平:画家有两种痛苦,一是不被世人所理解,二是迎合创作

 林泉智 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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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北平,西安市人。现任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曾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作品连续入选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美展,第一、二、三届中国油画展及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等全国重要展览30余次。作品分别获第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铜奖、文化部中国艺术大展金奖、第三届油画展优创奖等。获全国奖项8次(一金、二银、五铜)。





坚守


面对美术界频繁的创新浪潮,记得一位天津的老画家曾经撂下一句狠话:“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坚持传统油画的人,那必定是我!”抱残守缺的气概让人叹服,也多少有些悲壮。


但是就我的理解,他一定看不惯那些无根的创新游戏,他一定是尝到了油画传统的真味,而且乐在其中。


我想这就够了。


细想之下,他们这一代人的前三十年,艺术被意识形态所裹挟,损失不小。


而这后几十年,艺术又被金钱所绑架,尤伦斯辈在中国作局,捧红了“当代艺术”的市场,创新浪潮再次提速,难免泥沙俱下。


他们能做的只有坚守,坚守艺术本来应该有的品格。


邵大箴先生在给我写的评论文章里也有对现状的批评:“现如今不少被称之为绘画的作品,不是用艰涩的语言向人们灌输某种概念,就是搬用一些陈词滥调,繁琐地叙述不动人的故事,让人厌倦。……写实手法……由于市场的驱使,近几年来它的格调日趋低俗,以至于有的作品不堪入目。”


我想,这都是市场惹的祸。





在世界范围看,艺术的审美价值早已被“新与旧”,或者“是否可以被流通领域选作投机对象”的价值判断所取代。


所以那些摹照片、比精细,甘于为摄影作奴仆的行货油画;那些晒蒙比甜美,晒丑比新奇的当代油画才会比比皆是,逐利不可厚非,但仍需要有人坚守。


坚守者也会在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中,实践创新的理想。


中国古代向有“抱一”之说,就是指面对纷繁的世界,能够始终保持对本体规律的敬畏即所谓“不失道”。


所谓“多则惑”则是指过多地左顾右倾,被小道理迷惑了大道理。


失之者甚众。


可见坚守也并不容易。


能有“一览众山小”的眼界者,必定是千辛万苦寻路径并且登上峰顶的人。


对他们来说坚守也就成为必然。


相反,对于那些急功近利不上道者,或者那些搭错车的青年学子,也就失去了“抱一”的基本前提。


所幸,世界有多元的容量,多梦的无知也会转化为开辟新路的正能量,不必抱一,也不必守合,一往直前是也。





创新·创新


自从与艺术结缘,“创新”的话题就一直不绝于耳。“传统与继承”的话题也不绝于耳。


那年月的艺术家,坐得住,重传统,也流连于书斋和画布之间努力寻找那丁点儿艰难的突破,深感不易。


但是经历了80年代那场以全面模仿西方当代艺术为特征的“八五思潮”,中国的艺术家经历了撕裂传统和意识形态束缚的阵阵快感,创新的步伐也就明显地加快。


特别到了近年,随着市场效应的放大,千军万马青年学子过独木桥的创新热忱,实现了又一次的“提速”。


曾几何时,急匆匆寻找有别于他人的“自我样式”已经成为众多青年艺术家倾心发力的焦点。


自然也伴随了无知、无畏的青春活力和模糊的观念强迫,使人耳目一新,也使人似有所失。


有朋友打趣说:是敞开怀抱去迎接那历经沧桑的老妪,还是去拥抱那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是无法绕开的选择。听上去有趣有理,答案也没有悬念。但这种选择往往也会掩盖关于“创新”的种种误区。





缶翁说:“只恐荆棘丛中行过速”就“创新”论很值得为鉴。


把“创新”当“噱头”,当作“炫”和“High”的代名词,竞相效仿灵魂扭曲的呐喊;把创新看作是走捷径,绕开艰难跋涉的过程乘缆车直达峰顶,并自信饱览了绝地风光;把创新看作是张扬廉价的个性,作出个另类态以期引起关注;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花样翻新的金点子,不再需要技术学层面和学养的支撑,以及把视觉化的作品设为“0”,而把阐释哲理的空间设为“无限”的所谓哲理绘画等等。一切急功近利的浮躁都在偷偷地改变着“创新”的内涵。


艺术发展到了今天,所谓“出新意法度之中”,所谓“适度为美”所谓“美是一种能引起人愉悦情感的事物属性”等经典议论,也许已成为过时的昨日黄花。


也许,还会有人坚守。





听画


一日与朋友闲聊,朋友抱怨他的画少有藏家关注,原因是名气不够响,不经意间冒出了“听画”一词。


朋友说:现今的藏家最关心的是作者的名分,没有几个靠眼睛看画的人,他们更多的是打听。其实,按名气判定作品的社会价值,自古如此。


公允地讲,一个艺术家的名分的确立也一定和他的长期有佳作面世的积累有关,本无可厚非。


但现在的问题是,当今的资讯如此发达,造势和炒作使得“快速成名”变得如此简单。


演艺界讲“混个脸熟”,以电视、互联网的覆盖率计,足以使在天桥一场一场说相声说出名气的侯宝林先生唏嘘不已。





画界也是如此。


有人做过统计,短短几年间,各类美术期刊、文化公司、网站、艺术品拍卖、艺术展激增了数十倍之多。也就是说,有太多的成熟或不成熟、专业或业余的画家想要争得个名分和“出镜率”。


而且,来势迅猛的新游戏规则使得许多原本想静心作画作学问的画家也坐卧不宁了。看来都是“听画”惹的祸。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巴黎美院的教授共餐。


