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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话，不仅不动声色地区分出了上海人和外地人，甚至还区分出了土气和洋气、粗俗与文明、贫穷与富有。 “姥姥”与“外婆”引起的骂战 不久前，上海家长爆料沪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打碗碗花》一文中“外婆”被改为“姥姥”一事，引发了全网热议。上海市教委作出的一则回应的截图亦被晒出，截图内容称，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外公”、“外婆”属于方言。
图片来源：大风号 不少本地网友愤愤不平，他们认为这是普通话霸权的又一次暴政，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不少上海人对此痛心疾首，上海话，于他们而言，是《海上花》里推杯换盏的喧闹与苍凉，是《色戒》里的欲说还休，更是《繁花》中市井日常的琐碎与静默，是自小浸润其中的乡音。 一些人开始行动了，近些年，上海先后在公交车上采取方言报站名，在幼儿园和街道社区普及上海话，在卫视综艺节目上对明星进行方言教学，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吴侬软语。
但有人发问：提倡上海话，到底是对普通话霸权身体力行的抵抗，还是一种隐秘的排外？ 实际上，提倡上海话遭到了不少“海漂”和游客的反感。“阿拉上海”对上海人来说或许是自豪的称号，可对他们来说却是个排外的信号、是融入此地的障碍，透露着都市人的傲慢与优越感，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外乡人的身份，确证着他们与这个城市的格格不入。
上海人对外地人的不友好早就不是新闻了，而上海话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它不仅不动声色地区分出了上海人和外地人，甚至还区分出了土气和洋气、粗俗与文明、贫穷与富有。 此前，曾出现上海人因店员听不懂上海话而发飙的案例。听不懂上海话，竟成了罪过。
针对“姥姥”这状公案，一位上海作家也在微博上发表了如下言论：
说不说上海话，似乎成了一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漫长拉锯战。或许，我们先心平气和地看看上海话是哪里来的比较好。 上海话哪里来？哪里去？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可以分为十个或八个方言区。非官话区人口大约有3亿以上，其中，吴语区人口超过7000万，分布在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浙江省及其毗连的赣东北一带。我们所谓的“上海话”，就是属于吴语区，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的一种方言。 从上海开埠至今这一百多年间，松江府城改头换面，上海话本身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语音方面，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话韵母已从63个减少为32个，声调从8个合并成5个；词汇方面，上海话吸收了周边很多地区，诸如苏州、苏北、宁波、杭州的方言土语，例如我们常常用来刁侃的“阿拉上海人”，在20世纪初还要读作“吾伲上海人”，这便是宁波话的影响。 移民是造成上海话剧烈变化的最主要原因。19世纪中期以来，上海共有三次移民浪潮。先是上海刚被开放成口岸，开始出现近代工厂和工人的时候，有一大批来自更早开放的广东技术工人。 之后是以宁波人为主的江南移民，他们原来多为手工工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教育水平，这些宁波人形成的甬帮操纵上海金融界数十年，大部分宁波人投资新式企业，商人和工人在公馆里交换经济和社会信息。 最后是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持续到20世纪到来的苏北移民，他们生活窘困没受过什么教育，在上海只能干些没技术含量的、临时的、最苦最低贱的活儿。
沪语话剧《繁花》宣传海报 到1949年，上海本地籍居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其中苏北移民最多，占总人口的45%，宁波人则占了20%。虽然北方移民更多，但由于苏北移民社会阶层低，不及宁波人占据的政商界要位，因此宁波话胜利战胜了苏北方言，更深刻地影响了上海话演变的进程。 谁有钱，谁的话便有分量。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都是大陆最繁华的都市，上海文化成了大陆最成熟的城市文化。由于讲上海话的人往往更“有钱”，人们会产生上海话，优雅、有文化、时髦（本次由上海人民将英文smart引入，于是汉语有了“时髦”）等错觉，这都是来源于人们对城市本身的刻板印象。而上海本地人则会用上海话掺英语的方式，显示自己比说普通话的人更有优越感。 我们会看到有上海作家宣称：
也有上海作家认为：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语言决定思维，上海话思维和普通话思维对立，自由的上海人要自由地用自由的上海话思考。
周立波关于北方人吃大蒜上海人喝咖啡的言论引起争议 可惜的是，这一语言决定思维假说，已经破产几十年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使用没有将来时的语言，人就不能展望未来，更没有证据表明，删除“种族”就没有种族主义了。这种说法被证伪的彻底程度，大约相当于进化论中的用进废退说。 如今，当然不是在说要保卫全浊声母的安全，也不单纯是在说什么推普之后没上海。我们要留神的是，当人们说要保护它、继承它、发扬某种语言时，那些总爱在方言与思维行为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人，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说上海话，做赚钱人 语言可以作为社会区隔的工具。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则发现，同样一段陈述，由异乡口音说出会更令人怀疑。研究人员认为有两种原因。首先，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给带有异乡口音的人贴上“外人”的标签。而“外人”的刻板印象让我们减少了对他们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的减少往往很难被我们自己察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内隐态度。