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研究】隐蔽的龙王：大理蝴蝶泉的地方意义与景观叠写

颐源书屋 201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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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龙王：大理蝴蝶泉的地方意义与景观叠写

李菲菲

摘要：大理蝴蝶泉曾是一股灌溉水源, 承载着白族社会的龙王信仰与仪式活动｡旅游开发之后, 蝴蝶泉从灌溉水源转型为展示景观, 并成为了纯洁､忠贞爱情的象征｡蝴蝶泉被按照文化媒介的主题方向改造, 呈现出单方面的､非对话性的景观叠写, 逐渐脱离出了地方意义｡

关键词：叠写;地方意义;龙王信仰;蝴蝶泉

杜赞奇在对关帝神话的研究中提出了“superscription”的概念, 可译为“叠写”或“复刻”, 这个概念意在探讨“符号演变和社会群体､机构的历史演变, 这两种层面的演变之间的关系”^[1]｡杜赞奇揭示了神话与仪式曾在中国帝国政体中作为一种交流手段而存在, 关帝作为国家与农民间进行沟通的符号体系, 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的阐释｡国家通过敕封等方式, 将民间神灵纳入国家象征体系, 赋予民间宗教以国家伦理的价值｡梁永佳呼应了杜赞奇的“叠写”概念, 通过大理白族“绕三灵”节庆的非遗化来呈现世俗时代国家与民间宗教的关系, 进一步指出, 当下国家在努力重建叠写能力, 但在建构“本真性”和自我东方化的申遗过程中呈现出叠写的限度^[2]｡当代国家对地方的叠写, 除了基于抢救和保护逻辑的非遗化叠写, 还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驱动下的地景叠写｡汤芸借助凡希纳(Vansina) 的“叠写传统”延伸出“叠写地景”的概念, 意指地景的意义处于一种不断交错叠加的既变迁又延续的过程中, 各种意义交织穿插起来呈现在地景上｡^[3]

本文所述的蝴蝶泉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大理景区的主要景点, 1960年放映的爱情电影《五朵金花》使得蝴蝶泉名闻遐迩, 景区开发以来, 游人如梭, 蝴蝶泉水成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象征｡但在景区建设之前, 蝴蝶泉被当地人称为“龙潭”, 泉水曾是当地的灌溉水源, 并承载着白族社会的民间信仰与仪式活动｡随着景区的建设和发展, 泉水从灌溉水源转型为展示景观, 当地村民的生计方式也逐步转型｡从旅游地的社区参与程度来看, 当地村民目前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层面对旅游业已有较高的参与度和依赖性, 从文化方面而言, 当地延续着白族社会的民俗和信仰｡村民对蝴蝶泉的理解根植于传统的龙王信仰, 认可蝴蝶泉龙王出水､求雨以及禳灾的灵验性, 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生意的兴隆得益于龙王的庇佑｡然而, 蝴蝶泉的景观塑造和宣传资料并未考虑这个地方意义, 而是强调一种普适的情感共鸣, 顺应旅游者对纯粹､忠贞爱情的向往｡地方意义与景观叠写呈现出平行的､各行其道的叙事与阐释｡为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为何爱情象征成为景观叠写的主题, 地方意义在当下又是如何表达的以及地方意义与景观叠写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和困境,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 试图将蝴蝶泉这一地景置于白族社会文化场景中来考察, 并结合当下旅游发展中的景观叠写与塑造, 对以上问题做一些尝试性回答｡

一､地方意义中的龙潭

(一) 作为灌溉水源的龙潭

本文的田野点在大理仁和村, 白语名为“草脚坪”, 位于点苍山云弄峰神摩山麓､蝴蝶泉以东, “相传明洪武年间, 山洪暴发, 泥石流淹没了云弄峰麓的豆腐营和羊角村, 灾民迁人草脚屯, 由三村并为一村, 彼此希望仁义和睦相处, 故改‘草脚屯’为‘仁和’”^[4]｡仁和村现隶属于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桃源村委会, 面积2.57平方公里, 距喜洲镇7公里｡平均海拔1985米, 年平均气温15℃, 年降水量1080毫米, 适宜种植水稻､蚕豆､大蒜等农作物｡

