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峰殒命之后，这些人的遗体要如何回家？

　　五位夏尔巴人（Sherpa，夏尔巴是一个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玛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夏尔巴人凭借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译注）围在一具冻僵的尸体周围，抡起冰镐砍掉尸身边缘冻结的积雪，试图把它从冰封的“墓穴”里翘起来。从尸身上凿下来的块块积雪，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然后又随风飘到山下去了。费劲千辛万苦之后，他们终于清理出了一条腿，众人搬起这条腿往上一抬，连手指在内的整具僵硬而扭曲的尸体便脱离了原地。
　　太阳当空高照，不过在这个海拔 27300 英尺（约合 8300 米）的地方，空气冰冷而稀薄，随时会给身处其中的人员带来生命的危险。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峰顶就近在咫尺，抬头往山顶望去，只见通往峰顶的山脊被厚厚的积雪包裹着。周围一片死寂，当身背氧气罐、口罩遮面的夏尔巴人到达这里时，在这片陡峭的山坡上，只有死者磨破了的衣服口袋不甘寂寞地随风飘荡。在凛冽的寒风的吹动下，外翻的衣服口袋呼呼作响。
　　在全世界最恶劣的环境中待了一年多的时间，男子露在外面的脸部和双手已经发黑萎缩。原本鲜黄色的登山服已经褪色成落叶一样的颜色。他的登山鞋的鞋底朝向山顶，而他弯曲的手臂，则高举过头顶，指向山下。看样子他是坐着休息的时候，身子后仰，然后就这么冻住了。
夏尔巴人左右挪动尸体，他们比划了几下，又低声交流了几句，商量着怎么把它抬下山去最合适。死者的面部已经变形到令人不忍直视的地步，骨白色的牙齿更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最后他们用登山服的帽子把头遮了起来。
　　他们没有时间逗留。这个海拔被称为“死亡地带”绝非浪得虚名。身经百战的夏尔巴人心里知道，要登上全世界最高峰是多么困难。而唯一比这还要困难的事，大概就是从世界最高峰上搬一具死尸下去。
　　这位死者名叫古塔姆·戈什（Goutam Ghosh），上次人们见到他还有生命迹象是在 2016 年 5 月 21 日傍晚。毫无疑问，当时他很快就会被冻死，变得和周围的岩石一样了无生气，成为另一名遇难的登山者。
　　50 岁的戈什是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一名警察，他和另外 3 名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登山者以及 4 名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向导组成了一支登山队。很不幸的是，在快爬到珠穆朗姆峰峰顶的时候，他们用光了氧气瓶里的全部氧气，而时间也不够了。这 4 名登山者遭向导抛弃，被留在山上等死。最终 4 名登山者中，只有 42 岁的女登山者桑尼塔·哈斯拉（Sunita Hazra）幸免于难，而 4 名向导也全都活了下来。

从左到右依次是：桑尼塔·哈斯拉、古塔姆·戈什、帕雷什·纳特和苏巴斯·保罗。摄于 2016 年 5 月向珠穆朗玛峰峰顶发起冲刺前不久。图片版权：Sunita Hazra

　　悲剧发生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季已经接近尾声。事故之后的两个晚上，最后 24 名登山客在向珠穆朗玛峰峰顶进军的途中，在一个岩石与冰雪交接的陡峭地带发现了戈什僵硬的躯体。
　　这些登山者和向导都做足了安全准备，他们戴着吸氧面罩，将两个钩环挂在登山绳上，沿着登山绳往上攀登。从尸体身边穿过时，他们不得不脱下厚厚的连指手套，先解开一个钩环，往上迈一步，跨过戈什的尸体，把钩环挂在尸体上方的登山绳上，再解开另一个钩环。
　　有些人只是麻木地将尸体当作一个障碍物，而有些人则稍作停留，试图弄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情景：一个四肢扭曲的男子斜躺在山坡上，身体仍然连接着登山绳，那样子就好像他还会从沉睡中苏醒，继续赶路。
　　这个人显然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被同伴抛弃了，此时的他正无声地诠释着所有登山者心中最大的恐惧。一名登山者不小心踩了死者一脚，忙不迭地道歉。另一名登山者看了尸体一眼便赶紧扭过脸去，因为想起自己家中忧心忡忡的亲人，心中不由得害怕起来。还有一名登山者在下山途中看到横亘在登山路线上的尸体，停下来默默说道：
　　你是谁？谁把你留在了这？会有人带你回家吗？

　　终极征服
　　珠穆朗玛峰在人们的想象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那个云雾缭绕的地方让人们既好奇、又崇敬、又畏惧。诚然，大多数年份，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人成功登上珠峰之巅，并安全返回家乡，留下一段段关于征服和毅力的故事，激励着后来者。不过，在死亡率高企的典型年份，造成数人死亡的悲剧事件也会时有发生。这些灾难故事流传广泛，已经在电影和书籍中的自成一派。
　　那些故事结束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虽然早已没了生还的希望，不过登山者远在他乡的亲人依然没有放弃寻找遗体的念头。正是在他们的坚持下，才有了这场平静、绝望而又危险的搜寻之旅——为了寻求一种解脱。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夏尔巴人才会在事发一年之后，戴着氧气面罩，拿着冰锥，千里迢迢攀登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这 4 名印度登山者来自盛行登山活动的西孟加拉邦，他们和其他梦想征服珠峰的登山者一样，将珠峰视为终极挑战，一件能为自己带来满足感和荣耀感的此生必做之事。年复一年，他们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攀上珠峰，并以此为训练的重心。为了激励自己，他们还在身边摆满了珠穆朗玛峰的照片——不管是在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还是家中的墙上。
　　不过从其他方面来讲，他们又与其他登山者有很大的不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项耗资不菲的工程，需要付出巨大的金钱代价。攀登珠峰的登山者中，来自西方的中年人士居多，他们的职业涵盖了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工作。这些人财力雄厚，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花费 10 万美元聘请最好的向导，购买最好的服务，以最大程度上确保安全。与他们相比，这 4 名印度登山者简直望尘莫及。
　　为了这次登山，每月薪水只有数百美元的他们不惜四处借钱，甚至变卖家产，并为此节衣缩食。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珠穆朗玛峰根本就可望而不可及。
　　戈什家里共有 9 口人，一大家人合住在一个公寓里。58 岁的裁缝帕雷什·纳特（Paresh Nath）只有一只手，他挣的钱还不够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44 岁的苏巴斯·保罗（Subhas Paul）是一名货车司机，他有一辆小型运货车，这次他攀登珠峰的经费出自父亲的养老金。哈斯拉是一名护士，已婚，育有一子。
　　他们是通过西孟加拉邦的登山爱好者圈子认识的，彼此之间的友谊并不深厚，主要是因为相同的目标才走到了一起。
　　自从埃德蒙·希拉里爵士（Sir Edmund Hillary）和丹参·诺尔盖（Tenzing Norgay）于 1953 年首次问鼎珠峰后，至今已有约 5000 人登上过海拔 8848 米的珠峰峰顶至少一次。而根据追踪此类数据的喜马拉雅数据库（Himalayan Database）的说法，大约有 300 人在此期间遇难。
　　尼泊尔官员估计，目前仍有约 200 具尸体散落在珠峰山间。这些尸体当中，有些已经为登山者非常熟悉，而且因为珠峰上的气温低于冰点，尸体保存非常完好，以至于有后来者将它们视作登山途中的路标，这其中就包括一具被人们唤作“绿靴子”（Green Boots）的尸体。其他尸体依然留在珠峰上的死者包括于 1924年在登山途中死去的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和在 1996 年珠峰事故中遇难的向导史考特·费雪（Scott Fischer）——《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一书对这起事故有详细描述。
　　不过大部分尸体都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有些被扔到了悬崖之下或冰隙里。有一部分是遇难者家属的要求，他们难以接受过世的亲人被别人当作路标；有些则出自尼泊尔官方的指示，他们担心死尸遍野的景象影响本国旅游业的发展。
　　不过，越来越多遇难者的亲朋好友希望能将遗体运送回家。可对他们和那些负责搜寻尸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以死亡开篇的故事。要知道，搜寻尸体的过程要比让登山者殒命的攀登过程更为艰险，也更为昂贵。
　　一旦登山者命丧途中，留在他们身后的生者——不管是结伴而行的同伴还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亲朋好友——都立即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决定和责任。而根据宗教和文化的不同，善后的仪式、习俗和安排往往有很大的区别。
　　遇难者家属需要作现实方面的考虑，比如要不要搜寻假定失踪或死亡的遇难者的遗体，如果这可行的话，是回收他们的遗体，还是让它们永远留在那里；他们还要做情感方面的考虑，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人们对解脱的认识是不同的。逝者生前的愿望也要考虑在内，当然前提是他们曾向外人吐露过自己的愿望才行；他们还要考虑善后方面的一些具体安排，比如存在的危险、需要的花费、当地的风俗和国际法等。某些情况下，在某些地方回收遇难者尸首不仅是亲友的意愿问题，还是必要的流程——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登山者确实已经死亡，而遇难者家属才能获得急需的资金救助。
　　2016 年，当 3 名印度登山者横尸珠峰之上时，所有这些剧情开始一一上演。在救援已经无望的情况下，在西孟加拉邦政府的主导下，遇难者家属强烈要求回收遇难者遗体。
　　当时珠峰迎来了本季最后一批登山者，而夏季风很快就会来临，到时喜马拉雅山的登山季将正式宣告结束，需等到来年才能再次开启。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内，6 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回收队受聘到珠峰寻找死者并将他们的遗体运回山下。而他们所拥有的人力和时间都非常有限。
　　最先被发现的是保罗。这个来自班库拉小镇的送货司机兼业余吉他指导老师，和妻子与 10 岁的女儿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庭里。他的尸体大概位于海拔 8000 米的地方，离四号营地下方的登山路线只有几步之遥。被发现时，他的脸是朝上的，不过身子已经被积雪掩埋了，只有靴子的脚尖露在外面。回收队花了 4 个小时才铲掉了他身上的积雪，把他从冰封的墓穴里翘了出来，之后又花了 12 个小时，才把他拖到二号营地，然后在那里一架直升机将他的尸体运回了珠峰大本营（Base Camp，另有译作主营地或基地营——译注）。
　　几天之后，班库拉小镇崎岖狭窄的街道挤满了上万名为保罗送殡的民众，送葬队伍长达数公里。而保罗的尸体被放置在他生前开的小卡车的敞篷车厢里。送葬队伍行至达尔盖索尔河河畔停下，尸体在那里按照印度教的习俗进行了火化，他的灵魂终获自由。生者难免承受丧亲之痛，不过无论是死者还是他们都获得了解脱。

