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信.jpeg 楚汉争胜，相距于京索之间，一日数合，都不能进尺寸之地，渐成僵持不解之局。天下为此匈匈数岁，百姓疲敝不堪。世人皆知当时之权在于韩信。 韩信得刘邦方面之寄，北徇地，破魏、下赵、服燕、平齐，战必胜，攻必取，雄踞河北，跨有山东。此时，韩信与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若两不相与，则鼎足之峙成矣。 武涉、蒯通先后劝韩信背汉。不听。鸿沟之盟决裂，刘韩会师，围项羽于垓下，终灭楚。然韩信后为刘邦所诈，降封淮阴，忍辱数载，终难脱鸟尽弓藏的命运，于陈豨之乱中被诬谋反，身死妇人之手，为后人笑，亦为后人所怜。 韩信临死，悔不用蒯通之计。 蒯通说韩信之辞，诚千古雄文，辩才眸于苏、张。当是时，通假充相士，以“君之背贵不可言”一句起兴，然后分析形势，剖陈利害，用张耳、陈馀反目成仇一事证明刘邦的恩义不足恃；又借文种佐勾践却功成身死一事说明韩信不反则结局亦将如此；最后指明其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参分天下才是唯一出路，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若此，可谓深谋远虑，算无遗策。不从其计，悔之晚矣！ 韩信拒绝蒯通、武涉之说，理由相同。他比较项羽和刘邦对待他的方式，说他跟随项羽时，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而刘邦授其上将军印，载以其车，衣以其衣，食以其食，且言听计用。他认为，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所以，他不能为了利益背弃刘邦。 是可谓义正辞严也！想当初，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赞他是“国士无双”，诚然也！观其言，在在都符合“士”的伦理，所谓“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是也。因此，韩信不叛刘邦，却不免于诛，是足可引起同情的。 不过，说这番话的时候，韩信并没有摆正自己的立场。当时，他已是“齐王”，怀贤圣之名，拥甲兵之众，处权衡之势，有割据之能，对于眼前局势的考虑，更应以一位“王者”的眼光来看待。但他却始终囿于“士”的伦理，脱不了“义”的束缚，不能理性地为自己谋一条最好的出路。惜乎！ 所谓王者，即是称孤道寡之辈。这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睥睨一切，在需要时可以置一己之利于所有伦理关系之上的心态。 想想刘邦身为“王者”的冷酷吧：逃亡路上，亲生儿女也可以狠心推下车；老父临戮，他也愿意从仇敌手中分一杯羹。举大事者不顾亲，又怎会顾惜你的功劳？这样的人，“国士”韩信不是对手，“贵族”项羽也不是。所以，天下归汉。 韩信为布衣时，其母死，贫无以葬，却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观其志向，确以王者自许。后来他也果然凭借自己的作为登上了王位。但为王者，没有一颗王者的心，足以致命。未完成从“士”到“王”的心灵蜕变，这才是韩信真正的死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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