仁和村过去以农耕为主, 灌溉水源有三股:神摩山麓的蝴蝶泉水､神摩山北侧的蝴蝶箐水､神摩山南侧的神摩山涧水｡神摩山涧水又称周城沟或棕树河, 仁和村村民简称为“南涧水”, 是周城村和仁和村的共用水源, 灌溉季节依水规分配用水;蝴蝶箐水被村民称为“北涧水”, 较之南涧水, 水量不大, 但因其水质好, 曾建有酒厂｡在三股灌溉水源中, 南涧水和北涧水是从点苍山花甸坝流出的溪水, 在七八月的雨水季节曾多次引发洪灾;蝴蝶泉水则是从潭底花岗岩石腹中涌出的裂隙泉, 一年四季不枯竭｡除了灌溉, 村民还充分利用这三股水源, 结合地势特征建起过大批水碓､水磨､水碾, 吸引来区域范围内的其他村庄村民前来打碓磨面｡总体而言, 蝴蝶泉水曾是仁和村最重要也是最稳定的灌溉水源, 正如当地文人杨光烈在1920年的《蝴蝶泉记》中所述:“水自石腹中涌出, 可供灌溉之用｡地极清幽, 绝无尘垢, 迎面置田一顷……虽占南北两溪之水, 不能应栽插之期, 仁和之人民, 所赖以生以养者, 惟斯泉也｡”^[5]对蝴蝶泉水用于灌溉的最早记录是明宣德年间所立的《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利碑文》, 该碑文记录了当时大理卫指挥使为解决军民争水问题而制定的大理坝子从下关到上关之间的军民分定水例, 碑文中的“草脚屯西山下泉水, 军中前所四分, 中所二分, 民四分”^[6], 此处的“草脚屯西山下泉水”便是蝴蝶泉水｡可见, 作为灌溉水源的蝴蝶泉水量充沛, 在明朝的水利事务中已被重视｡此外, 1916年的《大理县志稿》也记载有“蝴蝶泉, 仁和村上､神摩山左麓｡水从石腹中涌出, 塘方约五丈, 可灌田四百余亩”｡^[7]

在对仁和村老年人的访谈中得知, 蝴蝶泉在开发成旅游公园之前, 水潭被密林包围, 长满各类古树和奇花异草, 正前方和南方都是农田, 西北方有一片茶地｡蝴蝶泉水主流从水潭流出后往东南流, 流经现在情人湖的位置, 蓄起一小池水, 之后分流到各支沟灌溉农田｡部分支流与南涧水汇合, 自西向东, 惠及周城村､仁和村､桃源村的农田后汇入洱海｡提灌技术引入大理坝子之后, 可以抽洱海水灌溉农田, 但因坝子地势西高东低, 大致以214国道为界, 洱海水仅能满足国道以东至洱海边的农田灌溉, 而无法抽抵国道以西的土地, 仁和村从神摩山麓至214国道以西的农田依旧要依托南涧水和蝴蝶泉水共同灌溉｡目前而言, 随着蝴蝶泉公园的开发和发展, 蝴蝶泉水的灌溉功能日渐式微｡景区围墙隔断了农田, 围墙以内的农田被改造成各类参观项目, 原有的农业蓄水池被改建､扩大为占地6000平方米的情人湖, 该水景工程依托蝴蝶泉水补给, 消耗了大部分的水源, 加上景区内部用水也全部依赖蝴蝶泉水源, 余量不多的泉水最后从情人湖东岸旅游公厕旁的排水沟流出, 仅惠及到景区围墙外的部分农田｡时过境迁, 蝴蝶泉水已经不再是那股维系农耕社会的生产用水, 但在自来水设施完善之后, 蝴蝶泉水取代了井水, 成为了村落日常生活用水的来源, 龙潭出水口一侧埋有水管将水源引到村落各家户, 蝴蝶泉水以生活用水的方式再次与村民相系在一起｡综上, 在蝴蝶泉作为展示景观的表象之下, 不可忽视的是, 水源首先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二) 龙王信仰与仪式

白族社会作为传统的农耕社会, 有很多关于龙的神话传说, 一些出水的地方都被称为“龙潭”｡苍山北端云弄峰和沧浪峰一带属喀斯特地貌, 云弄峰山麓从周城村到上关村的地段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 有很多龙潭, 每个龙潭又有不同的称谓, 例如“小蝴蝶泉”“桃花泉”“蝴蝶泉”“玉龙池”等, 这些龙潭旁都建有龙王庙, 出水的龙王受到白族村民的崇拜和祭祀, 还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在民间流传｡从区域视野来看, 以龙潭和龙王庙为载体的龙王信仰在大理坝子及洱海东岸广泛存在, 被挑选为旅游景点的蝴蝶泉也具备此区域文化的特征｡蝴蝶泉龙潭西侧曾建有龙王庙, 出水的龙王被村民称为“小黄龙”, 关于蝴蝶泉龙王, 还流传有相关的神话传说:

很久以前, 洱海里曾有一条孽龙修炼成了母猪龙, 母猪龙兴风作浪, 还把西洱河的出水口堵住了, 淹没了苍洱之间的田坝｡神摩山顶上有一个金顶寺, 金鸡大仙在里面修炼, 为拯救苍生, 金鸡欲与母猪龙斗法, 金鸡大仙就找来神摩山麓的小黄龙作为护法, 共同战胜了母猪龙｡母猪龙战败后, 冲出西洱河, 逃到了怒江, 金鸡大仙顺势疏通了洱海水, 大理坝子重获安宁｡后来, 由于神摩山根基不稳､山体下陷, 金顶寺陷落, 金鸡大仙才飞到了与神摩山直线相对的鸡足山, 鸡足山的山势形状就是金鸡大仙的脚印｡因金鸡大仙曾在神摩山修炼, 山顶悬崖边一堵天然岩石被称为“鸡头石”, 岩石的形状犹如一只雄鸡, 在险峻的山峰上昂首远望｡神摩山麓的小黄龙因护法有功被封为蝴蝶泉得道龙王, 在苍山各溪箐龙王中有着很高的等级和威望, 村民立祠祀之｡

