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个体悲情引发群体共鸣，谁该为生命权负责？

作者 | 聂光辉

法国的克里斯蒂安·梅茨是电影符号学的先驱，也是奠基人，他在论电影中的现实印象一文中，对电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加工后的荧屏展现，有过关联性的论述。《我不是药神》以陆勇的故事进行创作，深刻展现了人对生命权的最起码的渴望。从电影的意义来讲，《我不是药神》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它至少带给人们对三个问题的思考。

生命权和专利权的博弈中，谁为大？

生命权是是每位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生命权是每位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专利权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咋一看，似乎生命权和专利权不存在博弈，生命权为大嘛，这是从个体上而言的。从多数人的角度来看，药物的专利权能够维持技术创新与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长远讲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生命权。

如何保证生命权和专利权的共生关系得以延续？

作为个体，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对生存的追求，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对生命的渴望都是一样的。相对于那些穷人而言，富人有着更好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甚至是可以享有跨国的先进医疗技术。就像影片中所描述的，世界并没有疾病，有的只是穷病。尽管略显刻薄，或者不同常理，但是，如果换位思考，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一个贫困家庭在面临疾病时的无奈，这种无奈情绪下的等待比死亡的降临更令人恐惧。

从全球医药产业的研发历史及现实来看，研发产出率下降是医药行业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相关数据指出，西方大型医药公司的研发产出率在1950-2010的60年间持续下降，创新药的单位成本快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医药行业的黄金时代，研发生产率高。进入21世纪后，医药行业研发产出率出现波动，但总体是持续走低。究竟原因，多数投入研发的新药是难以技术攻关的针对疑难病症的，无论是资金上还是研发人才投入上都是巨大的，研发周期长，失败率高，实力薄弱的药企研发部门都望而却步。为了保证有药企有足够的意愿投入到新药研发，适当的专利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很有必要的。药企在新药投放市场后，需要回收研发成本，同时又需要预算下一阶段的新药研发代价，在药物销售上会维持在相对较高的价位。

对于政府而言，既要保证每位公民的生命权，又要保障药企的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政府承担患者的部分药物购买成本，另外，就是降低关税或以更积极的优惠政策进口那些已经得到临床验证且国内紧缺或未能成功攻克的药品，而对于国内药企，一方面可以鼓励仿制药的技术攻克或市场推进，另一方面可以更大的资金保障性承诺换取药企对新药物的科技创新投入。公民生命权和专利权的共生关系得以融洽的延续，政府买单是少不了的，对于患者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其他国家医药产业生态系统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美国医药产业创新政策对于全球医药研发政策的制定都有着影响，完善的创新政策环境，强化了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了药企创新研发的积极性。药企参与新药品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被调动，技术创新投入伴随着知识产权资本化意识得到广泛认同，使美国的新药研发具备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同时也享有到了具有保障的市场回报阶段。西方不少国家的新药研发思路和美国的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内容和实现。

就全球医药产业格局来讲，中国的研发创新投入及产出属于第三梯队。对于中国的药企来讲，政策环境积极性、医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资金逐步流向实体经济的趋势，都有助于推进药品研发中的科技创新含量。而药品创新的概念也不能局限于药品的从无到有的原始创新，还应积极推进半成品药品的渐进性创新以及仿制药品的突破。印度的制药环境主基调是仿制，尽管药品研发创新力度不够，但对于快速解决民众药品需求问题却是立竿见影的，对于患者而言，尤其是徘徊在生死线的患者来说，能够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长期的产业格局利益与具体的个体利益存在矛盾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