苏巴斯·保罗（左）和向导拉克帕·夏尔巴摄于珠峰峰顶。图片版权：Subhas Paul

苏巴斯·保罗女儿苏丽塔（Susreeta）和他的内兄达斯（Das）。

苏巴斯的妻子白莎吉塔·保罗（Bishakita Paul）在卧室内哭泣。

　　回到珠峰，2 名夏尔巴人把保罗从冰封的雪地里刨出来之后，转战四号营地继续搜寻。四号营地所在的位置海拔约 7924 米（26000 英尺），而全世界超过这个海拔的山峰只有 15 座。它位于氧气稀薄的死亡地带的边缘，是登山者朝峰顶冲刺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站。营地里矗立着一个又一个废弃的帐篷，有些已经被风撕扯成一条一条的布片，这 2 名夏尔巴人围着帐篷四处寻找，最终找到了另一个失踪的印度登山者。他们一眼就认出死者是裁缝纳特，因为他只有一只手，另一只在他小时候放鞭炮时不小心炸掉了。
　　狂风肆虐，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往高处搜索戈什的尸首，不得已全部撤回。夏季风即将来临，登山季即将告终。珠峰上的所有人都匆匆收起帐篷，赶下山去。死在死亡地带的戈什和纳特还要在珠峰待上至少一年，他们也可能永远留在这里。
　　而远在几百公里以外，在距离老加尔各答路不远的戈什老家，他的妻子、兄弟、母亲和其他亲人在狭小的房子里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一想到戈什就在珠峰的某个地方，他冻僵的尸体形单影只地躺在那里，或者他游荡在喜马拉雅山间，对着狂风呼喊救命的样子，他们就寝食难安。加尔各答处在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平原，胡格利河是流经印度东部的恒河的一条分支，河道宽阔、水流缓慢，因此造就了极其广袤而平坦的平原。而在这片一望无垠的广阔平原上，连一座小山坡都找不到。对那里的人而言，珠穆朗玛峰活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产物。
　　他的妻子昌达娜（Chandana）还保留着额间的朱砂痣和右手腕上的红白手镯，这在印度是已婚妇女的标志。她坚持要等到确定丈夫已经死亡的时候再取下来。卧室墙上的挂历仍停留在 2016 年 5 月，对她来说，时间就是在那时停止的。
　　今年 2 月，她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我相信他还活着。我不是寡妇。我是戈什的妻子，不是寡妇。除非我亲眼看到他的尸体，将他火化，不然我是不会改变自己的装束的。”
　　而在位于加尔各答西北部 160 公里处的钢铁城杜尔加布尔，纳特的妻子莎比塔（Sabita）正艰难地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迈进。她和纳特在印度属于穷人，付不起回收遗体的费用。她丈夫生前从来没有跟她讨论过，万一他死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不过现在她说服自己，认为纳特希望被留在珠峰上。他生前是那么憧憬珠穆朗玛峰：虽然卧室的水泥墙皮已经脱落，也没有什么装饰物，上面却挂着一张珠峰的照片。
　　为了筹措登山的经费，两人曾彻夜不眠，缝制背包和夹克衫。当地人惊叹于他单手缝纫的工艺，而登山者们则好奇他在登山途中是如何操作安全绳和护具的。
　　莎比塔时常幻想自己一觉醒来，会发现丈夫就坐在缝纫机旁。而他们 9 岁的儿子则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父亲只是出门远行。
　　当遇难者的遗体被留在珠峰上，情况就会变成这样。死亡的事实仿佛只是没有依据的道听途说。而只有他的尸首被送进家门，生者才会不再把他当作萦绕在心头的一个幽灵，才会感到光荣和解脱。虽然这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至少可以终结生者的噩梦。
　　不过即便这些能够发生，即便戈什和纳特的尸首还能在原地找回，即便他们的家人能筹措巨额的资金支付回收遗体的费用，即便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登上珠穆朗姆峰寻回死者的遗体，抚慰生者的伤痛，这些也不可能立刻发生，而是要等到一年以后。

　　接近峰顶
　　2016 年 5 月 20 日下午，戈什、纳特、保罗和哈斯拉在四号营地的一顶帐篷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戴着氧气面罩，身穿色彩鲜艳而又略显笨重的羽绒防雪服。他们喝了茶，吃了饼干，彼此之间基本没有交流。
　　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不过他们怀着登上珠峰的共同理想，而且都需要将登山的费用控制在尽量低的限度。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平民登山队。为了攀上珠峰，他们 10 多年来节衣缩食，拼命攒钱，加上四处借来的钱，终于筹到了足够的经费。他们找了一家在西孟加拉邦登山爱好者中很受欢迎的登山公司，这家公司对每个登山者的收费是 3 万美元，相比其他公司要更便宜。不过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远远超出他们梦想中一年可以赚取的收入。
　　更让他们感到急不可耐的是，这是他们三年来第三次尝试攀登珠峰。2014 年，一场雪崩导致 16 名夏尔巴人丧生，终结了刚要开始的登山季，他们的计划也随之打了水漂。2015 年 4 月底，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导致 9000 人丧生。由此引发的雪崩导致珠峰大本营被埋，造成 18 人死亡，登山季随之提前结束。
　　在珠峰大本营和海拔较低的山坡上停留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终于要登上珠峰了。如果情况顺利的话，他们将在未来 24 小时之内返回四号营地，然后再返回故乡印度。在那里，登上珠峰之巅的登山者非常受拥戴，人们将这些人视为凯旋的英雄，尊称他们为“珠峰者”（Everesters）。
　　傍晚时分，他们跟着各自的向导从帐篷里走出来，这时天已经黑了，时间比原定的计划要晚。（喜马拉雅山的向导通常被称作夏尔巴人，虽然他们姓夏尔巴的居多，而这个姓氏也确实源于夏尔巴族，不过他们并不都是夏尔巴族人。）不过天色很晴朗，一轮圆月高悬在夜空之上。一排前照灯照耀着头顶上的山路。
　　虽然在四号营地看不到珠峰峰顶，不过大部分登山路线还是清晰可见的。一连串的登山绳为人们指引着方向。每年登山季开始的时候，夏尔巴人会将绳端用冰锥固定进岩冰，然后垂下绳子，用来辅助登山者攀登。
　　通往峰顶的路，先是经过一片荒芜的、冰隙纵横的冰原，然后是一段陡峭的岩壁，之后是一个狭小的平台，其实就是山坡上的一处凸起。这个地方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平台区”（Balcony）。再往上就是通往南侧峰顶（Southeast Ridge）的东南山脊，东南山脊岩石裸露，坡壁陡峭，像刀刃一样狭窄。这段路程一般要走至少 2 个小时。如果将海拔约 8747 米（28700 英尺）的南侧峰顶与珠峰峰顶分开计算的话，它算是全世界第二高的山峰。从南侧峰顶望去，珠穆朗玛峰峰顶的全貌才映入眼帘，它就位于齿刃状山脊的另一头，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
　　从四号营地到珠峰峰顶再折返的路程，最快只需不到 12 个小时就能走完。而根据有经验的向导和登山者的说法，最慢也不能超过 18 个小时，这其中包括 12 个小时的上山时间和 6 个小时的下山时间。大部分人都恪守着一条规则，就是在预定的时间——一般是不迟于中午——所有没有抵达峰顶的登山者都要下山。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地段是极其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因为在珠峰，午后的天气往往变幻莫测，而每个人携带的氧气瓶数量有限，再加上极端的海拔和低温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根据喜马拉雅数据库的数据，当天共有 74 人登上珠峰峰顶，其中一名女登山者和她的两名向导是最早登上珠峰的，时间为凌晨 3 点 36 分，而数据库记录的最后一个登顶时间是上午 11 点。
　　西孟加拉邦登山队在平台区一直待到破晓以后，他们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白雪皑皑的群峰和云雾缭绕的的山谷构成的壮美景色。不知何故，纳特的向导留在了四号营地，所以当时只有 4 名登山者和 3 名向导。而其他早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便已登顶的登山者已经陆续下山了。
大本营负责印度登山队工作的经理收到过比时努·古隆（Bishnu Gurung）打来的无线电话。古隆是这支登山队中唯一一名曾登上珠峰峰顶的成员。他说，他建议 4 名登山者下山，不过他们拒绝了。
　　古隆表示：“我跟他们说，'要是我们上午 10 点还在平台区这个位置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登上珠峰呢？’”
　　古隆后来补充说，戈什想到要放弃继续攀登的计划，不禁放声痛哭，而保罗则开始自己往上爬。
　　拉克帕·夏尔巴（Lakpa Sherpa）是保罗的向导，他说：“我就停在那，不往上走了。我是想看看要是我不跟上去，他会不会回来。我以为他会听我的。在那种情况下，夏尔巴人不能使用武力，也不能打他。他们是我们的顾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服他们。既然我说服不了他，我就跟着他继续往上爬。”
　　只有纳特听从了建议，返回了四号营地。其他 3 名印度登山者坚持要爬完最后的路程，3 名向导只好跟上他们。当时他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氧气，恐惧在他们内心滋生。
　　拉克帕·夏尔巴回忆道：“我以为我回不来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从上午晚些时候到下午早些时候，有几十个攀上珠峰的登山客路过印度登山者一行人。西雅图医生保罗·波廷杰（Paul Pottinger）在当天上午 7 点 48 分抵达珠峰。他的头戴式摄像机记录下了沿着登山绳下山的经过：因为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都要经过这条单向路，所以要和迎面而来的登山者协商通行，而这个过程非常耗时、笨拙而且危险。
　　波廷杰在南侧峰顶下方的位置碰到了保罗和他的向导拉克帕·夏尔巴。当时，拉克帕向他打听时间，他撸起夹克衫的袖子，露出了手表。时间正好被摄像头拍了下来，显示 10 点 23 分。他告诉这名向导现在是 10 点 20 分，而且反复说了很多遍。事后，波廷杰揣测，拉克帕是想让自己的顾客保罗听到，让他知道当时已经很晚了。
　　“谁攀登珠峰会不戴手表？”几个月后，波廷杰回忆道，“现在我怀疑他到底带没带手表。而且，我猜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你告诉我的顾客，别爬了。我说服不了他。’”
　　几分钟过后，波廷杰又遇到了正在独自往上攀登的哈斯拉的向导帕桑·夏尔巴（Pasang Sherpa）。10 点 45分，在一处极其陡峭的山坡上，在一处绳结的位置，波廷杰遇到了戈什、古隆和哈斯拉。
　　波廷杰在记录登山的网络日记中写道：“那个时机真是太不碰巧了，我们正好挤在最陡的一个地方。不过他们还是通过了那里，继续往上攀登。在这个时点，还有多少人会继续往上爬呢？该死，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过和之前一样，我什么都没说。而且和之前一样，时至今日，这件事仍然让我内心不安。”
　　根据从保罗身上寻回的摄像机显示，保罗和拉克帕·夏尔巴于下午 1 点 45 分到达珠峰峰顶。他们在 16 分钟内拍摄了 31 张峰顶的照片。
　　而当时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戈什、哈斯拉、纳特以及他们的向导则停留在峰顶下方的位置。

