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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局势并不因为安史覆没而变得明朗，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难题甚至更加复杂。在藩镇和外族之外，首当其冲的是实力强大而又桀骜不驯的地方将领，毕竟像郭子仪那样懂得进退、识时务的“俊杰”很少，朔方军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任将军先后折节，有其必然。 用“孤臣折节”做标题，只是借用了前几年台湾一位女政治人物的演讲主题“孤臣可弃，但绝不折节”，开的一个玩笑。 至于仆固怀恩到底是不是“孤臣”，是臣负了君还是君负了臣，或者说在整个事件里谁是受冤的谁又是理亏的，和历史上很多的所谓冤案没有什么区别。那样一种历史情境之下，各种关系纷繁复杂，每个人从自身的立场角度出发，往往会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解，从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种选择的对或者错、成或者败，那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很难说有绝对意义上的谁是完全无辜的谁又是一贯正确的。 审判历史人物的忠奸善恶不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更没必要看到刘皇叔遇险境就急得流热泪，对于历史事件本身来说，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仆固怀恩之叛所反映出的那个后安史之乱时期的时代信息。 在讲仆固怀恩之前，还需要先提到另外一位人物：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镇守在战略要地襄州（今湖北襄阳）的来瑱，也是一位在数年平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在襄州、邓州一线顽强阻击叛军向山南地区推进。 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召来瑱赴京任职，此时来瑱已经手握一支自己的军队，长期驻守襄阳，隐隐有割据一方的实力，当然不愿意丢下这个现实的利益，再跑去长安当什么京官。来瑱就暗中指使手下的将领和地方上的人士写信给朝廷，说这个地方如何需要来将军，来将军绝对不能走之类的。没办法，朝廷只能收回调令，要来瑱回去继续镇守襄阳，这就开了一个中央指挥不动地方将领的先例。 到了代宗继位以后，就没那么客气了，当然代宗是个很“阴鸷”的人，什么事都不明着来，而是搞小动作。先是密令当时的襄邓防御使裴茙去偷袭来瑱。这个裴茙没搞好，偷袭不成功还被来瑱给俘虏了，来瑱将裴茙交给中央，这下子中央很尴尬，只能顺着来瑱的意思赐死了裴茙。 但对来瑱来说，老是不听指挥压力也很大，在做了一番部署之后，宝应元年八月，来瑱回到长安向代宗请罪。来瑱本以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谢过罪代宗还是要把自己放回去的。 但代宗这个人不好惹又爱搞阴的，好吃好喝招待一番、面子上的话说得很光鲜，九月四日，任命来瑱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提拔来瑱当宰相。 但其实这些都是虚的，来瑱在长安就一个光杆司令。第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突然以通敌罪削除来瑱一切官职，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第二天又赐死于路，抄没所有家产。 王夫之就认为“唐藩镇之抗不受代、图不轨者，盖自瑱始”，在这个事情上，来瑱不能说是完全无辜的，但代宗对待地方将领的手段，又让很多手握重兵的将军们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大家难免都会有兔死狐悲的焦虑。 当时比来瑱更“拥重兵、居高位、立大功”的当然就是负责与河北叛军决战的“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元帅是太子李适，挂名的），后来有人就认为，唐军之所以不用力清剿各路叛军主力，而是接受他们整体投降，就是由于前线的仆固怀恩害怕敌人统统消失了以后，自己会被削弱军权，所以有意“养寇树援”。 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后来仆固怀恩叛乱的结果，去倒推之前的动机，有“诛心”的嫌疑。不能说仆固怀恩没有这方面的私心想法，但是根据当时朝廷和叛军的实力对比，以及在进入河北地区之前，朝廷已经在对待宋、滑等州的叛军来降方面，采用了这样的“姑息”政策，可以说明这是一个早就达成一致共识的策略，并非仆固怀恩个人能决定得了。当然，中央政府对前线将领，特别是朔方军将领，猜忌和防范已经越来越深。 在史朝义身亡、局面初定以后，仆固怀恩奉命护送他女婿、回纥的登里可汗回国，怀恩从前线赶到潞州与回纥军队集合，大家打算一路北上，返回可汗牙帐。结果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认为仆固怀恩有叛乱之心，有意勾结回纥军队洗劫太原，所以干脆关闭城门，不让回纥军队进城，而且也拒绝送粮食出来犒劳大军。