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戴维·E. 卡特赖特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的哲学及宗教研究教授，他发表了多篇以叔本华及 19 世纪德国哲学为研究对象的文章，编辑并参与翻译了剑桥版《叔本华文集》，另著有《叔本华哲学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书籍摘录：
前言
阿图尔·叔本华一直都是大学校园之外拥有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说学术界在近三十年内所给予他的关注，比他们在他 1818年 12 月问世的哲学巨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出版之后的任何时期所给予他的关注都多，只是稍显夸张而已。然而，如果仅就英美学者的状况而言，这一说法却丝毫也未言过其实。正如在学者之中再度出现的对他的关注一样，他在大众中的广受欢迎，相对来说是不难理解的。除了采用为哲学家所钟爱的严格特有形式以探讨美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的传统话题之外，他还在五十年间不断求索，致力于发现并解释经验作为整体所具有的意义。这使得他几乎对人类经验的每一重要方面都进行了探究。他永远是那么充满了生命活力。应对关乎人类境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众多主题—诸如爱情、性、苦难、死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及救赎—是他的日常所为。他还探究了诸多为众多哲学家所忽略的现象，其中包括色彩、天才、同性恋、幽默、疯狂、音乐的形而上学、动物的道德状况、神秘主义、超自然现象以及哭泣。对于真理，他总是忠贞不渝，无论其轨辙驶向何方，他都追随其后。他绝少为以写作取悦他人而忧心，他如何看待真理，他就如何将其诉诸表达。他那难以餍足的好奇心和因见多识广所具有的超凡鉴赏力，使他成为首位对东方思想进行严肃思考的重要西方哲学家。除了强调东西方视野间的共同点之外，印度教和佛教也对他哲学的形成不无裨益。他还认识到了东方思想超越西方思想之所在。
然而，让叔本华吸引读者的，却并非仅仅是他所谈论的为数繁多的话题。他憎恨任何形式的蒙昧主义，他将他许多同时代人晦涩难懂的文风视为思想贫乏的表现，这种思想的贫乏是他们试图借助于隐藏在冗长繁复句子结构中令人费解的术语来加以掩饰的。无论是与他同时代人，还是与大部分哲学家相比，他所写的东西，都既精彩又明晰。他的哲思发自心灵，出自一种对世界所怀有的真正惊异，而非仅仅是一种对于其他哲学家已说过的东西所感到的困惑。他用以进行写作的，有才智，有反语，有嘲讽；其写作方式充满了论战和挑衅的意味；而他写出的东西，则高雅而优美。阅读叔本华的作品，有时真可谓是第一流的美学体验。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基于自己广泛游历所做的种种个人思索、对于众多伟大艺术品的亲身体验，以及对于人类行为的敏锐关注。他喜欢援引歌德的作品，正如他援引康德的著作一般。为了说明某个问题，抑或为了澄清某个观点，他可能引用的出处，既包括世界文学与宗教以及诗歌与哲学，也包括多种自然科学。
叔本华那富于洞见、令人信服的阴郁世界观，以其富于表现力和吸引力的风格，以及对于本能冲动和非理性力量的强调，铸就了一段引人注目的影响史。一些学者在众多各不相同的重要人物著作中都发现了叔本华思想的印记，他们中包括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保罗·多伊森（Paul Deussen）、爱弥尔·涂尔干、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卡尔·荣格、埃尔温·薛定谔、施瓦密·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ānanda）以及威廉·冯特。其他学者则在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安东·德沃夏克、古斯塔夫·马勒、阿诺德·勋伯格和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中听见了他的声音。而在夏尔·波德莱尔、塞缪尔·贝克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约瑟夫·康拉德、阿法那西·费特、古斯塔夫·福楼拜、台奥多尔·冯塔纳、安德烈·纪德、乔治·吉辛、托马斯·哈代、弗里德利希 黑贝尔、赫尔曼·黑塞、亨利克·易卜生、托马斯·曼、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居依·德·莫泊桑、赫尔曼·麦尔维尔、埃德加·爱伦·坡、马赛尔·普鲁斯特、威廉·拉贝（Wilhelm Raabe）、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爱弥尔·左拉的作品中，仍然有其他一些人读出了他的思想。此外，还有一些人在亨利·柏格森、爱德华·冯·哈特曼、马克斯·霍克海默、弗里德利希·尼采、路德维希·马尔库塞、马克斯·舍勒、理查德·泰勒、汉斯·维欣格（Hans Vaihinger）以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各自的哲学中，也注意到了他对他们的影响。