桑尼塔·哈斯拉在珠峰大本营的帐篷里休息。图片版权：Sunita Hazra

三号营地外的景象。图片版权：Sunita Hazra

　　下午 1 点 57 分，在南侧峰顶，戈什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拍摄了最后一组照片。照片中的他戴着氧气面罩，挥舞着原本装在背包里的旗帜，脖子上挂着一个视频记录仪——当时，戈什把它打开了。
　　凛冽的风声传进了麦克风中，即便如此，戈什急促的喘息声还是清晰可闻。他看起来是在对着摄像机的镜头检查自己的仪容。他没带手套，将太阳镜架在额头上，眼睛已经充血。他将氧气口罩拉到下巴的位置，对着镜头很快地露了一下自己的牙齿和零星的灰色胡须。
　　“古塔姆”，一个声音传来。戈什朝声音的方向望了一眼，戴上口罩，关闭了摄像机。这是他生前最后的影像。
　　然而，有证据显示，戈什的向导古隆独自向上攀登了：大约 40 分钟之后，他用戈什的摄像机在看似峰顶的位置拍了 21 张照片。镜头中不见戈什的踪影。
　　（唯一的幸存者哈斯拉说，她在下午约 3 点的时候抵达珠峰峰顶。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曾到过那里。她还向负责仲裁此类事件的尼泊尔旅游部申请登顶许可，但未获得通过。）

　　停下还是继续？

登山队从四号营地出发。图片版权：Sunita Hazra

　　从四号营地到峰顶，海拔在 7924 米（26000 英尺）以上。由于氧气匮乏、气恶劣，在这个区域停留过长的时间会有致命的危险。因为随着海拔升高，大气压会不断降低，稀薄的空气导致进入肺部和血液的氧气减少。
　　身体为适应这种环境，会向脑部输送更多的血液。这会导致脑部肿胀，产生诸如头痛、头晕和精疲力尽等症状。在高海拔地区，人们可能出现高原脑水肿的状况，引发肌肉失调、语言功能障碍、混淆和幻觉。身体为保持均衡，会继续向肺部输送血液。高原肺水肿会引发咳嗽和严重的呼吸问题。
　　高海拔地区日照强烈，会灼伤皮肤和眼睛，引发雪盲症。冰点以下的气温，加上持续的强风，会引发冻伤，破坏皮肤及皮下组织。而人体的四肢尤其容易受到影响。
　　当登山者开始出现体温过低的状况时，因为处于混沌不清、精神麻木的状态，他们有时候会以为身体热得要死，而不是冷得要死，而与此相应的反应就是脱掉衣服。因此，很多在极端环境下丧生的人员（比如那些珠峰斜坡上死去的登山者）在被人发现时，都处于衣服被脱掉的状态。

西雅图医生保罗·波廷杰下山时用摄像机拍摄到了仍在继续往上攀登的登山者，其中包括古塔姆·戈什、他的向导比时努·古隆和桑尼塔·哈斯拉。图片版权：Paul Pottinger

　　而在西孟加拉邦，5 月 21 日当天，关于登山者全部登上峰顶的不实报道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登山者的家中挤满了前来道贺的朋友，他们带来了各式喜庆的糖果。
　　不过到夜幕降临时，庆祝的气氛变淡了。从珠峰传来了最新消息：西孟加拉邦的登山者在下山途中失去了联系。
　　当天傍晚，在四号营地，第一组准备向珠峰发起最后冲刺的团队是美国摄影师、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托姆·波拉德（Thom Pollard）及其尼泊尔向导。
　　他们先是路过一名夏尔巴人，后来又遇到了另一个夏尔巴人。这两人都出现了体温过低的状况，而且很恐慌，已经用光了氧气。之后他们在平台区下方的位置遇到了两名登山者，一名是女性，另一名是穿着黄色滑雪服的男性。后者横躺在山上，身上依然连接着登山绳。他的手没戴手套，似乎处于濒死的状态。
　　在这种极端的高海拔地区，人们即便有心营救他人，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为氧气瓶比较重，每个登山者只能携带有限的氧气上山，一般只够他们自己使用。而且，每个登山者都知道在高海拔地区停留过长的时间会有致命的危险，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自己通常也是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另外，即便他们有营救他人的余力，考虑到自己已经花了数万美元，耗费了多年的光阴和心血，就是为了这一天能登上珠峰峰顶，他们可能也不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让自己的计划功亏一篑。而且，这个人不一定能救得活，还极有可能和他们语言不通。
　　波拉德和向导停下了脚步，讨论了一下情况后最后决定继续前行。
　　在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的家中接受采访时，波拉德说：“这一年来，我一直在和内心的良知作着斗争。”
　　波拉德和向导于 5 月 22 日凌晨 2 点 40 分抵达珠峰峰顶，是当天最早登顶的第一人。下山的时候天还黑着，他们发现哈斯拉已经不见了，不由得舒了一口气。根据雪地上的痕迹可以判断，若不是她自己匆匆下了山，就是被人拖走了。
　　不过戈什还在原处，呈八字形躺在斜坡上。现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波拉德的向导拉克帕·加辛·夏尔巴（Lhakpa Gyaljen Sherpa）说：“他当时已经死了。我冲他喊：'你好，你好！’他没有反应。看他的脸，他应该是已经死了。可能正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其他人才会弃之而去。”
　　在登山季余下的日子里，所有上山和下山的人们，都会跨过戈什的遗体。他们先是解开一个连接登山绳的钩环，换到另一个位置再挂上，如此循环往复。
　　关于那个晚上的事情，桑尼塔·哈斯拉只有断断续续的记忆，不过她还记得抛下好友戈什离开的过程。
　　在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老家，她坐在客厅里说道：“我跟戈什说，'你一定得继续走下去。’我以为如果我开始往山下移动的话，他肯定会跟着我。不过我既没有力气帮他，也连回头看看他有没有跟上来都办不到。”
　　她坚信，要不是莱斯利·宾斯（Leslie Binns）救了她，她一定必死无疑。宾斯是一名来自英国的登山者，他在攀登到在四号营地上方的位置时发现了哈斯拉。当时她已经脱掉了手套，解开了防雪服的拉链。宾斯让哈斯拉吸了一口自己氧气瓶中的氧气，让她的精力稍有好转。不过宾斯很快意识到，哈斯拉无法独自回到四号营地。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登顶计划，连拖带拽，再加上鼓励的话语，带哈斯拉下了山。
　　他们很快又发现了神情恍惚、出现体温过低状况的苏巴斯·保罗。宾斯转而帮助他们两人慢慢下山：他不断鼓励他们，让他们吸自己的氧气，还在他们跌倒后，努力把他们扶起来。不过他们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有登山绳指引的下山路线。保罗掉进了不太深的冰隙里，不断挣扎，挥舞自己的胳膊。
　　宾斯最终决定两人中只能救一个。他觉得保罗应该还有力气，就决定帮助哈斯拉，扶着她回到了四号营地的帐篷里。
　　哈斯拉说：“我到了四号营地的时候，苏巴斯没在我的身后。我以为他已经到了。我以为古塔姆和纳特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当天夜里，四号营地里有人半夜醒来，听到有人在一声又一声语无伦次地大声喊叫。他们还以为声音是从其他登山队的帐篷里传出来，因此没有人出去查看。
　　破晓以后，登山者走出帐篷后才发现，喊叫声来自位于营地上方 90 米处的保罗。他已经暴露在极端环境中长达至少 32 个小时。
　　哈斯拉和保罗以及 3 名向导在帐篷里又聚到了一起。可他们并不知道戈什和纳特去了哪里。
　　到下午 3 时左右，其他登山队的医生劝他们尽快撤到低海拔区域，于是他们 5 人带上存在四号营地的少量氧气，动身下山。保罗没过多久就体力不支倒下了。
　　拉克帕·夏尔巴说：“苏巴斯越来越虚弱，吸氧以后也没有好转。他的手已经冻伤了。我们非常努力地想把他救起来。”
　　最后他们决定两名向导留下来陪伴保罗，由第三名向导带领哈斯拉下山。不过这位向导很快就将哈斯拉抛在了身后，他觉得自己的手脚已经冻伤了，情况比哈斯拉还要严重。天黑了，山上开始飘雪，风也越来越大。
　　踽踽独行的哈斯拉摔倒在地，手腕骨折。她的双手长了冻疮。最终，另外两名向导赶上了她。
　　“我从夏尔巴人那里听说，苏巴斯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今年年初，哈斯拉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道，随后她哭着说，“然后他们就抛弃了他。”
　　哈斯拉和向导最终抵达了二号营地上方的着陆点，一架直升机将哈斯拉送到了大本营，而后她又被送到了加德满都的医院接受救治。几天之后，哈斯拉返回加尔各答，在机场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
　　而之后在珠峰上发生的事，她便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当保罗、哈斯拉和 3 名向导从四号营地向三号营地进发时，另一支登顶后返回的印度登山队发现纳特正站在登山路线以外的地方。他还活着，站得笔直，毫无目的地用一只手戳着冰块。
　　人们将他送到了四号营地。纳特因为雪盲症，双眼肿胀，已经睁不开了。
次日早上，也就是当年登山季的最后一天，纳特已经虚弱到连一碗汤都端不动了。他死在了四号营地的帐篷里。
　　古塔姆·戈什还在珠峰更高海拔的位置。至少有 27 个登山者在往返的途中跨过了他的尸体，然后当年的登山季就结束了，珠峰将关闭近一年的时间。

