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敬(1695—1765)，浙派（即西泠印派）印章的开山鼻祖，字敬身，号砚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自幼家贫，后以造酒为业。他鲜求于人，终生不愿做官，癖好金石碑版，精通文学和书画艺术，富收藏，精鉴赏。 他常往来于扬州、杭州，与金冬心、汪启淑等交游，是汪启淑《飞鸿堂印谱》的校定人；曾同厉樊榭搜集石刻，辑成《武林金石录》。他的诗、书法、画梅皆精。著有《砚林诗集》《龙泓山人集》。  丁敬的时代，文何流派印章经过一百多年，数十位篆刻大家的不断发展，进入了因循守旧、踌躇不前的局面，作品流入矫揉妩媚的习气。丁敬虽受其一定影响，但经过刻苦努力和研究，辨别各家的长处和缺点，去芜存菁，结合他金石文字的知识、秦汉玺印的癖好，终于别开蹊径，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风格。 因此丁敬既不拘泥一体，也不墨守说文，文字经常参以隶意，简化篆法，作品富有变化；他用切刀法增强笔意和气韵，方中寓圆，一反文何流派“锋芒毕露”的冲刀，从容不迫波磔切进。 他刻印清刚朴茂，苍劲生拙，打开了印学史上影响深广的变革局面，形成声势浩大的浙派篆刻。后人称赞丁敬开印学之奇秘，推为浙派印章之初祖。  “豆花村里草虫啼”印，现藏上海博物馆，是丁敬方朱文印的代表作，仿汉人铜印法。七字布局按笔画多少平均分配印面，横平竖直，均匀而谨严。 文字线条基本外方而内圆，即凡“口”形，先刻其外形，而后镂空内部呈椭圆形；起笔及收笔处都用刀切成方笔。运刀息心静气，缓慢切进，细碎得很。 七一高龄，如是沉稳，实属难得。  “同书”印，同为上海博物馆藏品。是丁敬圆细朱文而稍粗一路的作品，根据印面的葫芦形，两字的篆法笔画有增有减；“同”上部增为折叠，取“九叠文”遗意，以适应印面上部窄狭，但很自然；“书”的中间减为两折而留空地，并与“同”的折叠相呼应，是“巧”的表现。两字既不墨守说文，也不套用缪篆，可见丁敬对文字学的精通。整体稳健，线条流畅，用冲刀和切刀相结合的刻法。“书”字三笔横画都向下延伸，既增强动感，又与“同”的字形相协调，乃卓识之安排。  “千顷陂鱼亭长”印，浙江省博物馆藏，仿汉白文铜印之作，但略呈玉印气韵。“长”独占一行，如汉凿印中常见的“章”字安排，显得很自然，最佳的一笔是“长”上半与下半完全脱离，等同于其他各字间的距离，这样“千”字就与“长”上半部相对称，“长”字不觉其长，“千”字不觉其短；“亭”占地稍长，与“长”下半部相应，也匠心独运。这样六字各得其所，亭匀而疏朗。文字的形态是外方内圆、外圆内方互用，以使气韵浑朴。 而有动态。运刀基本是徐缓的冲刀，然后用碎、切进行收拾。这类印为丁敬经常采用的刻制手法。 丁敬开创了浙派印章，蒋仁（山堂）、黄易（小松）、奚冈（铁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流派，合称为“西泠四家”；后来陈豫钟（秋堂）、陈鸿寿（曼生）、赵之琛（次闲），都以丁敬的方法为基础而自成一家；钱松（叔盖）的治印出自汉印，刀法则受吴熙载切削运刀之影响，风格迥异于浙派，后人因其是杭州人，便把他亦列入浙派，与二陈一赵称为“西泠后四家”。 同治年间，又把上述八人合称为“西泠八家”。 浙派发展到赵之琛，流入“燕尾鹤膝”“公式化”的困境，无所发展，逐渐结束了浙派称雄印坛的历史。浙派印章，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百余年的印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丁敬对篆刻艺术，在他两首论印绝句中表露了他的主张，其一：“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琑纷论衒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无私。”点出了刻印不要受“说文”的限制，不要拘囿于空论，应该了解， 学习汉代印章的气韵和成就，便可知他说的没有一些虚假。其二：“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如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说明治印不要因循守旧，一门心思学习旁人，应积累金石文字的知识，才能有成就，六朝唐宋年代的印章，都没有被汉人的文字所束缚。这两首诗是丁敬治印的写照。他的印早期虽受明代印或文何印派的影响，但最终突破了这种影响，自成一家。综观丁敬的作品，文字和章法安置，时出新意，具汉印气息而又不墨守于汉印，这是他治印的最宝贵之处。 