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4年，宋辽定下澶渊之盟后，北宋北境虽然仍在契丹骑兵的威胁之下，终归保持了百年和睦。但宋朝边疆却未从此四方晏然，西夏在西北崛起之后，立即成为北宋政权的肘腋之患……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遗址，面积约为50 平方公里，其中有帝王陵9座、陵邑遗址1 座和200 多座陪葬墓。该陵园遗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被誉为“东方金字塔” 理论上的叛逆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作为一个世袭的割据性地方政权，夏州的李（拓跋）氏政权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军阀所为并无二致。他们承认中原政权的宗主权，但是绝对不肯放弃自己的地盘。 宋朝初年，情况还是这样，但是到了公元982年，却发生了变化。嗣位不久的李继捧由于无法解决家族中的矛盾，自愿把五州（夏、绥、银、静、宥州）交还朝廷。族弟李继迁拒绝内附，逃往夏州东北三百多里的地斤泽（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宋朝对抗，从此不断发生冲突。囿于契丹威胁的宋廷无暇他顾，被迫于991年赐继迁姓名为赵保吉，任银州观察使。997年又授其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实质上承认了党项人对夏州的统治。 1032年元昊继位，自觉羽翼丰满，头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的姓名。李和赵是唐宋皇帝对其家族的赐姓，当时宋人记载当然都叫他赵元昊。虽如此，他并不“受恩感激”这个百家姓之首，而是创造了一个本民族的名字，自称“嵬名（姓）曩霄（名）”。这表明他从来不想真正臣服于中原王朝。不过“曩霄”两字过于生僻，写史书的人们仍旧沿袭了“李元昊”或者“元昊”的称呼。 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的李元昊塑像 紧接着就是为称帝在政治上做准备，升兴州为府并改名兴庆府、新立官制、设文武两班、规定官员和平民的服饰、定兵制、立军名、造番字、定礼乐等等。创立这些典章无疑少不了汉族士人的帮助，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就在元昊崛起的时候，有两个宋朝考进士落榜的士人（张元、吴昊）前往投奔，替元昊出谋划策。 终于在 1038 年10 月，元昊于兴庆府（宁夏银川）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至此，以党项为核心的西夏王朝经过艰辛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此诞生，但从法理上讲，“定难军”自立建国当然是对北宋朝廷的叛逆。
新战线
元昊称帝后上表给宋朝，口气软中带硬，自称为臣，但声明自家是北魏（拓跋）皇家子孙，现在已做皇帝，要求宋朝承认。但宋廷不能容忍名义上的领土“定难军”的叛离，1039年，宋朝宣布削夺赵元昊官爵，出立赏格，能斩元昊首级来献者，任为节度使。宋夏战争就此爆发。 西夏虽是小国，军力却很强盛。以如今的宁夏、甘肃一隅之地竟能凑出50万军队。西夏在与北宋的长期战争中俘获了大量宋人（士兵和平民），身体强壮、善于战斗的汉人都编入前军，号“撞令郎”。所谓前军就是替西夏军打头阵，充当矛头和挡箭牌，危险性和牺牲都很大。 西夏乾祐六年（1175 年），西夏文“首领”青铜印，1984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夏军队的兵士通常都要自带粮食，自备弓箭甲胄，一部分挑选出来的“正军”，发给马、骆驼等。从党项贵族子弟中精选的禁卫军，号称“六班直”，共计5000人，每人每月给饷米二石。最精锐的“铁鹞子”3000骑兵，也是禁卫军的一部分。这支军队的武备非常精良，其刀、剑的质量都很高。 元昊为了逼迫北宋政府承认他的地位，同时也为了掳掠财物，于西夏建国后的第二年向宋朝边境大举进攻。西夏地产良马，军多骑兵，往来迅速，机动灵活，非常便于流动作战，每逢出战时，要选双日行动，避讳单日，所带粮草只够10天即可，所用的弓为牛皮弦，箭杆用沙柳制成。白天举烟扬尘为号，夜晚点火为哨，他们在与敌交战时，如果打不赢就四散而去，并不认为是耻辱，但三天之后必定重新集合在一起。其战略战术也灵活多变。 相比之下，因西夏独立而进一步失去战马来源的宋骑兵力量非常孱弱，接连遭到失利。惨败震惊宋廷，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吁！可骇也”。契丹人也来趁机大敲竹杠，称兵北境，迫使宋朝增加岁币20万。西北边患一时成为北宋政府的头等大事，有所谓“空国事边”之说。