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异乡口音会影响认知流畅性（cognitive fluency/ Processing fluency），也就是人在心理上处理信息时的顺畅程度，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将这样的不适归因于信息本身，这也间接降低了我们对带外地口音人的信任感。 这一结论在最近上海的一项调查中被很好的证实了。该调研覆盖上海有代表性的七个区，包括宝山、普陀、浦东、黄浦、闵行、嘉定和闸北。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七个区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数的59.3%，而外来人口占上海总外来人口的62.1%。调查发现：
显然，在上海，不会说上海话是真的会带来麻烦的。
电影《花样年华》剧照 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是否会说本地方言本该越不重要。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动性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使方言能力成为判断移民融入程度的信号。 随着移民（包括国外移民）比重不断提高，语言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曾经吸引着来自全球和全国的淘金者，上海话也曾经受到苏州话、宁波话和英语的共同影响，而这恰恰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充满活力的体现。 但今天，移民的后代却普遍担心，“纯洁”的上海话在改革开放新一代移民涌入后，面临了了不得的“威胁”。语言使用也是一种认同行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谁的一种手段。中国城市对外来人员所采取的“经济吸纳”和“社会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这些“都市里的村民”成为行走在都市里的“边缘人”，也使得原本的城市居民划出各种条条框框，来区隔自己与外乡人，这其中，语言，无疑是一大利器。 上海话之别，还是土洋之辨？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时代用“三线”建设来平衡地区差距的努力被扭转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马太效应”，造成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尤其是集中于北上广等少数大城市。这些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前景，更优越的教育条件和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吸引了大批的外地人口。 外来人口的涌入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但也引发了本地人的不满。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外地人”成了一个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汇。在一些本地人眼中，“外地人”大多学历不高，素质低下，吐痰、抖腿、打架、插队、不爱洗澡，与之相对应的，文明、有礼貌、讲信誉、爱干净，甚至品味不俗往往都是本地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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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的本地人爱拿素质说事，但事实上，“没素质”很可能只是个幌子。真正让本地人“记恨在心”的，是市场化浪潮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被剥夺感：居高不下的房价、不断紧缩的就业市场、拥堵的交通不断压榨着上海人的生活，生存空间被挤压，生活压力增大。 尽管此类现象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但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由于这一切都伴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入，于是“外地人”便成了最易寻找的出气筒和背锅侠。毕竟，把这一切归罪于“人多”，归罪于没有户籍优势的弱势群体，既不需要动脑子，也不费什么力气。
图为电视剧中常见的上海丈母娘形象。 当一小撮本地人发现他们与自己口中的外来人口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甚至要与他们竞争工作岗位和医疗、教育资源时，他们只能通过强化往昔的优越感，来弥补平衡如今竞争失利所带来的失落感。
落魄的现实往往会激发对光鲜的想象。此时，上海人的身份是他们在穷困潦倒的境遇中，唯一可以怀念的荣光和骄傲，而上海话与“高素质”作为上海人的代名词，就是这荣光留下的活化石，它不仅是文化，更是活在他们身上的昔日繁华，象征着本应获得的社会高位。
上海外滩老照片 当存款、住房甚至户口都不再能清晰标明上海人的优越地位时，普通话的流行使人们越发难以口音分辨祖籍时，方言挺身而出，成了上海人用以区别本地与外地的便捷方式。 更进一步的，方言还被赋予了所谓的反对普通话霸权这一层社会意涵。一个想象中的独立自主的富庶南方文化与外来的粗野的北方政权的对立，靠着上海话与普通话得以具体展现，由此，上海人大可以以此为借口，要求保护本地方言文化，捍卫上海人的城市红利，让它们免于被外地人稀释的命运。 而歧视穷人的这些人，实际上也没谁住在静安区的洋房里。因为只有本地的“中产”和底层才会与所谓“外地人”在工作和生活空间中相遇，形成一种竞争和敌对关系。 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差别，要远小于本地穷人和本地富人之间的差别。
这是一场本地穷人和外地穷人的战争，而语言就是他们争斗的一个工具。 作者：Catherine 山谷 编辑：凉拌水瓶座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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