在学者中间再度出现的对于叔本华的关注，部分是因其丰富的影响史（Wirkungsgeschichte）所致。他曾宣称，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我们将永志不忘的东西。尽管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其原因却似乎更像是学者们正在复苏关于这些东西的作者的记忆。几十年来，叔本华一直被英美的分析哲学家视为对人生进行令人心酸的犀利评论的源泉之一，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在文学方面，而非是在哲学方面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然而时代大潮却已变更。那些最初关注叔本华对康德哲学批判的研究康德的学者，也已经开始赞赏叔本华思想的哲学影响力；那些最初为理解叔本华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而为他所吸引的哲学家，也已经开始赞赏他作品的缜密和力量。如今，甚至是一个彻头彻尾、拒不妥协的分析哲学家，也已开始赞赏叔本华哲学的阐释力。然而，关于思想家本人，关于他是谁的问题，从前的说法却是：学生们知道得更多的，是关于他这个人，而不是关于他的哲学。
尽管叔本华被称之为头号悲观主义者、人类仇视者、女性仇视者、愤世嫉俗者、非理性主义者和无朋无友、不信上帝而推崇意志的哲学家；尽管他在别人看来，既无人爱、也不爱人、傲慢自大、藐视母亲；尽管他被称之为一个学术上的失败者、一套自相矛盾世界观的狂暴鼓吹者，甚至是一个殴打女裁缝、憎恨黑格尔的进行人身攻击（ad hominem）的谩骂者—尽管叔本华被冠之以这种种恶名，而当中的不少还确有其事，但知道他更多情况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叔本华也是一位德语散文的大师，一位爱豢养卷毛狗、常吹奏笛子的罗西尼音乐的忠实仰慕者，一位多门语言的使用者，一位阅读《奥义书》（Upanishads）的佛教徒和一位极其尊重柏拉图、倾慕康德、崇敬歌德、为使命感所驱使的哲学家，他所探讨的，包括身体、性爱、艺术、宁静、激情以及救赎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就多种意义而言，阿图尔· 叔本华都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哲学家。但是，那隐藏于这众多表象后面的自在之物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声名乍现，生命尽头（节选）
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
叔本华在晚年享有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健康身体，他认为这是持续运动与新鲜空气的共同结果。无论天气如何，他都每天坚持散步。他向饱受病痛折磨的多斯提出忠告：“每天都去散步，快走两个小时，那比任何一处温泉都对你更加有用，而且这还不用花钱。我如果未曾天天散步，就不会在七十二岁古稀之年仍然像现在所是的和依然如故的完全健康、精神矍铄、身体强健。”他为自己不戴老花镜就能读书看报以及直至去世前都一直胃口奇佳而颇感自豪。他坚持每天吹奏笛子，以确保自己获得适度的夜间休息。当多斯告诉“师傅”他的生活繁忙得必须为读书而牺牲睡眠的时候，叔本华劝他不要这样做：“睡眠是一切健康和精力的源泉，即便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如此。我每天的睡眠时间是七个小时，通常会达到八个小时，有时甚至九个小时。”这位休息良好的漫步者依然活力十足地进行脑力劳动：读书看报、与他的门徒及仰慕者通信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加进他手写书稿以及为将来出书所准备的材料当中。就在他去世前三个星期，叔本华还给两位军校学生写了一封明白易懂的信件，认真地说明在他们担心否定意志必然会导致世界灭亡的忧虑当中包含某种“概念的模棱两可性。”他准备出版自己主要著作第三版，而布洛克豪斯则迫不及待地出版了它（1859）。对这家莱比锡出版社而言，《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终于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叔本华试图同布洛克豪斯一道筹备自己作品集的出版，但因其书的版权散布在六位出版商手中，这一计划便由于随之而来的繁琐法律程序而未能在哲学家生前得以完成。直至 1873 年， 一套由弗劳恩席德特编辑的六卷本《作品集》（Collected Works）才由布洛克豪斯付梓出版。在叔本华去世前不久，他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二版于 1860 年出版，在第二版前言中，哲学家仍然在咒骂那些他认为因为没有授予那篇关于道德的论文以金质奖章而待他不公的人。
尽管年老的叔本华享有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健康身体，但这并不是说他就逃离了佛陀口中的“老年”恶魔。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的双脚罹患风湿，他用白兰地酒和盐来治疗该病。他的听力持续衰退，这个问题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困扰着他。 1823 年前，他的左耳已经完全失聪；而 1856 年将至之时，他正承受着丧失他那只好耳朵听力的痛苦。他不再去剧院，只去看滑稽戏。他害怕自己最终只能去听歌剧，这种前景令他感到悲伤。奇怪的是，这位对噪音特别敏感并在《附录与补遗》第二卷“论闹声与噪音”（On Din and Noise）中对之颇有抱怨的哲学家，却并未把他对鞭子的噼拍、狗儿的狂叫、连续的锤打及猛烈敲击的毫无反应，视为对他不能去看戏所给予的补偿，这些声音本来已经是“一种我自己整个一生当中每日必受的折磨”。 1860 年，他从美景街十七号搬到了这条街的十六号，那是一套底层公寓，搬家的原因是他害怕自己可能会因为跑得不够快而无法逃离火灾。