　　新的登山季

珠穆拉玛峰。

　　每年春天，世界各地的登山者都会不远万里，来到海拔约 1.75 万英尺（约合 5334 米）的尼泊尔珠峰大本营，适应高海拔环境，为 5 月的登顶冲刺做准备。这时，当地一批夏尔巴人就会受雇开辟当季的登山线路，在几近垂直的陡壁上铺设一条超过 2 英里（约合 3.2 公里）的道路，供几百名后来者攀登。
　　首先，“冰瀑医生”（icefall doctors）会在昆布冰瀑（Khumbu Icefall）地带架设好绳索、梯子和临时桥梁。该冰瀑位于大本营上方，变化多端，以危险著称。其他队员则将继续攀登，沿途抛下冰锚、系上绳索，直到登顶珠峰为止。整个过程往往耗时数周，而且经常因为恶劣天气而受阻。
　　只有当绳索固定在了珠峰顶部，才意味着新一轮登山季的开始。通常，最适合攀登珠峰的季节从 5 月初登山线路开放起，到该月底雨季来临为止，前后只有短短几周时间。
　　很少会有人在一年中的其它时段攀登珠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戈什和纳特的遗体还留在原地，那么这些固定绳索的夏尔巴人可能会是第一批见到他们的人。大风、冰雪以及地心引力都会改变两者的位置，也有可能抹去他们的踪迹。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纳特还是在四号营地的一顶帐篷里。这儿的高度超过了海拔 2.6 万英尺（约合 7925 米），每年都会饱受风雪肆虐，变得面目全非。而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戈什是在海拔更高的“三角陡坡”（Triangular Face）上，位于供登山者休息的“平台区”下方。戈什仍系在去年登山用的绳索上，如果这条绳子被破坏了——比如被山上坠落的冰块砸断——那戈什的遗体就可能坠到山下，再也无法找回了。
　　戈什的家人之所以迫切寻回他的遗体，原因有三。首先是感情上的因素。他的亲人不忍让他孤零零地留在珠峰顶部附近，暴露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成为未来登山者悲惨的路标。他们还想知道戈什遇难的前后经过。或许遗体能提供答案；如果他挂在头颈上的摄像机没丢、而且还能运作的话，或许能提供线索；或许他的口袋、背包里还藏着摄像机存储卡；或许他身边还有留给家人的遗言……或许还有别的什么。
　　第二是宗教因素。印度教教徒相信，身体只是灵魂的临时寄居地。一旦人的躯体火化，灵魂就会脱离肉身，转世轮回。与大部分西孟加拉邦人和其他印度人一样，戈什一家都是虔诚的印度教信徒。对他们而言，只有将遗体火化，并举行一系列仪式，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
　　第三是经济因素，这和前两个原因一样重要。在印度，戈什在法律层面还属于失踪人口。只有找到了他的遗体，或者等到 7 年以后，印度政府才会为他开具死亡证明。而戈什的家人需要这份证明来访问戈什存款并不太多的银行账户，并领取他的死亡福利金，例如人寿保险，以及他作为警员所享有的抚恤金。
　　戈什生前是一名副巡警官，在加尔各答的一处警察分局担任二把手。这份工作待遇不错，每月能有约 500 美元的收入。戈什擅长演奏塔不拉（tabla）双鼓（一种类似小手鼓的印度乐器），而且还经常与妻子一起表演。在陆军服役时，他曾学过马术，是一名熟练的骑师。另外，街坊领居还称赞他是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戈什的大半生都从事着登山和攀岩运动。
　　加尔各答距离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有几百英里远。在这儿，登山运动似乎并不是寻常的爱好，但出人意料的是，西孟加拉邦有着浓厚的登山文化。全邦共有几百家登山俱乐部，几乎每座小镇、每个小区都不例外，仅加尔各答就开设了几十家。邦政府通过西孟加拉邦登山和冒险运动基金会（West Bengal Mountaineering and Adventure Sports Foundation）大力推广登山运动。在基金会的办公楼外，还矗立着一面 60 英尺（约合 18.3 米）高的攀岩墙。
　　对那些真切渴望攀登世界各大高峰的申请者而言，基金会都会予以资金补助。戈什、保罗、纳特和哈斯拉四人筹划攀登珠峰时，每个人都获得了 50 万卢比的补助。
　　戈什是几位登山者中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他平时在苏苏尼亚山上的一家登山中心里担任夏令营教练，虽然在西孟加拉邦不怎么有名，但也备受尊敬。这座平原上的小土包仅 1450 英尺高（约合 442 米），位于加尔各答西北部，距离市区大约几小时车程。戈什此前已经成功攀登了喜马拉雅山脉几座海拔 7000 米高的山峰。在他与妻子昌达娜共同的卧室里还有一张珠穆朗玛峰的海报，已经挂了整整 20 年。
　　今年 2 月，昌达娜·戈什说道：“我们试着和往常一样生活，可内心却不得安宁。我们试着吃饭睡觉，可却止不住思念亲人，想到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山峰上的情形。”
　　戈什家的三兄弟都已经 50 多岁了，而古塔姆·戈什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住在加尔各答北部伯勒格布尔区（Barrackpore）一间昏暗的两层楼公寓里，一起同住的还有三兄弟的父母、他们各自的妻子和孩子。三兄弟的父亲最近也去世了。沿街的大门连着室外的门厅，再往外可以看到一幢幢遮天蔽日的公寓楼，杂乱无章地挤做一堆。卫生间其实是个脏兮兮的小坑，它设在屋子的左边，前面挡着一堵半人高的墙和一罐清水，旁边还接着一根水管。
　　53 岁的德巴西什·戈什（Debasish Ghosh）并不像弟弟一样是名登山爱好者。他的个子不高，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还挺着个小肚腩。他经营着一家快餐店，供应炒面和羊肉卷。快餐店离家不远，就位于伯勒格布尔火车站附近。德巴西什发誓说，如果能找到弟弟古塔姆的遗体，他就要把他带回家。

古塔姆·戈什的遗孀昌达娜·戈什在帮大伯德巴西什的尼泊尔之行做准备。

德巴西什希望能带回古塔姆的遗体。

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苏苏尼亚山（Susunia Hill）上，攀岩课程的宣传单。

