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专家李致忠：《四部丛刊》第四编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四部丛刊》乃张元济先生以敏锐的眼光、精深的见识、长远的思考、惊人的魄力、有效的经营而完成的一部杰作。八十年来，这部著作滋养了几代学人，迄今仍在滋养着。当时四编若能及时出版，对学界的奉献还会更大一些、更深一些。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的华北大地连一张书桌都难以容下，哪还容得《四部丛刊》的正常版行，四编遂告中辍。八十年后，居然有柳先生撰文，披露此事，令我们既激动又审慎。激动的是，张元济先生在《四部丛刊》问题上尚有未竟的事业，我们后人有继承前贤遗志，完成其未竟之功的责任；审慎的是，我们也必须摸清这个书目的来龙去脉及可靠程度。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即一定要派人登门拜访柳和城先生，以便弄清书目来源。今天我用张元济嫡孙张人凤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述《四部丛刊》四编的真实性。

“张元济在《四部丛刊》三编完竣之日，即着手四编的准备工作。1937年7月22日致吴其昌信曰：‘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采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亦即1936年9月1日之前，他就给吴其昌等多位学者去信，征求四编的意见。信中还托吴其昌代为向任赣沈探询明覆宋本《鹤林玉露》的版本情况。浙江海盐同乡、历史学家朱希祖曾向张元济建议：‘《宋大诏令》等，大都希望早日出版。有数种书虽系宋元版，而学术上似少有价值者，以少收为宜。’张元济表示：‘《宋大诏令》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潘景郑在《四部丛刊续集草目题识》中记述：‘涵芬楼向滂喜斋借影了一批典籍，印入续编，但还有不少并未编入，惜所印不及十种，尚有借印而未成书者，如《东观余论》《颜氏家训》《诸儒鸣道集》《雍录》《大金国志》等。’张元济自己收藏并十分珍爱的典籍，则有明隆庆五年（1571年）叶恭焕手抄本《负暄野录》， 系百余年前海盐张氏涉园藏书流散之本，由傅增湘在北京为他买得；另一部为明洪武刊本《郑师山集》，‘此书为弟所有，极不易得，将俟修补后看能否照相，拟印入《丛刊》也’。”

张元济1937年2月16日致信刘承幹称：“《四部丛刊》四编今岁仍当续出，惟发售预约时期现尚未定。一俟书目编成，当即呈政。”

同年3月6日致丁英桂信曰：“《丛刊》备用之书，如《契丹国志》《名臣碑传琬琰集》《诸儒鸣道集》《玉堂类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传真者，乞检出发下一二种，以便续制。瞿启甲之子瞿熙邦回忆：‘尚有再续目录，亦列十有余种，垂以抗战军兴，遽告终止。’”

我相信，大家听了上述张人凤先生这段描述之后，张元济先生当年确有编纂出版《四部丛刊》四编的构想，这是不争的事实。若真能有效地编纂影印出版，就我所知，当是近年来古籍影印出版中最好的项目。

《四部丛刊》四编选目得到确认之后，我们所做的工作便是依据张元济先生所开的简目，逐一寻检核查，对其中书名不确者，加以核正；卷数不确者，加以核实；对作者题字题号者，皆考出其真实姓名以著之；对目中所题版本笼统者，加以细化具体，如目中只题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明抄本、清抄本、稿本等，都要先加判断，而后尽可能给予翔实著录。总的印象是原选目盖非正式敲定的规范选目，似是先生随时想起随时记录之目，一一核实起来还真是很费周折。好在经过一段不懈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个书目。张氏原选一百三十二种，有七种今已不知下落，还有几种大书，如《册府元龟》《国榷》《明文海》等，近年都影印出版过，不再重印，总得一百二十三种。少数几种，当初张氏所选之本不及现存之本好，便做了适当调整。现在我们将原张元济先生所选书目与我们核查之后甄选的书目，同时予以公布，以便就正于方家学者。谢谢！

           2016年4月20日于北京

此为李致忠先生在《四部丛刊四编》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部丛刊四编》到底的出版背景和意义在哪里呢？相信读完下边一篇文章，大家对此会有更深的了解。

《四部丛刊四编》与藏书家

□秦　声

《四部丛刊四编》收录宋刊本二十九种，元刊本十种，明刻本四十三种，明代钞本十一种，清代精钞本二十八种，清刻本二种，是一部收罗宏富的大书，编排风格、开本大小与民国时期张元济先生所编之前三编一致，线装磁青纸面，书韵之味悠长，正可与前三编配为完璧。该书的出版，既是藏书家的幸事，亦是广大读者的一大幸事。

藏书之于读书人是雅事，也是一种生活。

明季以来，世家藏书者颇多。最为人熟知者当属钱牧斋。绛云楼是钱牧斋的藏书楼，也是他与河东君的居所，二人坐拥书城，展玩咀嚼，颇为相得。遗憾的是，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个冬夜，牧斋之幼女与乳母在楼上嬉耍，剪灯花时不慎打翻火烛，引燃故纸，藏书楼被焚。烬余之书，后来尽数赠予族孙钱遵王。笔者曾在《四部丛刊四编》中看到一册《酒经》，钤“钱谦益印”，卷尾有牧斋题跋一则云：“《酒经》一册，乃绛云未焚之书，五车四部，尽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皇，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视此经又如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耳。辛丑初夏蒙翁戏书。”辛丑即顺治十八年，从跋文来看，牧斋与遵王的感情是颇为融洽的。

