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仰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 小小年纪,她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她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 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 但一开始,她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 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她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她的灵魂。 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她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她一生的《拜伦传》。 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一生中,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为维持瘦削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她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 在部队里,她不是形体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她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地架在窗棂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
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她全部的青春幻想。于她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 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都对上级说:“我想去!” 没想到,这成为了她一生的转折。 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 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专职作家了。 但她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她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七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 为了出国,她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她,买了三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她:“鱼呢?”严歌苓早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 到了美国后,她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三次机会。 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两个艺术院校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她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 她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老远。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她一个小时才读十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一篇小说,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她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她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A的学生。 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严歌苓答:“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 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 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 在美国,她却要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 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她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
生命的酸楚、慌张,生之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 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她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 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晾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臆想,写得入木三分,一举摘下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的一等奖。 在学校里,同学给她讲了个华人移民的故事,她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渔》。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她,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 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 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啊?” “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 “天呐!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她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 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OK 啊。” 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 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 《少女小渔》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大银幕。 除开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要掀起收视狂潮:《一个女人的史诗》《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 1995年2月,严歌苓接到一个电话,是自己的好友,在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打来的:“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天浴》。” 严歌苓问:“为什么非要拍这个?” 陈冲说:“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对这部电影,陈冲极为重视,激动得睡不着觉。从柏林回到旧金山时,她已经写完了剧本初稿。为了《天浴》,她推掉了一切角色,甚至连大导演伍迪·艾伦的邀请都给拒绝了。 最终,这部电影不负众望,拿下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在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熊奖提名,最后还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而那时,年仅17岁的李小璐,直接摘得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 《无极》失败后,陈凯歌急着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 《梅兰芳》,最后打破了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 但跟导演合作了几次后,严歌苓觉得,自己写起剧本来,并没有写小说时那么有激情。剧本是为导演服务的,不能掺杂太多的自由意志。 再次下笔时,她就想写一个“抗拍性”特强的题材,于是写了一本《陆犯焉识》。小说里有不适宜的内容,严歌苓心说,这下你们拍不了了吧? 哪想到,张艺谋还是拿去拍,只拍了后半部分。《归来》上映首日,便拿下了3000万票房,创下中国文艺电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纪录。 严歌苓能用自己的故事,收割一大片导演的芳心,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狠,一个是真。 在写作这件事上,就像当初练跳舞一样,严歌苓是个对自己严苛到冷酷的人。 读写作班时,老师要求学生写3页内容,她就一定要写到6页,一个接一个学生退课,她却能顶住压力。成为专业作家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天都不曾荒废。这种高度的自律和内驱力,是做成一切事情的关键。 有时写到忘我了,早上丈夫出门她什么样,回到家,丈夫一看,还那样。丈夫就开玩笑问:“我今天是不是没去上班啊?” 有一段时间,因为写作,严歌苓严重失眠,断断续续有30来天睡不着觉。跟人聊天时,别人问:“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严歌苓一听,眼泪“哗”就下来了… 最痛苦的时候,她患上了躁郁症,觉得整个世界抛弃了自己。最后帮她撑过来的,还是小说。写作之于她,就是生命。她说:“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除了上面的狠,再有就是真。 严歌苓是个体验派的作家,每次下笔写一部作品之前,她都会不考虑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花大量的精力去考据和体验:
严歌苓之所以坚持调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 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她高度的自律。她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出版人张立宪就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 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 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开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后凋谢也会很快。我不恨它,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 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为幸运的是,她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小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它在,她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 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 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心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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