1860 年 4 月，他在从英吉利饭店回家途中，发觉自己行走的步伐难以轻快如常，并且因为气短和心悸而感到难受。这些症状持续了整个夏天。固执的哲学家除了缩短每日散步的距离之外，并未听从医生或友人劝告改变自己生活方式。 9 月 9 日，他因“肺部发炎”而病到极点，他觉得自己就快命将不保。但在几天之后，他康复如初，并下床来款待访客。格温纳是叔本华友人中记录自己多次探望将死的哲学家情况的最后一位。 9 月 19 日，格温纳最后一次探望了自己这位英雄。尽管哲学家说他因心悸而感到难受，并且说话的声音也微弱之至，但他们俩还是一直谈到黄昏时分。
格温纳同叔本华谈到巴德尔对圣马丁著述的评论以及雅各布·伯麦的重要性。哲学家正在读伊萨克·狄斯雷利（Isaac D’Israeli）的《文学搜奇》（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1834），他开玩笑说道，自己都几乎可以收入作者关于致使书商倾家荡产的作家秘史的论述部分了。他表现出对自己能够将一些重要补充材料加进《附录与补遗》之前就会辞世的忧虑，也表现出对以下事实颇感自豪：他加进《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东西，与他早期著作一样鲜活灵动，甚至更为明晰。这位一直认为自己哲学为读者提供了形而上学安慰的哲学家，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在一个痛失信仰的年代，他的非宗教学说会填补这一空白，成为内心的安宁与满足的源泉所在。
这位曾经如此有力、广泛且深刻地就死亡进行过写作的哲学家，从容地面对着自己的行将辞世。他语气轻柔但却言辞辛辣地告诉格温纳“想到他的身体很快就会有蛆虫来啃噬，他并不觉得生气。相反，一想到他的神魂会如何被那些‘哲学教授’的双手妄加滥用，他便会毛骨悚然。”他告诉这位老朋友，他会带着理智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到达绝对的虚无对他而言只会是桩幸事，但不幸的是，死亡却并未提供这样的前景。”究竟叔本华的这最后一句话是在开玩笑，还是格温纳的记录有误，抑或哲学家已经忘记了自己在主要著作第一版结尾部分曾经驳斥过存在某种“否定的无”（nihil negativum）的说法，实在不甚明了。
格温纳永远再也不会见到活生生的哲学家， 9 月 20 日，哲学家在起床后摔倒在地，头部受到猛烈撞击。不过，他在那天夜里倒还睡得不错，次日早晨起床之后也并无异常。他按照每天的惯例，在用冷水洗浴完毕之后吃了早餐。女仆打开叔本华房间的窗户，好让哲学家觉得对健康极为有益的新鲜空气涌进房中。她在叔本华的医生到达前的几分钟离开了房间。新鲜空气并未对老人起到任何作用，人们发现他倒在长沙发的一角，已经与世长辞。他看起来像是睡着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过痛苦的挣扎。叔本华去世的那天是 1864 年 9 月 21 日，这一天和他出生的那天一样都是星期五。
没有人对叔本华的遗体进行过尸体解剖。他头部戴有月桂叶花冠的尸体，在墓地的停尸房里停放得比一般情况要长（哲学家害怕自己在被人埋葬之时尚有生机）。除了那个月桂叶花冠之外，所有一切都是依照叔本华的指示办理。在 9 月 26 日这样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三，举行了一个非公开的小型葬礼以将哲学家葬入墓穴，在墓穴上面所放的那块平整黑色大理石石板上只刻了“阿图尔·叔本华”这个名字。贝克尔、克尔策、霍恩施泰因、格温纳及路德教牧师巴瑟博士，护送叔本华已在腐烂的尸体到达墓地（叔本华像他的唯心主义英雄乔治·贝克莱一样，知道尸体在停尸房停放五日里所发出的腐臭，会证明其人确已死亡）。牧师举行了一个福音派的仪式。格温纳所致的颂词，既言简意赅，又情真意切。这位首部叔本华传记的作者，赞扬了哲学家对真理始终不懈的绝对忠诚，赞扬了他在追求那位腼腆的女主人过程当中的甘于寂寞，以及叔本华那种渴盼对自己所得到的遗产—这使他得以投身于自己使命的完成而不必为世间俗务所累—定不相负的热切愿望。格温纳特别提到说，戴在叔本华双眉之上的月桂叶花冠，直至他垂垂老矣才姗姗来迟，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他对自己命定的使命是何等坚信不疑。格温纳最后用一句会令哲学家高兴的引言结束了自己的演说：“真理是伟大的—无比的强大！”这句话出自《以斯拉上》的引言，曾经被用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扉页警句。该书第二版面世于其作者去世前的几个星期。这位崇尚意志、倡导同情的哲学家，在几年前就已经给出了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进行这一反思的出发点如同格温纳颂词的出发点一样，并非基于他人所见的一生，而是基于本人所过的一生。叔本华在他私人日记中是这样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诉诸表达的：“［我一直都希望死得轻松。］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孤独终生的人来说，他都更能比别人对这一孤独的况味作出准确的评鉴。我不会出去混迹于适合那些无才乏能、徒具人形的两足动物的胡言愚行，而是将怀着已经完成自身的使命并即将回归于那赋予我如此之高天资的来处而感到满心喜悦，以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叔本华回家了。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