这一课程是为纪念古塔姆·戈什而开办的。

德巴西什·戈什刚开始尼泊尔之行。他将乘坐火车、公交和出租车，

耗时 40 小时去加德满都见弟弟的遗体。

　　德巴西什·戈什希望西孟加拉邦政府能在一年后为寻回弟弟遗体出面协调，并提供资助。几个月来，他一直请求与政府官员会面。经过层层上访，他最后和昌达娜一起见到了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马马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
　　德巴西什·戈什回忆说，马马塔对成本表示担忧，并质疑谁会去珠峰把戈什和纳特的遗体带回来。她还担心，如果寻尸小队的成员不幸受伤或遇难，政府是否需要对此负责？
　　由于邦政府无法给予承诺，戈什一家给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写了一封信。总理办公室将原信转交给了邦政府，附言指示其“采取适当的措施”。于是邦政府悄悄审批通过了行动拨款，但并没未向戈什和纳特的家人透露详情。
　　德巴西什·戈什表示：“政府说只有发现了遗体的具体位置，他们才会做最后的决定。但谁会告诉我们遗体在哪里呢？我们只能去找夏尔巴人，除了他们，没人有义务帮忙寻找尸体。”
　　于是，戈什一家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他在西孟加拉邦的登山者中享有盛名，曾经 5 次成功登顶珠峰。他告诉德巴西什·戈什说，寻回古塔姆的遗体需要支付 263 万卢比（约合 4 万美元），比古塔姆原来的探险费用还多。
　　戈什家同意预付 25 万卢比（约合 4000 美元），用以组织人员，紧跟在架设绳索的夏尔巴人之后进行初步搜索，并为他们提供氧气装备。余款则将在后期逐一结清，例如在拍摄到遗体照片之后，或者在遗体返回加德满都后再兑现。
　　戈什一家并没有这笔钱，但答应出售古塔姆在加尔各答拥有的一小块地，他原本打算在那儿盖一幢房子。家属还变卖了珠宝首饰，包括昌达娜结婚时戴的一串金项链。不少亲戚和登山俱乐部的成员也贡献出了自己微薄的存款，凑到了一笔钱。到了 5 月初，架设绳索的夏尔巴人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戈什一家筹集的资金还是不够。
　　德巴西什·戈什在加尔各答时说道：“我们目前已经筹到了大约 200 万卢比。”
　　一天后，无奈的德巴西什再也等不及了，他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把自家做的鸡肉和飞饼装进塑料盒里，还带了一个内页有塑料保护套的文件夹。文件夹里包括古塔姆·戈什的身份证、警员证，以及攀登珠峰的许可证。这些文件能为辨认尸体提供帮助，运送尸体时也能顺利通过关卡。他把它们全部放进黄色小背包后就出发了。
　　德巴西什跪在母亲的床边，摸了摸她的脚，以示敬意。他们一起祈祷的时候，母亲哭了。他转身走到炙热的阳光下，穿过祝福的人群。和他同行的还有一名古塔姆·戈什的朋友。德巴西什挥了挥手，转过拐角向火车站走去，消失在满是汽车、黄包车、小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和牛的街道上。
　　德巴西什说：“如果留在家里，我的头脑根本冷静不下来。我想离我弟弟更近些。”
　　换乘了两辆列车、两辆巴士后，两人经过 40 小时的旅行来到了加德满都。他们合住进了一间 5 美元一晚的旅店，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让他去吧”

无数个深夜里，莎比塔·纳特和丈夫帕雷什都会坐在缝纫机前缝制背包和夹克，

为他的珠峰探险提供资助。

　　4 月23 日，铺设绳索的夏尔巴人小队抵达了四号营地，但恶劣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留在原地。队伍回到了海拔较低的高度，为接下来的冲刺做准备。他们同时也捎回了不少传言，说在营地的废墟里看见了一具尸体。根据推测，那很可能就是帕雷什·纳特。
　　近一年来，帕雷什的妻子莎比塔·纳特几乎与政府没有任何沟通。没人来找过家属，协商万一找到帕雷什遗体之后的事宜。事实上，也没人问过她是否想找回丈夫的遗体。
　　莎比塔住在一间小屋里，没有和大家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她的丈夫离开后，就只剩下了她和 9 岁的儿子阿德里什卡（Adrishikar）相依为命。帕雷什生前在一家小店出售自己手工缝制的背包和夹克，现在母子俩就住在店铺的里间。
　　“过了一阵子，我觉得没有理由把他带回到这儿，”这天，莎比塔坐在家里说道。她的身旁是夫妇俩曾经并肩工作的缝纫机。“他就像崇拜上帝一样喜欢登山。如果他在那儿，就让他去吧。他的灵魂一定是快乐的。”
　　她和丈夫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2016 年，纳特的死讯得到证实后，几位亲戚为他举办了仪式，但莎比塔并没有出席。她只是按照传统为丈夫哀悼了 10 天，然后摘下了一切代表已婚妇女的标记——包括眉心的点痣、发际的红粉，以及手腕上戴的红白手镯。她如今是一名寡妇了。
　　钱是一大问题。莎比塔说，帕雷什·纳特投过人寿保险，但是没有缴纳保费，所以一分钱也拿不到。现在，莎比塔忙着用缝纫机缝制尼龙购物袋，把它们卖给附近的一家大卖场，每月可以挣 1500 卢比（约合 23 美元）。登山爱好者和朋友每月也会资助她 2500 卢比（约合 39 美元），这才能让她勉强度日。

在帕雷什·纳特家中，他本人的一张照片。他的家也是一间小店铺，专门出售背包和登山用品。

阿德里什卡·纳特今年 10 岁。

帕雷什长期未归后的大半年里，阿德里什卡从没问过父亲是不是去世了。

　　整整大半年里，阿德里什卡从没问过父亲是不是去世了。他母亲也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莎比塔·纳特在 2 月份时说：“我告诉他，爸爸已经在珠穆朗玛峰上盖了一间屋子，现在就住在那里。我没法把真相告诉他，说爸爸已经不在了。”
　　和很多印度人一样，纳特一家直接用手吃饭。以前每顿饭后，阿德里什卡都会认真地把父亲唯一的一只手洗干净。虽然帕雷什·纳特因为残疾没有驾驶证，他仍会开着小摩托车接送儿子上学。莎比塔·纳特说，父子俩之间的纽带非同寻常。不过，她关心的是儿子的身心健康，而不是丈夫遗体的下落。
　　她表示：“就算政府把遗体运回来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让我找到一份工作，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从珠峰上带回一具遗体要花很大一笔钱，我负担不起。”
　　她还说，如果政府愿意提供资助，她宁愿把钱花在儿子的教育上，而不是用来找回丈夫的遗体。5 月，就在帕雷什·纳特遗体的照片出现在社交网络上之前，她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在照片中，人们认出了帕雷什的靴子以及他自己缝制的防雪衣。
　　纳特的亲朋好友被这些照片震惊了。看到照片后，莎比塔因为胸疼还去看了医生。
　　“我感到不舒服，”后来，她在位于杜尔加布尔（Durgapur）的家中说，“那天之前，我一直安慰自己，幻想他也许还活着，只是失踪了而已。”

　　繁琐的手续
　　通往珠峰的路线每年都会根据当时的环境略有变化，取决于附近有无积雪、是否发生过雪崩。2017 年，登山路线从 5 月 15 日起开放，比以往都晚。新路线紧挨着去年的那条，有时在岩石间和雪地里还能看到过去磨损、褪色了的绳索。
　　铺设绳索的小队下山后报告说，他们在三角坡以上、“平台区”以下的大半段路程里，都能看到一具尸体——那儿正是大约 360 天前，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古塔姆·戈什的地方。
　　几天后，小队成员奇米德·琼德布·古隆（Chime Chundub Gurung）在加德满都的机场透露：“我觉得这是那名印度登山者的遗体。他头朝下，脚朝天，离新开辟的路线非常近。我没去碰他，也没看到他的脸。我只看到一双靴子，他还穿着登山服。”
　　山脚下，数以百计的登山者都盼望着新路线早日开放。一听说天气即将好转，就纷纷朝着珠峰进发了。几天之内，就有几十人登顶并顺利返回。因为遗体被藏在了四号营地的偏远角落，很少有人发现帕雷什·纳特。但每个人都在途中遇到了戈什的遗体，和他相距咫尺之遥。
　　5 月 16 日星期二那天，人们收到了来自现场的第一批照片。当天傍晚 6 时 17 分时，德巴西什·戈什正坐在旅馆里，通过手机收到了其中一张照片。他麻木地盯着屏幕，然后用手指把它放大，想看得更清楚些。他给儿子发了消息，并联系了留在加尔各答家中的弟媳昌达娜。他还把照片发给了桑尼塔·哈斯拉，她是去年同行的 4 名印度登山者中唯一的幸存者。
　　照片里的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黄色防雪衣，身体扭曲成了马蹄形，半个身子都埋在雪地里。他看上去就像考古学家挖掘了一半的出土文物。图中看不到人脸，但是他的靴子和装备都和戈什一年前的穿戴吻合。另外，黄黑色防雪衣的式样也和桑尼塔家中衣橱里的那件吻合。当年，她和戈什一起在加德满都的一间小店里买了这款防雪衣。

