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语境看西方译学理论 张传彪 第一次听到学界同仁抱怨某些语言学论著实在看不下去，笔者禁不住窃喜，总算吾道不孤。当今外语学术界，研究西方译学和语言学理论的文章、论著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就连普普通通一篇分析外语测试的小文章，生拉硬扯也要跟“语言表象”、“等值概率”、“听觉编码”等西方新潮术语挂上钩，不由得你不信它真的是在谈什么重要的东西。其实这也难怪，眼下你若想发高论而不故弄玄虚，戛戛乎难矣！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开始涌入中国，该领域的学者以及希望成为该领域学者的人們对它们的热情就有增无减。研读者有之、转述者有之、附和赞叹者更有之。各种标新立异的西方语言学、翻译学的理论和术语几乎顷刻间出现在中国外语学术领域的各个角落，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理论大潮。不少国内学者，自己的理论话语鲜见出彩，转述、照搬西方时髦术语却不遗余力。一位颇负盛名的语言学博士居然断言：“每一个译者都必须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认识文本的真正意思或作者本来的意思简直是‘理解的奇迹’”。笔者不禁愕然，这种言论怎么可能出自汉字语境下长大的人之口呢？如果文字真的那般生疏，文本的客观意义真的不存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如何传承至今？“诗三百”、唐诗宋词又怎么能够“传乎乐章、布在人口”、长盛不衰呢？ 一、西方语言学理论之与汉字、汉语 本书作者颇感困惑，法国的德里达在当代中国语言学界、翻译理论界可谓声名显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里达本人却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翻译家，更不是文学家。论翻译功夫，恐怕连三流水准都达不到。其实，翻译理论界的不少争论在局外人眼中是相当肤浅的。类似前述论者的论断并非个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真的“只缘身在此山中”。 面对外语学术界言必称S. D. Krashen、E. A. Nida的风气，人们有理由质疑：初唐“四杰”的王勃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时年仅十四岁，他的文学才华源自哪一种语言教学理论？在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中，凡涉及汉-外、外-汉翻译的，当之无愧领衔主译的几乎全是华人译员，这又说明了什么？迄今为止，“有几个外国人出版过堪称经典的中国文学名著? 而在中国，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的翻译家何止一二!”（许渊冲语）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西方翻译理论家们借助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以及结构理论、功能理论、信息理论等等，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翻译高论。可是，用这些理论学说武装起来的西方译者们的翻译水平，到底比50年前提高了多少? 翻译家江枫先生在全国第五届诗歌翻译年会上指出：“近年来图书翻译的质量屡遭世人诟病，在促成质量下降的多种因素中，一种病态翻译理论的病态繁荣，是尤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翻译学说如果剔除研究视角不同、使用术语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其基本思想同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又有多少差别? 使用它们指导汉-外、外-汉翻译实践，到底会比中国传统译论强多少? 难怪曹明伦教授感慨，“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的翻译理论越来越高深，翻译原则越来越科学，翻译技巧越来越系统，可翻译质量的提高与理论、原则和技巧的发展似乎不太成比例。”李克兴先生说得更是直截了当：“翻译家不可能因为掌握了现有的任何一套翻译理论或遵循了以上任何一套翻译原则，其翻译水准就会有某种质的飞跃。” 在人们的观念中，专业与非专业的差别不言而喻。一个搞过育种的农民其基因知识能够超越遗传专家的概率几乎为零。然而，近三十年来，全国性的英语翻译比赛和演讲比赛中，非英语专业人士获得优胜乃至冠军者却大有人在。这又是为什么？在当代自然科学领域，有谁能找到一个半路出家的芯片专家？或是无师自通的核物理专家？绝无可能！可是，古今中外名闻遐迩的诗人、小说家中自学成才者、半路出家者却比比皆是——莎士比亚念过几年书？鲁迅是文学科班出身的吗？当今中国极负盛名的剧作家魏明伦上过几天学？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前者是科学，后者是技能（艺术）。400年前的英国科学家跟今天的同行绝难比肩；而400年前的莎士比亚至今依然是难以超越的文学巨人。其道理就在于此！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穆尔通教授在《美国的语言学与语言教学》一书中对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一种习惯”（A language is a set of habits.）。而谁都知道，“习惯”更应该归类于“技能”，而不是“理论”。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技能。语言技能与翻译技能的提高跟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之间完全不能划等号。关于这一点，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种翻译理论对出彩的翻译实践解释不通或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需要改变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中国传统语言学发端于对汉字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这种语言学与西方表音体系的语言文字之间既没有渊源关系，也缺乏普遍兼容性；它纯粹是建立在象形汉字和重意合不重形合的汉语基础之上的。