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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先生： 接读来信，深为惊讶。无论是信的情调抑或内容，同我在阅读你的作品时使我感到敬佩的，以及和你个人接触时使我感到爱慕的那种日本精神都不相协调。想起来令人悲伤的是，那些纠集在一起的军国主义狂热，有时竞会无可挽救地压倒卓有创见的艺术家，而且使真正的理智力量把它的尊严和真诚拿出来奉献给黑暗的战神。 在谴责法西斯意大利宰割阿比西尼亚这件事情上，你似乎是同我的意见一致的，可是你对屠杀几千万中国人一事却作出不同的判断。而判断一件事物一定要根据原则。无论作多少专门的辩解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以学自西方的一切最残酷的方法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掠夺战争，践踏了作为文明基础的一切道德原则。你声称日本有特殊的情况，却忘记了军事情况总是特殊的，忘记了嗜杀成性的军阀总以为他们的暴行有其独特的正当理由。 人类虽然遭到许多失败，但还是相信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结构。因此，当你说到那种“虽然可怕，但为了亚洲大陆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想，这意味着把轰炸中国的妇女儿童和毁灭古代的庙宇和学校作为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一种手段——时，你是在为人类开辟一条生活道路，而这条道路甚至在兽类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不应该用于东方，尽管东方偶有偏离正道的时候。你是在骷髅的塔顶上建立你的亚洲概念。正如你正确指出的，我是相信亚洲的使命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把这种使命同那种或许可以使贴木尔感到心满意足的行动等同起来。当我在日本演讲反对“西方化”的时候，我曾经把欧洲一些国家培植起来的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同形成亚洲及其他文明的伟大文化传统和睦邻相念作过对比。“亚洲人的亚洲”这个理论，具有我不愿接受的那种范围较小的欧洲的一切特点，但不具有使我们跨越政治派别的障碍而团结起来的那种广阔的人道精神。 最近我看到东京一位政治家所发表的谈话，他说，日本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联盟是出于“崇高的精神和道义”而“没有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真是可笑。但是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竟能同如此奇怪的感情相呼应，把炫耀武力称为勇敢精神，却并不是可笑的事。即使在战争狂热最高涨的时代，西方也没有缺乏过伟大的人物，他们能够在战争的喧嚣中大声疾呼，用人类的名义公然反抗他们本国的战争贩子。我仍然相信，日本也有这样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在报上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这些报纸被迫做着军阀的传声筒，否则使不能存在。 世界大战后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正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危险症状。你曾说到日本贫苦人民默默的牺牲和受难。并且得意洋洋地说这种痛苦的牺牲正被利用来出动大炮去侵犯邻人的家园。既然贵国许多知识分子抱有这种看法，贵国政府让他们“自由”表示意见，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他们能享受自由。在我看来，为了“对未来的生活美景”进行沉思冥想而享受一点乐趣，因而放弃这样的自由而钻进“蜗牛壳”里去，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举动。把艺术家的职责和他的道德良知这样分离开来，我是无法苟同的，由于支持一个从事于毁灭生活中一切显著基础的政府而受到特殊宠爱，又同时用一种逃避现实的哲学推卸任何直接责任，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叛人类的另一确实征候。 我知道，贵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从迷梦中彻底醒悟过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以后，他们将会清除被日本国横行霸道的军阀所毁灭的日本文明的废墟，他们也将认识到，对华侵略战争同日本武士道对内在精神的毁灭相比，后者的严重性是不可比拟的。在模仿来的，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日本军国主义而前，中国的立场则显示出一种国有的高尚道德神。心胸旷达的日本思想家冈仓，曾经叫我放心，他说中国人是伟大的。今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了解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满怀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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