为应付与西夏的战事，宋人不得不在30万重兵守备于契丹边界的同时大举增兵西北，仅正规军就超过20万人，包括乡兵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更是不下四五十万。 西夏皇帝与随从：1、西夏皇帝2、装甲骑兵 然而西夏的困难更大。元昊先前认为攻掠对部众有利，然而没有估计到伤亡会引起人民的怨恨。他说过丝茶无用，不料连年战争，牧民喝不到茶，衣料价格上涨，生活不便。大量劳动力不能从事生产，经济大受影响。元昊终于不得不改变政策，与宋朝议和。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和议成立，宋朝每年给西夏岁币。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名义上叫作“岁赐”，比给辽的“纳”好听一点。
堡寨进筑
自此之后，西夏政权就相继得到了宋、辽双方的正式承认，尽管西夏在形式上仍需要向宋、辽称臣纳贡，但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地位，从军事上威胁着北宋西北边疆的安全，犹如一枚在背的芒刺，令北宋政权痛痒难耐。宋神宗曾感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唯恐其盗边也。” 为了稳定西北沿边形势，北宋择要地兴复废垒，加筑新城，强化点式防御，然后诸点向前推进，逼夏人后退。这确是因地制宜的妙手，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河北不同，陕北地区山峦起伏，夏、宋双方南攻北进，行军道路主要依靠横山山脉南、北麓流向不一的河谷川道——譬如“可怜无定河边骨”中的“无定河”。这些在河谷通道、山口险隘之处修筑的堡寨，可以说是在横山以南形成了一道不是长城的“长城”。有这些堡寨作为基础，北宋可以尽量避免和西夏军队进行大规模野战，不给西夏军队以可乘之机，并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持久战来拖垮西夏。从宋将种世衡修筑清涧城开始，由清涧城而绥州城，由绥州城而米脂寨，由米脂寨而永乐城，步步推进，深入夏境数百里，收复大片国土，整个陕北变成了一个堡寨密布、纵横成网的大纵深防御地带。面对宋朝的蚕食，夏人不能无动于衷，1066年，西夏围攻大顺城，骑兵不善攻坚，一连3天没有攻克，西夏皇帝谅祚亲自督战，被守城宋军射伤，被迫撤围而去；1070年，夏军30万卷土重来，在宋人的堡寨群仍旧无可奈何。 以弱冠之年继位的宋神宗继位之后，“奋然将雪数世之耻”。1072年到1074年王韶率军进攻吐蕃部落，收复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人30万帐，建立熙河路。自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重新控制了这一区域，这一巨大成就进一步鼓舞了宋神宗，遂在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发动了旨在一举灭夏的灵州大战。 宋廷动员30万大军，五路出师，大举进攻西夏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可惜此战，宋五路大军无主帅，缺乏统一指挥，长途奔袭，粮饷不继；西夏军采用纵其深入、先疲后击方略，大败宋军，灵州城外的宋军10万人生还者仅1.3万人；只有从熙河路出发的宋军偏师成功推进到黄河，夺取重镇兰州，可谓是聊胜于无。第二年，西夏得知宋在夏、银、宥三州界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西）屯兵戍守，甚感威胁，遂遣军30万，前往攻取。其时城刚筑就，守将徐禧与将领们登城瞭望，只见西夏兵遍布原野，“铁鹞子”首先抢渡无定河，为后续部队开路，锐不可当，宋军竟贸然出城野战，立即败下阵来，永乐城很快陷落，宋军自徐禧以下死亡1.2万人，连同民夫死者二十余万，西夏再度取得了大胜。 严酷的事实迫使宋廷回到行之有效的堡寨进筑战术，“惟择地筑垒，迫近横山，以渐困之”，1096年这一年，宋军一口气修筑了 50 多座城寨，对西夏形成步步紧逼之势。宋军筑堡的时间也经过了精心计划，“春季动工为宜，六七月为暑天，且贼（指西夏）马渐肥；八九月为西贼点集人马时，故难为兴工。筑时，每寨不过五六日而成”。此时宋军的筑城速度亦十分惊人。 为挽回颓势，1098年西夏以30万大军围攻平夏堡，并创造了一种新战车，可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高十多丈，可与城上守军打仗，故名为“对垒”。夏军使尽浑身解数，昼夜猛攻，历13天攻不进去，死伤1万余人。突然狂风大作，高车被震折，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溃散殆尽。面对宋军依托堡寨的节节进逼，西夏几乎无计可施，结果“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1119年四月，权阉童贯以种师道、刘仲武等为将，率领两路大军出萧关，“取永和寨、割沓城、鸣沙会，大败夏人”，尽夺横山之地，西夏“疆土日蹙，兵势亦衰”，被迫通过辽人向宋朝纳款求和。当年六月，宋廷下诏罢兵。这是150年来，北宋在辽、夏各国间取得最大的军事胜利。完全有理由相信，若不是东北的金人兴起引起的形势变化，北宋对夏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西夏文“敕燃马牌”（之一）青铜牌，意为“敕令驿马昼夜疾驰”，是西夏传递紧急文书、命令的信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军世家