古塔姆·戈什在珠峰上遇难近一年后，人们才发现了他的遗体。图片版权：Phurba Sherpa

人们一致认为，这就是戈什的遗体。

　　三名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官员急忙赶往加德满都。他们搭乘了一趟全程 90 分钟的商业航班，像这样的交通工具是德巴西什无论如何也担负不起的。三人迅速与七大峰探险公司（Seven Summit Treks）的老板明格玛·夏尔巴（Mingma Sherpa）达成了协议。这是一家协调喜马拉雅山探险活动的机构。双方协定由政府出资 9 万美元寻回两具遗体，与政府几周前悄悄划拨的金额相差无几。同时，政府宣布将为搜索行动支付费用。
　　莎比塔·纳特和昌达娜·戈什都接到了政府官员的来电，要求她们签署一份文件，表明自己“无异议”，从而让搜索行动顺利展开。两人都同意了。
　　尼泊尔管理登山活动的旅游部只对行动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能避免在数百名登山者攀登珠峰的时候将两具遗体搬运下山。
　　旅游部部长迪内希·巴特拉伊（Dinesh Bhattarai）表示：“我们希望确保其他准备登山的人不会受到干扰。我和他们谈过了，他们会尽力在晚上把遗体搬运下山，那时候登山的人会少些。”
　　他也承认说，这么做不仅是为了避免给登山者带来视觉冲击，更多也是为了保证登山线路畅通。
　　他表示：“登山者都很清楚登顶的危险，他们知道可能会遇到这种意外，所以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么做更多地还是为了不给现有的登山者造成障碍。与此同时，我们也关心登山者在沿途看到的景象。”
　　这其中还牵涉到可行性的问题。通常，从山峰上挖掘并拖回一具尸体至少需要 6 名夏尔巴人，所以这次行动大约需要 12 人。但夏尔巴向导不是在山上和客户在一起，就是刚刚下山，累得没有精力继续动身返回峰顶了。
　　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搜寻开始
　　那时是 5 月下旬，珠穆朗玛峰登山季已经接近尾声。凌晨 1 点，5 名受聘的夏尔巴人静悄悄地离开二号营地，走入黑夜之中。他们携带着绳索以及氧气罐，没有带食物，只带了一些水以及半升的可乐。可乐虽然在塑料瓶中，但因为寒冷的天气而很快冻结。他们如果想喝可乐，就用一个小炉子把冰块融化，然后将塑料瓶放入温水中，可乐最后又变回了液体。
　　从二号营地向上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在所谓的“冰爪点”（crampon point）将氧气值调低。因为道路已经被冰覆盖，登山者需要将带有尖牙钉的冰爪贴在靴子底部。
　　夏尔巴人通常只在四号营地以上的死亡地带使用氧气罐，但是他们想要走得快一些。氧气就是供给心肺和血液的燃料，促使心肺和血液运动的速度比平时更快。每个人有两罐氧气，他们认为足够使用 24 小时。
　　领队名为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Dawa Finjhok Sherpa），这位 29 岁的向导曾 5 次登上珠峰峰顶。几个星期之前，他接到七大峰探险公司老板明格玛·夏尔巴的电话，得知该公司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探险队找回一对遗体。
　　在喜马拉雅山，向导们每年春季会进行两到三次大型探险活动。到了 5 月下旬，许多人可能在家休息或者已经筋疲力尽了。明格玛·谢尔巴为几天的工作设置了 3000 美元的奖金，召集了十几个人。他承诺，如果最后成功，就请大家喝酒。
　　和大多数夏尔巴人一样，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并不喜欢向导这份工作，他们需要背负外国人的沉重行李以及各种要求（有时候还要背着这些外国人）登上世界最高峰再下来。但是相比于其它工作，做向导挣的钱更多。
　　许多向导来自偏远的乡村，那里没什么工作机会。而一些像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的向导则来自加德满都，他们知道建筑、零售、金融等较为传统的工作无法提供和向导相等的收入。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喜欢这份工作。
　　一天晚上，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在加德满都喝酒时说：“我几乎就要放弃这份工作了，因为干这个很容易就把命给丢了。”
　　上午 11 点左右，夏尔巴人搜寻队伍到达四号营地，这是一片到处都是废弃帐篷和齿轮的“鬼城”。他们把可乐加热，然后用塑料瓶子喝了几口。在此期间他们并没有偷懒，一旦休息妥当，这五个站在正午日光下的男子就背起背包，戴上氧气面罩继续前行。他们要登上珠峰“平台区”地带的三角面，寻找一个已经被冰雪冻结的人。这个人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等待有人带他回家。
　　几个小时之后，又有六名夏尔巴人沿着相同的路线，离开二号营地，前往四号营地。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帕雷什·纳特。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空气变得愈加稀薄，风险也随之增加，救援的机会也越加渺茫。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可能遇到的危险，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同样会遇到。但是作为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明格玛·夏尔巴表示，如果价格合适，搜寻遗体的任务是不会受限于这些恶劣条件的。
　　明格玛·夏尔巴说：“在南峰往上到顶峰的地带，我们才不得不考虑海拔问题。但是在'平台区’以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天气。我们可以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天气可能让我们丧命。”
　　如果一切顺利，印度登山者们的遗体就会从珠峰运回。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海拔最高的搜寻行动。
　　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 1 点 39 分，寻找古塔姆·戈什的搜寻队找到了他的遗体。那就像是一轮在黑白背景下的淡黄色新月，被冰封在煤炭色的锯齿状岩石之间。
　　戈什的头部朝下，脸部微微外倾。双臂在头顶舒展，背部拱起，双脚向右卷曲。他曾经光鲜亮丽的衣服已经被风雪漂白，绳子依旧附着在他腰间的索具上。在今年的登山者们攀上峰顶前，绳索还是红色的。如今，它已经褪成了暗淡的粉红色。
　　搜寻人员没有找到已经耗尽的氧气罐，可能已经被清理并且在加德满都以 100 美元卖掉了。他们也没有找到他的连指手套，它有可能是戈什在生命最后那段绝望、极度缺氧的时刻取下的。防雪服被拉到腰部，这说明低温使得戈什产生了身体过热的幻觉。
　　戈什登山那天所戴的帽子依然还在，但是附在防雪服上的黄色羽绒帽却松了，上面积满了雪。戈什将其在下巴处系紧时，帽子还是打好结的。他的手光溜溜、黑乎乎的，像皮革似的，和他的脸颊一样。他洁白的牙齿和挂在靴子上的银色冰爪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搜寻队员将戈什的帽子撬开，并用其盖住他的脸部，然后用绳索将帽子系好。这样他们就不必看着戈什的脸了。
　　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说：“一开始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害怕，如果我们不看他的皮肤，做事会变得轻松些。”
　　夏尔巴人用新的绳索将戈什绑住，锚定在上方 30 英尺（约合 91.5 厘米）的岩石上，并且利用冰镐将遗体从积雪中撬开。遗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移动的，没有扭矩，四肢、肌肉和关节都冻在了一起。他们拉着手腕将身体一直转到脚趾处。一旦遗体从岩石中解脱开来，队员们就立刻将上面的冰块敲碎。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估计，负重超过了 300 磅（约合 136 千克），这是戈什生前重量的两倍之多。两个人根本无法举起遗体，三个人勉强可以应付。
　　他们通过戈什身上的登山扣将绳索绑住，然后利用在登山者们登顶时使用的锚点设置轮滑系统，好把戈什的遗体运下去。他们借助戈什身上用于攀爬的棘轮装置托住重量，一次滑下一段绳索。
　　从四号营地上方看，这座山峰好像属于他们一样。他们可以在珠穆朗玛峰和洛子峰之间的鞍部位置将高峰一览无余。
　　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说：“因为今年下了很多雪，岩石上积满了雪，所以搬运变得更轻松了，可以将遗体滑落下去。但是在下雪的平坦地带，搬运还是有点困难。遗体很沉重。”
　　离早上发现戈什遗体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另一具遗体，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推测这具遗体已经在这里存在 5 到 6 年。他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具遗体，属于前几天丧生的一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医生。他们没有计划将其运下山。
　　他们花了一个小时将戈什的遗体运到四号营地，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在营地里打开了戈什的背包，他从中找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副手套。除此之外，还有印度和西孟加拉邦旗帜，加尔各答警察局、戈什登山俱乐部的横幅及印刷品。
　　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将手套放在戈什的手上，并将摄影机放入自己的背包。他将戈什的背包留在四号营地，作为 2017 年登山季的遗迹。
　　救援队有一个卷起来的塑料平底雪橇，本来打算作为担架使用。但是戈什的身体过于僵硬，无法妥当放置。于是，队员们找到一个废弃的蓝色塑料篷布，把它裹在戈什的下半身，用不合尺寸的绳索捆绑起来。他们还发现一张纤薄的灰色泡沫睡垫，并用它在戈什的上半身做了相似的处理。
　　夏尔巴人尽力将遗体固定在睡垫背部，但是遗体太容易下滑了。很快，防雪服就被撕开，里面的羽毛也被甩了出来。
　　当夜幕降临时，搜寻队通过推动、托举和滑行的方式将戈什的遗体弄下了山，经过了苏巴斯·保罗去年遇难的位置。搜寻队遇到了寻找帕雷什·纳斯的队伍，他们还在努力寻找。四处没有别的登山者了，在这么晚的时候，这座山其实很空荡，仅剩的游客也在别的时间段游览其它地方。就像司机对城市的交通状况了如指掌一样，搜寻队的夏尔巴人也很熟悉下山的路线。
　　他们半夜时分在三号营地休息，这座营地修建在洛子峰的悬崖峭壁之上。一名七大峰探险公司的厨师从二号营地上来，为他们准备了面条和果汁。夏尔巴人将从那里下山。
　　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说：“我开始为将遗体从三号营地运下山筹备合适的方案。当时我的搭档拉着绳索，但是他不小心睡着了。当我正在努力勾紧轮滑系统的时候，绳索滑落了。我们三个人使劲抓住绳索，并且大声叫了起来。后来，我们三个人都被绳索勒伤了。如果我们没有抓住绳索，遗体可能已经滑下山崖了。”
　　黎明时分，戈什的遗体抵达冰爪点。寻找戈什遗体的夏尔巴人已经工作了将近 28 小时，戈什的旅程暂时停止，等待与纳特的遗体汇合，然后通过直升机将他们运下山。
　　白云笼罩着珠穆朗玛峰，戈什的搜寻队在二号营地进行休息，他们再次将戈什独自留在山中，遗体很快就被积雪覆盖。

