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外篇·天地》中有一段经典对话，请看原文：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现代汉语译文如下： 尧在华地巡视。华地守护封疆的人说：“啊，圣人！请让我为圣人祝愿吧。祝愿圣人长寿。”尧说：“用不着。”“祝愿圣人富有。”尧说：“用不着。”“祝愿圣人多男儿。”尧说：“用不着。”守护封疆的人说：“寿延、富有和多男儿，这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你偏偏不希望得到，是为什么呢？”尧说：“多个男孩子就多了一层忧惧，多财物就多出了麻烦，寿命长就会多受些困辱。这三个方面都无助于培养观念和德行，所以我谢绝你对我的祝愿。” 此文中，“多个男孩子就多了一层忧惧，多财物就多出了麻烦”可以好理解，但庄子的“寿则多辱”让人迷惑，长寿是一种追求，怎成了“辱”？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老而不死是为贼”，结合当时孔子的语境，是说原壤这个人既无道德又无善行，活着等于偷生。“贼”比“辱”更高一个境界。上海、宁波话中有“寿头”、“寿搭搭”，意为“傻瓜”、“做傻事”，将“寿”喻“傻”，看来普通百姓的智慧是和庄子、孔子一个境界的。想到人人都要老去，今天对寿者辱，意味着明天别人对己辱。 当今社会代沟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受辱更加具备了条件。死人就不用操心别人的评价了。若在活着时被品头论足，难怪有些刚烈性之人干脆自裁了。近代，伟人多有风格，洒骨灰于天地江河，固有道德风范或精神追求，但也不排除死不受辱的思考。 寿则多辱，是因为活得明白，糊涂一生是可以快乐而亡的。梁漱溟先生说：“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看来，快乐和不粗浅、有味也是较难两全的。梁先生想活得明白，终其一身，也算“寿则多辱”。还有很多先哲不是“寿则多辱”，而是“忍辱者寿”，为求寿而奴颜婢膝，寿是寿了，被人看不起，戳戳点点，一样受辱。人生的痛苦之一在于自我和他我总是难以和谐，即便短暂的和谐，过程仍然是矛盾的交集与妥协。人与人接触越多，打开心扉越久，话越多，矛盾就越多，这越多的矛盾就形成了“辱”的条件。 孔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似乎“寿则多辱”、“老而不死是为贼”是寿者自取其辱，因为社会还是提倡尊老的。但在尊老的皮子下既有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老者，也有排斥老者、侮辱老者的陋习。若要寿不多辱，就得自得其乐。“你老了吧？”这个老，成了充满贬义的置疑。 此外，“寿则多辱”除了精神上的“辱”，还有肉体上的“辱”。有尊严地、够安乐地死去往往是很难争取到的人生幸福。绝大多数的“寿”者最终要在疾病缠身且完全不能自理的痛苦中死去，无论躺在医院或家里，寿者是郁闷的，侍者是苦闷的。 人如昙花绽放该有多好，无需容忍老的痛苦。不受辱，须识相、懂分寸、有修养、能淡定、稳心态、辨人心，不是件容易事。拥挤在面具的人群中以及淹没于熙攘的利益中，寿者无法自控其“辱”，看来“中庸”、“随遇而安”才是王道。人生中的“辱”也就成了一种调剂品。 武则天树无字碑，是非功过转头空，或许武老太太觉得无言为大，不怕后人评述，无字碑就是一种自我的盖棺论定，虽无言却万语。当年如果慈禧太后肯早点且积极推进国家改革，还权还利于民，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今日世界也就多了一个王室。贪图今日的权力，失去的是明天；释放今日的权力，得到的是未来。看来，“寿者多辱”的主动权还在于寿者的自身抉择。 对于平常人来说，如果真是“寿则多辱”，总归生命只有一次，能寿也是好的，不要为活而活，适当受些无法避免的辱还是可以放下的。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姓庄，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人，先祖是宋国君主宋戴公。庄子是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学学派庄学，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庄子最早提出“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他的代表作品为《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庄子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庄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