而汉字恰恰又是当今世界上以“字”为“本位”，唯一属于象形表意的文字。不难看出，中国传统语言学正是为汉字汉语量身定制的语言学！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和汉字书法，它们的“阴阳五行”理论与“写意”、“写神”的艺术风格，西方人觉得玄乎，中国人觉得实在。岂止实在? 传承了几千年还依然乐此不疲！与中国传统语言学相比，西方语言学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其研究对象、范围、深度、条理性、逻辑性、思辨性，较之前者确实更深入，相对也更具普遍意义和科学严谨的阐释力。但我们要问的是，西方语言学、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等等到底把汉语因素考虑进去多少？而汉语恰恰是世界所有语言中唯一不属于表音体系的，最具异质特征的语言！ 举个简单例子，汉语讲究音趣，比如长音有宽裕、沉稳、恬静、徐缓、幽逸等情趣；短音则有急促、浮泛、激奋、琐屑等情趣。根据辜正坤教授，“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呈正向扩张型的字，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其音时的开口度相对较大。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其读音多沉钝、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请问，西方语言学研究过这类语言现象吗？笔者不敢断言西方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们对这些问题认识肤浅，但相信相比于他们，中国人对这些现象肯定更有感性认识，也更具研究优势。 最近几十年来语言习得理论被炒得沸沸扬扬，而这种理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西方表音文字体系的语言基础之上的。该理论的研究者之一汝梅哈特就认为，人在阅读时大脑对视觉扫描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依次经过表音法、词法、句法、语义的加工最终达到理解。可是，汉字的字形中并不能看出语音的实际面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阅读时未必都懂得每个汉语字词的准确发音，却丝毫不影响对这些字词的理解和书面使用。那么，这首当其冲的“表音法”在汉语这里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更有些中国人一辈子只讲方言，根本不懂汉字的正确发音，却照样可以文笔不凡，出口成章，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克拉申主张，二语习得是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有意识的学习对二语习得能力和二语交际作用甚微。这个说法对于以语音为中心，字随声转的西方表音文字的习得当然行得通，因为拼音文字是表音的符号；其读音和书写是一致的，只要写得出来的词句，就没有读不出的道理。反之亦然。可是，对于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的汉语学习者，克拉申的说法就显然缺乏根据了。以形表义的汉字笔划繁复，是直接表达概念的符号；其发音和书写方式之间并无紧密联系，而且异字同音现象十分普遍。西方人不经“有意识的学习”而想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习得汉字汉语，无异于白日做梦！ 钮马克教授提出了区分语义型翻译和通达型翻译的概念，主张译者对作者的忠实是第一位的，对译入语的忠实是第二位的，对读者的忠实只能是第三位的。可钮马克并不知道，将汉语诗歌译成英语，汉诗的音韵、平仄、对仗不复再现；作为象形汉字所特有的图像性、会意性、音乐性、联想性（比如“魅魑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也早已丧失殆尽。那么，对译入语的“忠实”如何兑现? 还有，汉语作者须臾不敢违背的“音义互动律”，比如不说“汗”，而说“汗水”；不说“冷若冰”或“冷若霜”，而说“冷若冰霜”，倘若照译成英语肯定忓格难通；不译，对原作者的“忠实”又从何谈起? 此外，汉语有方位词、语气助词，英语没有；汉语介词贫乏，英语介词丰富；汉语中根本不存在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等等，而它们却是英语中十分活跃的词类。翻译这些缺省或无法对应的语言成分只能靠变通，而变通与“忠实”是背道而驰的。 坦率地说，钮马克的翻译理论指导同根同源的印欧语间的互译，或可称道；移用于汉语，还不及傅雷的“神似”二字更切实际! 说也难怪，德里达、钮马克等人本来就对汉语了解无多，也未必指望自己的理论会被中国人奉为圭臬，倒是中国人不请自来认拜师父，又焉能苛责于人? 可以肯定，汝梅哈特、克拉申和钮马克在做出上述结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汉字背景；要不，就是他们对汉语知之甚少而以偏概全。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文字表音，形合构句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汉字恰恰不表音值，汉语恰恰不重形合重意合。 西方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性联系，纯属任意性的说法可谓尽人皆知。但要是此君了解中国古代先民之“初造书契（文字）”“盖依类象形”，他就不至于下此断言。在使用字母拼音文字的印欧语操持者看来，语言符号和所指概念之间竟然存在着渊源关系，两者的结合居然可以找出理据，肯定不可思议。奇怪的是，索绪尔的这个纯粹建立在表音体系语言文字基础上的结论竟也被不少中国学者视为真理，而且附和之声此起彼伏。 