这很让人意外，也很让仆固怀恩在女婿面前丢尽面子。仆固怀恩非常愤怒，上书朝廷控告辛云京，而自己驻扎在汾州不走了，非要让朝廷给个说法。 代宗就派出宦官中使骆奉先前去调查。骆特使先进了太原城，辛云京当然给他讲了一大堆仆固怀恩这个人如何不可靠，手握重兵又是回纥人的老丈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看来骆奉先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当然，作为皇帝特使的宦官，这种成见未必就是简单地受辛云京的影响才开始有的）。 之后，骆奉先才又去了汾州另一当事人那里。我们知道，仆固怀恩是前线将军粗莽武人，又是胡人出身，做事奔放不拘小节，有什么说什么，跟代宗那样的笑里藏刀风格很不相同。 胡人将领爱喝酒，喜欢在酒桌上联络感情。骆奉先刚落座，就先被仆固怀恩他妈给数落了一顿，说以前你跟我儿子关系就好，对你也不错，干嘛你要先跑去辛云京那，不把我们怀恩当兄弟是吧，算了算了罚酒三杯既往不咎。 酒喝到高潮处，仆固怀恩干脆自己上阵，给骆奉先跳了一支舞，场面很是热闹。喝好酒谈好工作，骆奉先说要回京交待去了，仆固怀恩说明天端午节，我那又给你安排了一桌，再住一天，骆奉先一再推辞。当兵的最受不了这种婆婆妈妈，直接叫人把骆奉先的马给藏了起来，让他跑不了。 晚上骆奉先回宾馆一琢磨，先是把我给数落一顿现在又把马给我藏起来，莫非真的是要我命的节奏，紧张之下，当晚就翻墙出去赶紧离开了危险之地。 第二日，仆固怀恩也意识到这下子误会搞大了，急忙叫人把马送回给人家，但为时已晚，骆奉先回去给皇帝写的述职报告当然对仆固怀恩相当不利。怀恩也写信给代宗说明情况，同时继续控告辛云京违反政治规矩、诬陷功臣，这次还把骆奉先一起给告了上去，要求中央严厉处罚这两个家伙。 “上两无所问，优诏和解之”，代宗没有给出明确态度，而是貌似中立劝解双方，当然这就让仆固怀恩明白了，在皇帝那里自己根本得不到信任。越想越生气，“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怨殊深”，全家上下四十几个烈士，陪嫁过去两个女儿，大战无数现在还要遭人诬陷，仆固怀恩又写了一封很带感情色彩的长信给代宗，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 九月，代宗又派黄门侍郎裴遵庆前去汾州，说朝廷还是信任仆固将军的，现在跟我回去，当面给皇帝认个错，一切就都过去了。仆固怀恩也答应下来，但是很快在和部将们一协商之后，怀恩立刻又改变了主意，手下人告诉他说，将军您功高受忌回去凶多吉少，您忘了来瑱的下场了吗？ 这么一说，仆固怀恩倒是真的害怕了，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朝廷那一边，长期和回纥往来的仆固怀恩私底下是否和回纥有什么秘密协定，这个是很难说的，当时一位出使回纥的中央御史大夫王翊，在回京的路上被仆固怀恩扣押，就极有可能是仆固怀恩害怕有什么联络回纥的证据落到中央手里。这样，仆固怀恩和中央的矛盾就逐渐开始公开化。 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幸陕州。天子遭难，大将仆固怀恩本应赶紧救驾，但是当时正在河东的仆固军队没有任何动作，观望不前。等到了第二年，长安收复以后，代宗令刑部尚书颜真卿去仆固军中慰问，颜真卿婉拒了这一命令，说去年在陕州的时候我要去他那里搬救兵，皇上你不让我去，当时去的话，我说一通大道理，理由很正当他也有个台阶下，这样事情就可能化解了。现在皇上你已经回到长安，再去召他，他怎么敢来，双方和解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还是做好仆固怀恩造反的准备吧。 果然不出所料，没多久仆固怀恩最终还是造反了，在汾州举兵和朝廷兵戎相见，但是朝廷这边也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但各地防卫加强，让仆固叛军很难取得大的进展，同时再次起用朔方军的老领导、仆固怀恩的老上司郭子仪出镇河东前去镇压。 怀恩手下的将士们大多都是郭子仪的老部下，军心很快动摇。已经走上不归路的仆固怀恩没有办法，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后来干脆引导吐蕃十万大军进犯泾州、邠州，走上了彻底的投敌叛国之路。 仆固怀恩曾经前往来瑱的墓前祭奠，说自己和来瑱一样都是“俱遭放逐”不得不反。永泰元年（765年）又一次联合回纥、吐蕃南犯长安的仆固怀恩，在行进至鸣沙的时候，突患重病，被抬回灵武，九月九日去世，一代名将就此仓皇陨落。消息传到长安，代宗长久沉默不语。 安史之乱平定后，朔方军的将领只有两种出路，要么像郭子仪乖乖交出兵权任朝廷处置，要么是像李光弼、仆固怀恩以及后来的李怀光那样走上造反之路（李光弼长期违命在外，好在死得较早没被逼上公开造反），基本没有其它出路，这也是当时各种形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后来很多人将这些立下大功的将领们的造反，归罪于当朝太监的挑拨离间，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宦官和皇帝是一个利益整体，只是皇帝强的时候能管住宦官，弱的时候又被宦官掌控，但他们的利益出发点是一致的，很难说存在什么挑拨不挑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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