　　离开珠峰
　　5 月 25 日，周四下午两点左右，帕雷什‧纳特的遗体被运回了冰爪点。他身上依然穿着那件自己亲手缝制的红黑色雪服。遗体被包裹在一个塑料材质的软担架内，穿过担架四周带扣眼的绳索胡乱地捆绑在担架上。
　　帕雷什‧纳特的右手裸露在外面，就好像在抓着绕过胸前的绳索；另一只手缩在里面。他依然维持着一年前死去时候的姿势，遗体却早已僵硬得如同石头一般。
　　被派去回收帕雷什‧纳特遗体的夏尔巴人已经完成了他们最艰苦的工作。阳光再次照射下来，他们脱掉了外衣，在雪地上缩成一团，有人给他们拿来了面条和果汁。
　　距离二号营地不远处，回收古塔姆‧戈什遗体的团队也回来了。他的遗体扭曲，被绑在塑料担架里，手臂固定在担架边缘。两个人的遗体被装上简易的雪橇车，轻轻地送下山。这条路并不好走，沿路都是峭壁和冰隙。一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直升机着陆点。与其说是着陆点，实际上只是二号营地帐篷附近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相对平坦的空地。这里海拔超过 21000 英尺（约合 6400 多米），是绝大多数直升机理论上所能飞越的最大高度。
　　夏尔巴人打电话给大本营，得到的回复是当天没有直升机过来，需要等到明天，也就是 26 号。到了第二天，大本营依然称，直升机明天会抵达。
　　因为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上山：加德满都在下雨，从加德满都到珠峰的云层太厚。但夏尔巴人不知道，古塔姆‧戈什和帕雷什‧纳特的家人也不知道，直升机迟迟未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还在等待另一具几天前刚刚死去的印度登山者的遗体。
　　七大峰探险公司雇佣的第三支夏尔巴人团队已经攀爬进入了平台区附近的冰隙，把这位印度登山者的遗体拉了出来。他们沿着回收古塔姆‧戈什和帕雷什‧纳特遗体的团队的路线下山，终于在 5 月 26 日晚些时候抵达了二号营地。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了。
　　对于大多数救援工作而言，直升机的费用最为高昂。为了尽量减少成本，七大峰探险公司希望能够一次性把三具遗体运下山，而不是连续花上好几天派遣直升机多次往返。
　　5 月 28 日，三具遗体汇合。天气晴好，万事俱备。一架直升机在峡谷上方盘旋，然后着陆。然而就在刹那间，漫天飞雪。起落撬刚刚擦到斜坡，直升机就开始往一侧打转，尾部还差点扫到试图给直升机指挥方向的那个人。
　　飞行员调转飞机方向，再次尝试着陆。直升机飞到了目的地上方 10 英尺（约合 3 米）左右的位置，着陆前还滑行了 20 到 30 英尺（约合 6 到 9 米）。飞行员没有关闭引擎，以确保直升机能够停在冰面上。三个人把古塔姆‧戈什的遗体拉到了直升机上，还有一个人吸着氧气管，帮忙把遗体抬到了飞行员背后狭小的空间内。
　　已经达到升限的直升机一次只能装运一具遗体。直升机小心翼翼地起飞后，往堆满积雪的峡谷深处飞去，穿过低空云层，飞越昆布冰瀑那陡峭而巨厚的冰层。
　　一年前，古塔姆‧戈什和队友花了差不多 20 个小时才从大本营爬到了二号营地，中途还在一号营地过了一宿。下来却只用了 2 分钟。
　　冰瀑的断裂处是一片荒芜的狭长地带，灰色的冰碛土上散落着上一季大本营残留的黄色和橙色帐篷。直升机在人群前方着陆，20 多个人中有人举着相机，也有人掩面遮挡直升机降落时扫起的尘土。
　　两个人把古塔姆‧戈什的遗体从直升机里拉了出来，任由尸体摔落在岩块上。又有 4 个人过来牵拉裹着尸体的绳索。直升机很快就离开了，去接回帕雷什‧纳特的遗体。
　　当天上午，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几具遗体被运送到了14000 英尺（约合 4000 米）高的平坦绿地上，一并抵达的还有从山上下来的本季登山向导和供给。中午，古塔姆‧戈什、帕雷什‧纳特以及那位印度登山者的遗体被堆在了飞行员座位后方的小客舱内。几个向导爬上遗体，因为可以搭乘直升机下山而感到欢喜。
　　直升机往山下云雾缭绕着的河床飞去，春季登山活动多从这里开始。7 分钟后，直升机在卢卡拉（Lukla）降落，那里正在下着阴冷的小雨。几具尸体被挤到了地上。
　　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名来自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官员和几名卢卡拉的警察。过了不久，来了更多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辨认从山上运下来的尸体，并调查他们的死因。
　　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说：“警察试着想把尸体搬到里面，但我们人手不够。他们让我们把尸体的衣物和裹尸布脱掉，但它们都冻起来了。于是他们说，好吧，那就把他们的脸露出来。他们拍了尸体脸部的照片。”
　　正式调查花了几个小时。夕阳的余晖下，包括德巴西什‧戈什在内的三十几个人在加德满都一家医院的直升机停机坪等待着。很快，直升机就像是一个无声的小圆点出现在城市上空。直升机越来越近，声音也愈发大了起来。着陆后，它还卷起了一片风尘。

在二号营地附近等待了 3 天后，一架直升机抵达，运送这些遗体下山。

图片版权：Dawa Finjhok Sherpa/Seven Summit Trek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古塔姆‧戈什的遗体抵达加德满都。

德巴西什‧戈什站在医院外，医院正在对他弟弟的遗体进行解剖。

　　“我一直在想着回收尸体所花费的钱，”德巴西什‧戈什说，“如果我们早点花这些钱，如果我们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施以援手，他就可以找个好一点的登山机构，购买更多的氧气或准备更好的装备，他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是不是能够活着回家？我们直到现在才给他提供帮助，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的死负责？”
　　没有人注意到德巴西什‧戈什：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官员在直升机着陆瞬间就赶了过去；组织去年那场以悲剧收场的登山探险的洛本‧夏尔巴（Loben Sherpa），以及花钱回收遗体的七大峰探险公司老板明格玛·夏尔巴不在乎；聚在一起的几名记者、附近过来看热闹的孩子们也不会在乎。
　　德巴西什‧戈什面无表情地站在后面，双手在背后交叉着。他弟弟的遗体被第一个运出直升机，一动不动地躺在混凝土地面上。人群涌向前方想离遗体更近一些，德巴西什‧戈什则双臂交叉抱于胸前。
　　短短几分钟内，清空货舱的直升机又离开了。人群和镜头追逐着直升机离开的弧形轨迹，德巴西什‧戈什却紧紧盯着弟弟的遗体。没有人和他说话。没有人问他是否想要离尸体更近一些。没有人安慰他。没有人说要带他见一见此次遗体回收工作的负责人达瓦·芬杰霍克·夏尔巴，是他在“平台区”附近找到了已长埋一年之久的古塔姆‧戈什的遗体，并带回了这里。
　　几具尸体被装进了一辆等候着的无标识越野车后面，绕着特里布文大学教学医院（Tribhuvan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外围着围墙的广袤空地，最终抵达了法医学系的入口。没多久，政府官员也开着车抵达了。没有人提出捎带德巴西什‧戈什一程。他就这样一个人花了 10 分钟走了过来。
　　一楼有一个暖和而昏暗的过道，一具尸体毫无遮挡地躺在桌上。这里经常停电，大楼里的灯和空调偶尔才能运转。供汽车停靠的入口位于过道尽头。另一头是一张桌子，一名警察在那里守候着。
　　拉开两扇银色、带凹陷的大门，里面就是法医演示室（Forensic Demonstration Room）。那里有三张不锈钢桌子，它们的四周都围着边，防止上面的东西掉下去。桌上还配了下引流槽，连着桌面下方的管子。除此之外，引流槽还散布在地砖之间。每张桌子上还有一个插座，专为电动工具供电。
　　三具尸体从车上搬了下来，并由入口处送进来。古塔姆‧戈什和帕雷什‧纳特的遗体被放在过道另一侧的地上。从接近珠峰峰顶的位置一路运到这里，尸体上的覆盖物早已破烂不堪，上面还写着他们的名字。
　　德巴西什‧戈什在陪同下走了进来。他对一个人说，他弟弟的名字拼错了。
　　几具遗体外的包裹物还没有被移除，所以德巴西什‧戈什没能看到弟弟的脸。他只能隔着一层层的衣物和包裹物抚摸尸体，试着挤压一下。等尸体过几天融化后，法医才能开始检查。

　　死因

古塔姆‧戈什的遗体被放在验尸房外的过道上，等待融化。

　　5 月 31 日上午 11 点，一个法医小组围在古塔姆‧戈什遗体前。
　　一天前，这些尸体就被放在了各自的检查桌上。桌上接了一根热水管帮助融化尸体。德巴西什‧戈什第一次看到了弟弟的脸。他没有被无法抑制的悲伤淹没，而是被弟弟乌黑的脸庞吓到了。当时，距离他走进房间还不到一分钟。
　　因为海拔高、温度在冰点以下，尸体依然保存完好。尸体表面似乎完好无损，就像是干枯瘪掉，被制成了木乃伊一样。身体内部几乎没怎么腐烂。其他偏远地区出现的威胁，诸如高温潮湿的环境或食腐动物等，在高海拔地区都不存在。
　　普拉莫德‧库玛尔‧施雷斯塔（Pramod Kumar Shrestha）医生负责特里布文大学的法医系，这里每天都要检验 6 到 8 具尸体。每年有 15 具在喜马拉雅高海拔死去的尸体被送来这里接受检验，其中有些是登山者，也有一些是当地村民。
　　施雷斯塔医生说：“当死亡时间超过一年，就很难判断死因了。但我们会逐一排除可能性，直到获得最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说，很多登山者的死因都被归结于高山症。而这种很模糊的诊断也被认为是古达姆‧戈什和帕雷什‧纳特的死因。
　　施雷斯塔医生说：“当你处于极寒温度下，调节头部的身体机制就会失灵。一旦缺氧，大脑就会停止工作，无法再协调身体的其他机能。身体各项机能都是由大脑负责协调的。”
　　有时候，好几种可能的死因。