汉字作为史前人类原始“图画文字”的嫡传，既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象形表意文字，也是唯一不属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其在某些方面与西方语言学经典定义格格不入在所难免。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中就不乏针对汉字的偏激言论，主张废除汉字者有之，主张照搬印欧语法者有之，主张汉字全盘拼音化者更有之。一时间，传承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方块字竟变得一无是处，甚至连鲁迅也对之贬责有加。汉语到底还算不算一门科学语言，似乎都成了问题 本文作者就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西方哲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的理论体系迥然不同? 是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抑或学者学识水平的差距？显然不是。事实上，中西方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差异并不是理论自身本质内涵有多大不同，而是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差异使然。这种差异可以从西方人对诸如“A是A又是非A”的悖论情有独钟，而中国人对之并不欣赏，甚至斥为巧舌如簧中看出。 二、西方翻译理论：是借鉴，还是照搬?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注重功能、效用、整体关照，而不是结构、属性、逻辑分析，这是为什么? 原因有多方面。不过笔者以为，汉字结构的象形性、会意性、独立自足性，以及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倚重意会组合的特点很可能是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实际上，汉语语文实践从语句建构到修辞方略从来都是依赖于人的悟性，甚至是灵性。而语言是人认识世界的中介，人不可能离开语言来思考世界。任何语言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其属身的社会与文化签下了一份亘古不变的契约。可以说，中国人的认知心理和思维特点跟汉字汉语的独特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汝昌先生在谈到文学语言中西方差异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汉语所表达的所传感的是事物的神采风韵，而不是‘器’的‘死物’的形态外相，这就被西方重‘界定’与‘精确表述’的眼光视为‘模糊’‘朦胧’了！岂不可嗟可惜哉。”反观西方语言文字，其书写符号是拼音字母，其组词构句靠的是形合手段，如词缀、词形变化、表各种关系的连接词以及时、体形式标记等等。可以说，西方人思维方式的条理性、逻辑性、科学性，以及表达方式的演绎特点和缜密特点，跟西方语言文字的本体性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一种语言文字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了该民族认识自然之道的一个“本源”。它对人的认识就会有一种启示和规范的作用。 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反映在各自民族的思维上，则是前者倾向于整体性、辩证性、具象性、主观性和模糊性；后者则是倾向于分析性、抽象性、客观性、精确性。这种差异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中国小说力图将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简单，而西方小说总是尽量将一个简单故事讲得复杂。”（申小龙语）而反映在对理论的阐述上，则是汉语推崇归纳、简约，英语偏好论证、演绎；汉语注重提纲挈领，英语擅长条分缕析。以中国传统译论为例，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傅雷、钱钟书的“神似”说和“化境”说，无不是三言两语直抵本质。西方译论则正好相反，斯坦纳的《贝贝尔之后》（按：又译《通天塔》）仅仅为了证明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竟可以从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学，甚至病理学的角度广征博引，洋洋洒洒，论证得滴水不漏。  再看西方结构语言学理论。其研究方法首先是切分语流，切分到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再切分到语言的最小单位（音位），继而研究语素和音位的分类、组合，形成结构语法学和音位学。当语言学研究进入言语领域时，则“不仅研究语言体系本身，同时还研究使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乃至话语本身，形成话语分析、话语语言学、语境学、语体学、言语修养学、语用学、现代修辞学等分科”（王徳春语）西方的民族性重科学，重实证，推崇逻各斯主义；加之西方语言本身又特别适合于逻辑思辨、条分缕析。所以，同样一个学术命题，在西方人笔下剖析再剖析，演绎再演绎，可以写成洋洋百十万言的鸿篇巨著；而在传统中国人的笔下很可能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当然，这种从总体上把握事物本质的运思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美学传统有关，但汉字汉语与生俱来的简隽、内蕴、倚重意合领会的诗性特征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以我国的传统译论为例，对一部翻译作品的评介往往采用“印象性术语”，明显带有直观和模糊思辨的特点。这其实与中国文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比之西方形式化的语言理论，显然更体现人文主义色彩。难怪鲁迅感慨，“中国的文与语，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可以说，中国人在人文科学的理论建树方面吃尽哑巴亏，跟汉字汉语的天生特点不无关系！ 