丁敬(1695—1765)，浙派（即西泠印派）印章的开山鼻祖，字敬身，号砚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自幼家贫，后以造酒为业。他鲜求于人，终生不愿做官，癖好金石碑版，精通文学和书画艺术，富收藏，精鉴赏。 他常往来于扬州、杭州，与金冬心、汪启淑等交游，是汪启淑《飞鸿堂印谱》的校定人；曾同厉樊榭搜集石刻，辑成《武林金石录》。他的诗、书法、画梅皆精。著有《砚林诗集》《龙泓山人集》。 丁敬的时代，文何流派印章经过一百多年，数十位篆刻大家的不断发展，进入了因循守旧、踌躇不前的局面，作品流入矫揉妩媚的习气。丁敬虽受其一定影响，但经过刻苦努力和研究，辨别各家的长处和缺点，去芜存菁，结合他金石文字的知识、秦汉玺印的癖好，终于别开蹊径，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风格。 因此丁敬既不拘泥一体，也不墨守说文，文字经常参以隶意，简化篆法，作品富有变化；他用切刀法增强笔意和气韵，方中寓圆，一反文何流派“锋芒毕露”的冲刀，从容不迫波磔切进。 他刻印清刚朴茂，苍劲生拙，打开了印学史上影响深广的变革局面，形成声势浩大的浙派篆刻。后人称赞丁敬开印学之奇秘，推为浙派印章之初祖。 “豆花村里草虫啼”印，现藏上海博物馆，是丁敬方朱文印的代表作，仿汉人铜印法。七字布局按笔画多少平均分配印面，横平竖直，均匀而谨严。 文字线条基本外方而内圆，即凡“口”形，先刻其外形，而后镂空内部呈椭圆形；起笔及收笔处都用刀切成方笔。运刀息心静气，缓慢切进，细碎得很。 七一高龄，如是沉稳，实属难得。 “同书”印，同为上海博物馆藏品。是丁敬圆细朱文而稍粗一路的作品，根据印面的葫芦形，两字的篆法笔画有增有减；“同”上部增为折叠，取“九叠文”遗意，以适应印面上部窄狭，但很自然；“书”的中间减为两折而留空地，并与“同”的折叠相呼应，是“巧”的表现。两字既不墨守说文，也不套用缪篆，可见丁敬对文字学的精通。整体稳健，线条流畅，用冲刀和切刀相结合的刻法。“书”字三笔横画都向下延伸，既增强动感，又与“同”的字形相协调，乃卓识之安排。 “千顷陂鱼亭长”印，浙江省博物馆藏，仿汉白文铜印之作，但略呈玉印气韵。“长”独占一行，如汉凿印中常见的“章”字安排，显得很自然，最佳的一笔是“长”上半与下半完全脱离，等同于其他各字间的距离，这样“千”字就与“长”上半部相对称，“长”字不觉其长，“千”字不觉其短；“亭”占地稍长，与“长”下半部相应，也匠心独运。这样六字各得其所，亭匀而疏朗。文字的形态是外方内圆、外圆内方互用，以使气韵浑朴。 而有动态。运刀基本是徐缓的冲刀，然后用碎、切进行收拾。这类印为丁敬经常采用的刻制手法。 丁敬开创了浙派印章，蒋仁（山堂）、黄易（小松）、奚冈（铁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流派，合称为“西泠四家”；后来陈豫钟（秋堂）、陈鸿寿（曼生）、赵之琛（次闲），都以丁敬的方法为基础而自成一家；钱松（叔盖）的治印出自汉印，刀法则受吴熙载切削运刀之影响，风格迥异于浙派，后人因其是杭州人，便把他亦列入浙派，与二陈一赵称为“西泠后四家”。 同治年间，又把上述八人合称为“西泠八家”。 浙派发展到赵之琛，流入“燕尾鹤膝”“公式化”的困境，无所发展，逐渐结束了浙派称雄印坛的历史。浙派印章，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百余年的印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丁敬对篆刻艺术，在他两首论印绝句中表露了他的主张，其一：“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琑纷论衒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无私。”点出了刻印不要受“说文”的限制，不要拘囿于空论，应该了解， 学习汉代印章的气韵和成就，便可知他说的没有一些虚假。其二：“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如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说明治印不要因循守旧，一门心思学习旁人，应积累金石文字的知识，才能有成就，六朝唐宋年代的印章，都没有被汉人的文字所束缚。这两首诗是丁敬治印的写照。他的印早期虽受明代印或文何印派的影响，但最终突破了这种影响，自成一家。综观丁敬的作品，文字和章法安置，时出新意，具汉印气息而又不墨守于汉印，这是他治印的最宝贵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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