装着古塔姆‧戈什遗体的灵柩抵达加德满都机场，它将被运往加尔各答。

图片版权：Rajneesh Bhandar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遗体运回家后，人们前来悼念戈什。他的哥哥把他的登山靴一路从尼泊尔带了回来。

他在珠峰南顶峰（并非真正的珠峰峰顶）的这张照片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施雷斯塔医生说：“他们能还会有一些因摔落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伤害。可能会出现一些骨折、内伤、头骨破裂或擦伤。这些都取决于他们死亡的环境。缺氧、暴露在极寒温度下都会使大脑停止工作。下呼吸道的肺部有一个泡，但这也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他们可能是死在了那里，但他们也有心脏疾病。我们要检查所有的内部器官，查找预先存在病况的各种迹象。”
　　医生首先开始观察戈什的外部情况，这也是警察调查暴力死亡线索的常见做法。医生在他的死因报告中写道：“面部呈局部干尸化。双脚均已肿胀麻木。眼部皱缩萎陷。”右手处有撕裂伤，可能因尸体回收过程中粗暴搬运导致。未发现骨折。
　　医生用锯子切开尸体头部检查大脑，劈开胸腔查看内部器官。锯子从一只耳朵后方沿着头颅上方一直切到另一只耳朵。皮肤从前往后撕开，颅骨打开后取出了大脑。医生对大脑进行了称量和检查，未发现异常。检查后，医生把大脑放回原位，合上胸腔，把皮肤缝合起来。
　　施雷斯塔医生说：“我们会尽可能地让遗体保持体面。”
　　验尸报告称，尸体肺部发现了大量积液，心室仅有“验尸血块”，肾“呈堵塞状”。但对于一个 50 岁的中年男性而言，戈什的心脏和其他器官经过解剖和称量后的结果都显示正常。
　　腹部和胸腔也重新缝合好，留下一个粗略的、深深的伤口。检查差不多持续了 45 分钟。验尸报告中，医生在死因一栏写着“不明”。
　　纳特也接受了类似尸检。检查发现他的左手缺失，尸体表面有擦伤。最终的死因同样无法确定。
　　戈什和纳特的尸体被推到隔壁房间的解剖学系进行防腐处理。尸体的腔体和软组织被注入了福尔马林、甘油和精馏酒精的混合液，随后裹上塑料裹尸布，放进棺木内，上面还盖了几块白色棉布。
　　棺柩上分别是戈什和纳特的护照复印件。这些复印件被透明的胶带粘在了棺盖上。
　　封棺前，戴着外壳口罩的德巴西什‧戈什进来又看了弟弟一眼。他向工作人员询问，是否能留下弟弟的登山靴作为纪念。之后，他还替纳特的家人做了同样的事。

　　最后的告别

昌达娜‧戈什拥抱丈夫古塔姆的遗体。

图片上方中央位置是他的母亲莎巴‧拉妮‧戈什（Sahbha Rani Ghosh）。

　　6 月 2 日，在戈什位于加尔各答的家中，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当太阳升起后不久，外面的温度就超过了 100 华氏度（约合 37 摄氏度）。戈什家的客厅其实就是一个刷着黄色墙壁的空店面，家具已经搬走，卷帘门也开着。戈什那双已经褪色的登山靴被摆放在遗像旁边的角落里。
　　“我必须再见他一面，”前一天，他的妻子昌达娜在房间里说，“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遗体都被遗留在珠峰上，没有人能够再看到、触摸到这些尸体。至少我还能再见他一面。我还能再一次触摸到他。”
　　灵车往人群处徐徐开去，哀悼者很快就将它团团围住。有的人扶着灵车哭泣。很多人把相机镜头对准了灵车里戈什的遗体：他已被抬到棺材外，身上盖着几块白布，脸和脚都裸露在外面。他头上戴着一顶黄色帽子——看起来和他死去时戴在头上的那顶并无二致——遮住了解剖颅骨留下的伤疤。
　　当遗体被抬起，穿过拥挤的人群放到地上后，家族的女性都冲到了屋子里。在推搡和叫喊声中，人们手拉着手围在一旁，把人群挡在身后。大约 20 平方英尺（约合 18 平方米）的房间酷热难耐，挤满了 50 个人。女人们跪在戈什遗体旁哭泣。
　　昌达娜瘫倒在丈夫左胯部旁，整个人趴在遗体上。她悲痛欲绝地再次坐直，泪流满面，头发也被汗水打湿。她的侄子拿着一杯水送到她嘴边，用一块湿布擦了擦她的脸。
　　戈什的母亲满脸悲恸，在死去的儿子身上恸哭，最后哭倒在遗体上。
　　20 分钟后，遗体被抬到了街上，放在阴凉处的一个平台上。人们排着队，顺着街道方向绕着戈什的遗体哀悼，上面很快就堆满了哀悼的鲜花。
　　正值炎热的正午时分，一小时后，尸体被抬回到灵车上。一群举着横幅的人领着哀悼队伍朝老加尔各答路（Old Calcutta Road）走去，后面是排成两队的送葬者。灵车跟在人群后面，再往后是戈什的亲人密友，有人一路撒着炒米、泼着水，最后则跟着警察和军官。德巴西什‧戈什十几岁的儿子在手机里下载了他叔叔最喜爱的歌手的歌曲：去往火葬场的路上，灵车的喇叭里潺潺地传出基绍尔‧库玛尔（Kishore Kumar）的歌声。
　　同一时间，西北方向 100 英里（约合 160 公里）开外的杜尔加布尔也在举办帕雷什‧纳特的葬礼。装着他遗体的灵车抵达家中，一大群人正在院子里等候着。人群撬开了棺盖，沿着遗体头部扯掉了塑料裹尸布。他们在遗体上盖了一面杜尔加布尔登山协会（Durgapur Mountaineers Association）的旗帜。很快，尸体上就堆满了花环和花瓣。
　　莎比塔‧纳特呜咽着抱紧她的儿子阿德里什卡——今年 10 岁的男孩一直都不相信父亲已经去世，一年后，他终于见到了父亲的遗体。遗体又被运往另一群人聚集的登山俱乐部，然后沿着达莫达尔河（Damodar River）运往毕尔班普尔（Birbhanpur）火葬场。
　　火葬仪式由纳特的儿子阿德里什卡主持。他事先观看了所有的仪式流程，并在现场一一演示：亲吻米、水和火、吟唱，然后转圈。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阿德里什卡会在父亲饭后帮他洗手，现在的他陪伴父亲走完最后一程：他看着父亲的遗体最终滑入了焚烧炉，然后带着骨灰缸来到河边。他将它打破，携着骨灰一起浸泡在河水中。仪式结束后，阿德里什卡回到家中，再一次抱住了母亲。

灵车装着昌达娜‧戈什丈夫的遗体最后一次离开他们的家。

去火葬场的送葬队伍。

昌达娜‧戈什没有参加火葬仪式。她摘掉了红白两色的婚礼手镯，

脱下象征着已婚身份的彩色纱丽，换上了以白色为主的。

　　跨过几步台阶，13 个人抬着戈什的遗体来到了加尔各答幽暗、布满灰尘的火葬场。楼上的房间里，头顶的日光灯摇曳着昏暗的灯光，吊扇的风无力地吹着。房间另一侧是一扇铁门，通向焚烧炉。
　　他们抬起戈什的遗体，放置在一个竹制的担架上。盖在遗体上的白色亚麻布已经被拿掉，露出里面红黑相间的运动套装。外套敞开，遗体身上因解剖留下的深深的、像拉链一样的伤疤裸露在外。
　　屋子里点着几根香，一个碗里盛着捣烂的米、香蕉和酥油。戈什的一个侄子把碗里的食物喂入叔叔的嘴里，把神圣的恒河水倒入他的手中、洒向他那发黑的脸颊，还有身体其他部位。他们高唱祈祷和诵经。德巴西什‧戈什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的角落里。
　　遗体抬了进来，头朝前放置轨道上，轨道另一端消失在 10 英尺（约合 3 米）高的铁门下方。一个男人喊了好几声“Balo Hari”，人们则以“Hari Bol”回应，请求黑天神奎师那（Lord Krishna）把戈什从尘世带往天国。铁门缓缓打开，露出橙黄色的亮光。有人拉了一下杆子，尸体滑入炉内。门又关上了。
　　在戈什家中，他的遗孀昌达娜已经换了服饰。白色的纱丽取代了原先的彩色纱丽，上面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花。沿着发际线那象征着已婚身份的朱砂痣已然消失。
　　她手腕上一直戴着的红白两色手镯也取了下来。在丈夫火化之际，她把手镯也摔碎了。丈夫在珠峰遇难一年后，她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寡妇。
　　挂在卧室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 2016 年 5 月。

古塔姆‧戈什。

　　翻译：熊猫译社 夏鱼 智竑 孙泰明 唐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