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卡西尔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构形原则，认为“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它就不可能表现。而这种构形过程是在某种感性媒介物中进行的。……”而我国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得出了丝毫不逊于此的结论：“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周易略例·明象》） 美国符号论美学创始人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直觉“包括对诸种形式特征、关系、意味、抽象形式和具体实例的洞察和识认”，但它“永远也不能通过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朗格的这番言论总让笔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是南宋诗论家严羽七八百年前说过的“透彻之悟”、“不涉理路”、“诗有别才，非关书也”的翻版？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徳里达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不稳定性关系的见解，在西方语言学界可谓出尽风头。可怜中国的老子一语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句话就囊括了徳里达连篇累牍的理论阐述，只可惜说早了两千年，早已被历史尘封。当代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在《人們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实体隐喻的概念，并把隐喻看成是人们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方式。该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不小反响。而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下“比显而兴隐”，“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时做梦也不会想到，“隐喻”一说的原创权居然被一千四百年后的某个外国人尽收囊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公证人竟然就是自己一千四百年后的同胞！美国的刘易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词块教学法”，主张以词块的形式进行词汇输入。照理说这种类似背成语、背“三字经”的玩艺儿，中国人比谁都在行，可偏偏就是这个玩艺儿被改头换面，取名为“The Lexical Approach”，然后以“西方语言教学理论经典杰作”的头衔被前呼后拥地引进，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取得了专利！最有趣的还要数美国人庞德，这位斗大汉字不识几个的西方诗人，仅仅懂得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点皮毛，居然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先河！…… 千百年来，从支谦、鸠摩罗什到严复、钱钟书，如果说真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影响中国人的翻译实践的话，那便是被称之为“感悟翻译哲学”的东西。可在西方译论大行其道的今天，“信、达、雅”早就过时，“神似”、“化境”说也已成“昨日黄花”。充斥眼下各类学术刊物的是“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系统理论”，等等，等等。可怜急于要跟国际“接轨”的学者们，今天推介这个学说，明天拥抱那个学说，“对一种译论话语还未完全领会其内涵与实质，一下子又依附于另一话语了。有些论文中到处都是生涩的他译论术语，连作者自己恐怕都并不真正融会贯通，读者读后就更感到是在云里雾里了。”（朱桂成语） 不可否认，这些语言学家们的理论确实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造成严谨而又极具连续性的推论”（蔡新乐语） 可是别忘了，这是逻各斯与生俱来的本领——逻辑推理滴水不漏，自圆其说不容置疑，“A是A又是非A”的诡辩驾轻就熟。西方传统逻辑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是如此；把理性主义全盘颠覆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如此；接踵而来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还是如此，而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竟然可以把非理性主义及其对手理性主义的几乎所有理论解构得空空如也。原来，逻各斯天生就是思辩与解构的利器啊! 但是，仅凭这些就能证明真理么?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也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涉及汉语的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应以我们的母语即汉语为出发点和依归。因为不论是译出或译入，我们都离不开汉语作为基本经验材料，不能不顾汉语的词汇意义和功能的分布情况。对我们来说，一个真正科学严谨的翻译理论，首先必须切合汉语的客观实际，否则，它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就该受到质疑！ 中国现代哲学大家牟宗三先生对此不无感慨：“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笔者对此颇有同感。