从元昊称帝算起，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延续了超过半世纪。旷日持久的战争也使得陕西成为北宋精兵健将的汇集之处。北宋的军队可分为乡兵、厢军和禁军三部分，其中厢军和乡兵战斗力普遍低下，仅可维持地方的基本治安。作为宋军主力的禁军，同样也分为三部分——京营、河北军以及西军，以上三部分的军队人数占了宋军的大部分，南方各路禁军人数加在一起也不及其中任何一部。北宋中后期之后，西军已逐渐取代河北军和河东军成为北宋最精锐的部队。同样，北宋统治者不得不重用一些武将长期驻守在宋夏沿边，这就使得这些武将有机会利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来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而促进家族的发展。此类西军世家的出现在北宋统治集团推行“崇文抑武”，处处防范和限制武人权势的大环境下着实成为异数。 西军世家又以种家为最，从种世衡于仁宗朝戍守西北开始（1041年），一直到靖康之变（1127年）前，开封之围，以其孙种师道抵御金人病亡为止，父、子、孙三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北宋王室出生入死，形成著名的将门世家。 “种氏本洛阳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产名将。”种世衡（985-1045年）是这一世家的奠基人，修筑清涧城便是其所为，此城完工后，种世衡又号召兵民屯田以求自给，共开垦土地 2000 顷。同时为了繁荣当地经济，又招募商贾，给人民“贷以本钱，使通货赢其利，城遂富实”，随后他因带病修筑细腰城，积劳成疾病死。种世衡的三个儿子，种古、种诊，种谔，都没有离开过抗夏前线，时人称为西北“三种”。至于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则是种谔的两个子侄种师道（《水浒传》中王进投奔的老种经略相公）与种师中（《水浒传》中鲁达的上司小种经略相公）。日后金人入侵，种师道年事已高，天下号称“老种”，女真人亦畏其声名。 另一著名的世家乃是“折家将”。唐朝中期的时候，党项族分为实力较强的两派，一派是折氏，一派是拓跋氏。唐末混乱中，拓跋氏（李氏）割据定难军，折氏一族的领袖折宗本也在战乱中崛起，折宗本曾任振武军所隶五镇都知兵马使之官，振武军在历史上记录不详，大致在现在的陕西府谷县一带，所谓的兵马使也就是地方上的军事长官之类的官职。他的孙子折从阮成了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的刺史，从此折氏便世袭府州刺史（知府）达两百年，“控扼西北，中朝赖之”。北宋时期，折氏北御契丹，西防西夏，世笃忠贞，继生名将，先后涌现出折御卿、折惟昌、折继闵、折克行等将领群体。元裕六年（1091年），折可适伪装成夏军首领出巡，用党项语将西夏守将喊出城外，随军掩杀，夏人5000兵马尽皆丧命。折可适又乘烽火未传、西夏消息未通之时急速前进，破前方守将。回军途中，折可适料定后有追兵，半路设伏大败夏军。西夏梁太后越山而逃，辎重多弃。三次战斗，一气呵成，尽显名将风采。值得一提的是，折克行之子折可存的墓碑上说，他曾经捉住了横行山东的“草寇”宋江。 此种将门世家当然也存在产生武人权势膨胀的危险。若当政者对武将世家赋予过大的统军权，使得其长期主宰大军或盘踞某一地区，家族因素和利益不断膨胀，势必要与王朝中央发生矛盾，即使日后的南宋也曾出现了吴曦之乱。为此，北宋朝廷在任用西军世家的同时也对其保持着戒心，比如“种家将”里，种世衡做到环庆路兵马钤辖（统兵5000人），他的儿子种古做到泾原路都监，种谔做到凤州团练使，种诊则是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父子4人不曾长驻一地，更不可能长期把持一支大军。当然，世镇府州的折氏算是例外，其近乎藩镇的地位在北宋绝无仅有。但朝廷用以牵制知州权力的通判一职一般却不由折氏担任，而中央在麟府路驻扎禁军一万多人更是司马昭之心。 这支军队的任务名义上为了御敌，实际上是“疑其（折氏）强盛，别置兵马一司，以视其举动”。足见西军世家的出现只是宋廷出于边境需求而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法，而其“重文轻武”“以文御武”的基本国策却从来没有改变，表面显赫却无实际根基的西军世家们也始终处于宋廷“祖宗家法”的制约之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