席间我和邻座的朋友议论当今的炒作风气,颇有微词。没想这位教授和翻译一直在嘀咕,竟然是在关注着我们的谈话内容,突然间他转过头来,打断了我的话,生生地顶了我一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打广告,就等于你不存在!”原话我记得真清楚。


其实,我最敬重的还是那些把自己手中的活作到最好,并以此为终极目标的画家。





取悦自己


画家有两种痛苦,一是自己最为看重的艺术追求不被世人所理解,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主人公,或者像远遁塔希提岛的两位仁兄梵高和高更,毕生为这种痛苦所困扰;二是赢得满堂喝彩的作品却往往是迎合之作,就像运行了几十年的全国美展的逐奖作品,只能把创造的范畴锁定在裁判团的集体记忆库中,或者是满足藏家的心理期许诸如赏心悦目、吉祥如意等等。


虽然作得痛苦,但却是画家安身立命,获取成功的重要门径。


陈逸飞的成功见证了这一切,也影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甜美写实”的名家众生。


说到迎合,还有一种始于西方猎头进而在艺术市场翻云覆雨进而燥动起了数以万计的艺术青年的热忱的另一种期许——那就是惊世骇俗,所谓语不惊人誓不休。太渴望引起关注,难免要靠摆pose。


岂不知摆给别人看的姿态却往往是艺术的大敌。


而且,这种游戏往往是假以创新的名誉进行的。





托尔斯泰说:“哗众取宠,玩弄小聪明取悦读者的作家是文学罪犯!”,以他老人家的激烈,我们岂不是遭遇了一个盗贼遍地的时代?!当然,托尔斯泰还说:“好的艺术首先是取悦自己的结果”,虽然我们的时代已经鲜见这种溪流涓涓、平淡自然的心灵守望者,鲜见白石衰年变法的那种“今欲大变,不求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悲壮,但是要“足己意”“扪心自安者也”的境界却是坚守本性,不为人役的真境界。


况且,越是诚恳地取悦自己,也越会有独特的艺术创造。


而且,画家还可以因此而得寿。





迷局


有太多的人问我,如何欣赏抽象画,因为他们看不懂。


其实他们泛指的是当代艺术中一切令人费解的图形。


我的回答是,不需要懂,因为作者没让你懂,只是一种感觉,你喜欢就行。


这种屁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要解读莫名奇妙的事物,最好使用莫名其妙的语言,象美术史那样。


因为颠覆旧有的审美方式是它们的全部价值所在。


所以必须生造出含糊其辞的语言,从中寻求意义是徒劳的。


要证明它们多么美,也只有在“天籁”“内力” 一类至虚的语境中寻找藉口。


这种“独创性”的价值在西方世界的主流浪潮中已经被推向了极致,它是以排除语言的约定俗成性为基本特征的。


所以村上隆说:“我知道这种毫无根据就是先说先赢”。


听上去有点像“作局”。





本月前,我们参观纽约的佛瑞克美术馆。


这里展出的历代大师作品很多,而大多数的美国观众都默然走过,却在二楼的毕加索特展厅前排起了长队,一脸的兴奋、一脸的茫然。他们看是因为毕加索的名声太响,“公认度”太高,并且能卖出天文数的价格来。


我保证,他们从作品中是读不出任何东西来的。


通过导读,他们自认为提高了艺术修养,也会获得别人的尊重,仅此而已。


转述一则西方幽默:两个年青的艺术家争论得面红耳赤,一个说:按照立体派原则,脚应该这样画。


另一个说,按照立体派原则,脚应该那样画!末了,他们去请教立体派大师毕加索,大师听完他们的陈述后吼道:“什么脚应该这样画那样画,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脚!”两个年青人大梦初醒,如获至宝,兴高采烈的去了。





抽象的智慧


鲁先生的成名作《东方欲晓》,描绘的是延安的窑洞,透过浓密的荆棘和依稀可辨的灯光。


画面没出现人物,却描写了主席无眠的工作状态。


除了构思的巧妙外,整个画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体,却是用那片黑糊糊、铮铮如铁般荆棘枝杈的浓重笔墨,颇有金石味,有一种雄踞天下的力量感。


然而,据他私下里供认,他是从美协小院那肮脏的公厕内被严寒冻裂的瓦缸的裂纹中受到的启发。


学习中国画,每每感慨中国的古人有太多的时间和闲适,萌生出智慧。


如屋漏痕、如锥划沙、如折芦、如兰叶,在大自然中玩味出线条的美感,营造出无尽的体味空间。


中国人把原本用来交流的汉字,由于笔法的求美派生出了如“高山坠石”、如“勒马用缰”、如“篦之掠发”、如“鸟之啄物”等等运笔的体验来。


书法艺术的流变之美,由于书体和个人风格的微妙差异,也搭界上人的精神、品性、心智、风骨等等,全在于点、划之间的体悟。


也因此成为了文人雅士心领神会的第二语言系统。


而这一切竟来源于高度抽象的符号化特征,也显然超越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





敏感的艺术家得到了形式的意蕴,也就获得了艺术创造的基本支撑。


苏里柯夫创作《女贵族莫洛佐娃》有一段独白:“某日,在莫斯科的郊外,我看见雪地上有一只乌鸦,两只翅膀耷拉着,一只乌鸦停在雪地上,一个黑点停在雪地上,很长时间我没有忘记这个雪地上的黑点,后来我画了《女贵族莫洛佐娃》。”——由于形式的启示,一幅雪地上流放女圣徒的画面也因联想而呼之欲出了。


鲁先生用粗壮的金锉刀笔法描绘荆棘,似乎并不在意那崖畔上荆棘丛生的真实与可信,但他在似与不似的描写中却获得了画面应有的气势和张力,也获得了迁想妙得的新意境。


也许,这种由感知到抽象笔墨转换的过程,才真正是艺术创造不可以或缺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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