常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明清时期出了不少知名藏书家，私家藏书楼尤鼎盛焉。除了钱牧斋的“绛云楼”外，还有钱氏“述古堂”“也是园”、毛氏“汲古阁”、陈氏“稽瑞楼”、张氏“爱日精庐”、陆氏“玄要斋”“颐志堂”、冯氏“空居阁”等，这些藏书家不仅藏书，同时还抄书、刻书，充当着文化传播的媒介。

钱遵王喜抄书，用纸上乘，墨迹莹润，字行清朗，校勘极佳，为藏书家所钟爱，世称“钱抄”，与顾千里的校本（“顾校”）、黄丕烈的题跋本（“黄跋”）并称“三绝”。三十年间，钱遵王藏书达四千余种。《四部丛刊四编》中收录了多种钱氏旧藏本，如《因话录》《支道林集》等，尤其是《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钱氏也是园影元抄本，纸如玉版，墨如凝漆，铁画银钩，入纸三分，展玩赏鉴，令人爱不释手。

于藏书一道，钱牧斋有云：“聚书不同，有读书者之聚书，有聚书者之聚书。”也就是说，有些人藏书是为了做一个学者，有些人藏书纯粹为做藏书家。钱遵王显然是前者，他在所撰书目《读书敏求记》中将藏书按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之下又细分小类，总计著录图书634种。他在书目中记述版本、撰述者、卷帙数、递藏源流，对刻印优劣予以评判，并写下了大量题记。可以说，这是一部目录学的开山之作。

钱遵王身故后，藏书流散。钱氏旧交、江苏泰兴藏书家季振宜闻讯，以重金大力购入。季氏藏书，多收名家之书，格局大，气度阔。除购入了钱家散出来的书外，他还购入了毛氏汲古阁散出的书，一时江左无两。《酒经》一书，很可能就是此时归于季氏之手的，在钱牧斋跋记的右下角，有一方小小的朱记，曰“季振宜藏书”。

《四部丛刊四编》所收录之书中，有季振宜旧藏本六种。季振宜积三世之富，诸大家之书，最后达两万七千余卷之多，然而极盛于他，也衰于他。一旦身故，后人即不能守持其家族藏书，散出去的藏书，大部分为昆山豪族徐乾学所得，其中《酒经》就在这批书中。这本书的卷端钤有“徐健菴”“乾学”二印，卷尾钱牧斋手书的跋记之侧有徐氏后钤的两枚朱记“徐氏珍玩”“传是楼印记”，可为证据也。

徐乾学喜好藏书，建有规模浩大的私家藏书楼“传是楼”，《四部丛刊四编》中传是楼旧物甚多。清代散文家汪琬在《传是楼记》中记录了这座康熙年间私家藏书机构的盛况：“昆山徐健菴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

徐乾学去世后，其大部分藏书被康熙帝第十三子和硕怡亲王胤祥所得，胤祥又将藏书传给了第二代怡亲王爱新觉罗·弘晓，这位王爷与弓马娴熟的父辈不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藏书家。《四部丛刊四编》中收录其藏本《大金国志》《九域志》《纬略》三种，均钤有“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安乐堂藏书记”。怡亲王府藏书大致在晚清时期流散，部分为翁同龢所得，另一部分则流入书肆。《酒经》一书是否曾收藏于怡王府，不得而知。从藏印来看，嘉庆年间的大藏书家汪士钟已经得到了这本书。汪氏藏书在咸丰年间散出，被另一位常熟藏书家瞿绍基购入，《酒经》一书也一同被购去，在钱牧斋的跋记旁，又增加了“瞿氏鉴藏金石记”的朱记。

在常熟的私家藏书机构中，瞿氏家族的铁琴铜剑楼堪称最后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藏书楼，江浙一带大藏书家流散出来的书，瞿家必竭力收藏，尤其是前述藏书家们的书，入其彀中者匪少。铁琴铜剑楼历尽五代，其间不乏战火和社会变革，但藏书统序始终未改。

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从瞿氏铁琴铜剑楼借书极多，其中编入初编、续编、三编者总计八十一种。《四部丛刊四编》中则收录了瞿氏藏《诗经疏义会通》《文公家礼集注》《春秋谷梁疏》《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契丹国志》《宋朝大诏令集》等二十三种。钤“绍基秘笈”（瞿绍基藏印）“子雍金石”（瞿镛藏印）“瞿秉清”“瞿秉渊”“瞿秉沂”“瞿秉冲”“恬裕斋镜之氏珍藏”（瞿秉渊藏印）“良士眼福”（瞿启甲藏印）等朱记者，皆瞿氏旧藏也。

通观《四部丛刊四编》底本之藏家，实际上是对传统藏书家的一个梳理。知识和文明的传播，是和先贤的苦心孤诣分不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是通过一代代藏书家的不懈搜求而得以传承。《四部丛刊四编》将这些历代藏书家分散的藏书按照门类编列，是对古来知识分子精神的继承，也是给后世学人的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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