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确实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建立在印欧语系语言文字之上的。作为唯一一个书写符号方块象形且不表音值；组词、构句、全凭意会组合的语言，一味地寻求在表音体系的西方语言学和翻译学中定位自己，宁可削足适履也要蹲它一席之地，恐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对于发展适合汉字汉语特点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色的语言学和翻译学更是弊多利少。回想当年马建忠引进西洋语法，“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天真地以为既然人类的思维规律，认知规律是共同的，那么作为一种普遍唯理的传统语法也必然适用于汉语。而结果却是，《马氏文通》让中国人先是惊喜万分，接着就把汉语文法搅得不中不西，指导实践更是捉襟见肘。折腾了半个世纪，中国人才痛苦地发现，汉字汉语嫁接西方语法原来并不美满。难怪陳寅恪先生嗟叹：“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当代诗人韩作荣说过一句颇含无奈的话：“中国人喜欢扎堆”。此言虽然刺耳，却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当今中国外语学术界某些人的真实心态。 中国传统语言学真的过时了吗? 如果站在西方语言学的立场，岂止是过时? 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亚里斯多德眼里就够得上“荒唐”二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讥讽汉语为“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具有丰富逻辑词汇的地步”。但如果站在汉字汉语的立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乃至严复的“信、达、雅”，即使再过一千年还依然会熠熠生辉! 须知，音乐只存在于懂音乐的人中，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在聋子们听来跟马路上的噪音没有两样。这本不奇怪，可是，如果反过来采用聋子的标准来评判音乐，那就荒乎其唐了！ 其实，西方许多人文科学的理论，中国人不是没有想到，更不是不懂；两者的区别只在叙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就拿文学理论来说，中国三千年文学史不可谓不辉煌；中国文论也不可谓不丰富。可是，比起西方文论它却逊人一筹，原因就在于其一语中的、单刀直入，忽略了逻辑推理，缺乏思辩力度。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论竟然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中国的民族性乃是重具象直觉而不重分析推理，因此对于较抽象的事物并不能如西方之从推理的思考来界定它的名义，而往往喜欢用一些意念模糊的批评术语，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述作中，便充满了像‘道’、‘性’、‘气’、‘风’、‘骨’、‘神’等一类颇具神秘性的字样来做为批评的准则。”（叶嘉莹语）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胡应麟论唐人诗作有云：“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中唐遽减风神，晚唐大露筋骨。”平心而论，这些“道”、“性”、“气”、“风神”、“筋骨”虽然触及文学现象的本质，形象生动，却也难免语义含混，极易见仁见智。中国的传统译论也同样存在着类似局限性。以严复的“信”为例，“信”者，忠实也，可忠实到底应该忠于什么，并未细分。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锺书的“化境”说也一样，都存在着内涵、外延界限不清的问题。但你能据此而断言严复、傅雷、钱钟书们是在糊里糊涂中提出这些概念的么？笔者甚至相信，这些大师们是用天才的智慧刻意将自己丰富的思想归纳成千锤炼一字的箴言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概念尽管个个直击本质，却都建立在接受者的自我领悟之上，而个人的领悟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赋予它们的意义也就难免出现偏差。然而，所有这些传统理论毕竟存在了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早已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中国式的理论，指导中国人的文学批评和翻译实践，其理论指导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其所揭示的本质内涵并没有过时。它们在指导中国人的翻译实践与文学批评中发挥的作用更不是哪个西方理论所能轻松取代的。 毋庸讳言，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确实有其科学性，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然而，眼下有些人却把研究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变成了一种时尚。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语言现象也要被分析得高深莫测。钱冠连教授对此就深恶痛绝，“我常常觉得奇怪，理论书为什么一定要闹到许多人（甚至圈内人）看不懂，看不下去的地步?”学术文章居然同行专家看不懂，这恐怕就得从效果看动机了。 在《马氏文通》引进西洋语法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遣词造句靠什么？还不是全凭“意脉”、“神气”和“文思”？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主、谓、宾、补为何物，岂不照样创作出千古传诵的唐诗、宋词，以及堪舆日月争辉的《红楼梦》等不朽作品？ 研究、借鉴和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本无可厚非，但汉英两种语言相去万里，彼此间存在着诸多不可通约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学习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留一份清醒呢？毕竟，汉字汉语跟西方印欧语系是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 要知道，中西方民族间的差异并不只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的不同，二者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乃至部分大脑功能都不尽相同。前苏联学者谢尔盖耶夫（1987）的研究表明，对于同等程度掌握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人来说，当大脑左半球失效时，字母文字和朗读能力就会丧失，象形文字仍然保持着。当右半球关闭时，识记象形文字的能力受到破坏，字母拼音文字及其朗读则不受影响。在所有亚洲人中，象形汉字与音位（语言）听觉的联系不如其他文字那样紧密，所以，中国人在大脑半球关闭时，表现出的印象是另一个样子。户晓辉博士在《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欧洲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思维，中国人偏重于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来进行语言思维。不难看出，欧洲人思维方式的分析和抽象特征与他们偏重于用左半球进行思维密切相关；同样，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象性、整体性和诗性特征也同偏重以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平衡作用进行思维有很大关联。”这就从生理物质的层面上为我们解开了中西方民族何以会有如此语言思维差异的原因所在。 说到中西方人的思维差异，笔者在俄罗斯的一次经历也颇具说服力。记得，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有一个名叫“莫斯科车站”的大型火车站，当时笔者甚感不解。没想到在莫斯科居然也看到一个同样让人困惑的“圣彼得堡车站”。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所谓的“莫斯科车站”指的是位于圣彼得堡，开往莫斯科方向的火车站；后者亦然，只是方向对调了一下。这种命名方式俄罗斯人觉得正常，但以中国人的思维观之，明显就有异样的感觉。在这里，思维差异直接导致了语言行为的差异。  中西方传统语言学存在诸多差异，这是中西方语言文字差异和民族思维差异的历史产物。它们尽管建构的思路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在总结、指导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研究方面却各有千秋、难分优劣，应该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必须承认，西方语言学理论确实博大精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的。它对汉语以及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的理论指导意义是否相同于其在西方所能发挥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待探讨，而汉字汉语比之西方语言文字所表现出的异质特征远远大过西方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却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如此，许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利用，比如计算机翻译、人机对话、“等值”、“等效”标准等等，在西方语系中效果甚佳，而落实到汉语上则很可能另当别论。笔者以为，学习、引进、吸收西方译学和语言学理论不是不应该，而是不能重走季羨林先生所批评的“以‘印欧語的眼光’指导汉語研究”的老路，更不能因此而摒弃我们自己的传统语言学、翻译学的研究成果。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字方块象形，英字字母拼音。两者迥异如斯，又岂能以己方寸度人短长？以己规矩囿人方圆呢？用“象形表意”的目光与思维定势，审视以语音为中心，不知象形为何物的英文词汇，不出滑稽才滑稽。反过来，以印欧语的视角评判汉字汉语，不也同样如此？ 中国人学汉语、学西方语言、实践汉-西互译，已有久远历史，效果并不比西方人学西方语言、学汉语、实践西-汉互译来得差。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中西方民族各自都有适合自己客观实际的一套学习语言、研究语言、驾驭语言的理论、策略和传统。彼此不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借用笔者《笑论英语怪异》一文中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七律五绝登峰造极的盛唐，还是在英语独占鳌头的信息化今天，汉、英两种语言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长处短处，也各有对方难以企及的独特优势。唯我独尊固不可取，自惭形秽也大可不必。关键是，在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的时候别忘了提防敝帚自珍的国粹主义；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务必要有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张传彪语） “道”与“逻各斯”原本不是水火，两者应该共处，也完全可以共处。 张传彪 2018年7月2日去论文化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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