以上神话故事收集于仁和村, 主要叙述的是金鸡斗恶龙的区域神话, 蝴蝶泉龙王在神话中仅是“配角”, 强调其护法有功｡神摩山麓的蝴蝶泉在区域性的神话叙事中构建出了与整个大理坝子的关联, 以及与洱海东岸鸡足山的对应, 对自身的定义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实现的｡在神话逻辑中, 小黄龙凭借协助金鸡大仙､拯救大理坝子的功劳被封为蝴蝶泉得道龙王;在民间信仰与仪式中, 小黄龙有出水､降雨和禳灾的功能｡

小黄龙有出水功能, 赐予村落灌溉水源｡老人回忆, 过去村民前往蝴蝶泉挖水, 都要带上红香和金银纸先在龙王庙磕头､点香, 拜了龙王才能挖水｡仁和村的传统惯例是每年农历四月份“献龙王”, 几个家户相约, 择日前往龙王庙“搭拼伙”, 在龙王庙前烧火做饭, 向龙王献祭“三牲” (猪､鸡､鱼) ｡与之类似, 腊月里则前往山神庙“献山神”｡蝴蝶泉龙王很灵验, 倘若遇到干旱之年, 附近村庄的社祭组织“莲池会”会组织前往龙潭拜经祭祀､祷告祈雨｡与龙王相关的经文《水府大龙王经》是仁和村莲池会必学的经文｡关于求雨仪式, 许烺光曾记载:“1943年春天, 严重的干旱威胁着喜洲, 人们便从龙神庙内将龙神爷的塑像一直抬到镇北面山顶上的一个泉旁边｡龙神像的前面另有一尊布扎的‘旱龙’, 后面是一尊用柳条编织的‘水龙’｡人们将这三条‘龙’留在泉边过两天两夜｡然后, 人们又将龙神爷的像抬回神庙内｡”^[8]许烺光记录的这次求雨仪式恰是阐明了蝴蝶泉的区域性, 在民间信仰与仪式中, 蝴蝶泉泉水与整个区域的雨水密切关联｡梁永佳在谈到白族社会的龙王信仰时也提到了这一次仪式, 指出“龙王的意义在于降雨”^[9]｡龙王除了出水和降雨, 还有禳灾的功能｡白族社会有“看香火”的风俗, 家里有人生病或发生不顺的事, 一般就会去找巫师“看香火”, 巫师会指明要去献祭哪位神灵以禳灾｡看了香火后来献祭蝴蝶泉龙王的村民就不限于附近村落了, 远处的村落也会有村民过来献祭, 以求消灾免难｡

除了以上不定期的祭祀活动, 蝴蝶泉龙王一年一度的定期仪式是在农历四月十五日, 村民称为“龙王会”或“四月十五”｡《蝴蝶泉记》中写道:“有时祷雨, 无不应验;舞之地, 无多滚乎!其始不过邃潭深渊｡先君子修治之, 周围砌石, 潴水灌田, 乡人以为山川钟毓之灵, 建祠崇礼｡每年四月望五为诞降之期, 或谈经典, 或演古文｡”^[5]蝴蝶泉的龙王会是区域性的传统庙会, 农历四月十五日, 大理坝子很多村庄的女性社祭组织“莲池会”和男性社祭组织“洞经会”都会前来, 莲池会拜经､祭祀, 洞经会谈演洞经｡村民回忆, 过去的庙会很热闹, 从龙潭到214国道都聚满了摊贩, 除了老年人的祭祀活动, 很多年轻男女也来赶庙会, 在龙潭边观蝶､对歌, 热闹非凡, 与“绕三灵”的盛况不相上下｡

二､作为爱情象征的蝴蝶泉

1960年, 电影《五朵金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在全国放映, 影片主要讲述了一对白族青年在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相会的爱情故事｡该电影引起巨大轰动, 并先后在54个国家放映, 获得了国际知名度, 电影插曲《蝴蝶泉边》也备受好评｡至此, 蝴蝶泉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对蝴蝶泉的建设和管理拉开了序幕｡1961年, 郭沫若到蝴蝶泉游览考察, 听取了当地老人倪其珍讲述的青年男女殉情化蝶的传说故事, 即兴写下76行的叙事长诗《蝴蝶泉》, 并于同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五朵金花》电影中的爱情喜剧和郭沫若长诗中记录的本土殉情传说为后来作为展示景观的蝴蝶泉奠定了爱情主题的基调, 蝴蝶泉逐渐成为纯洁､忠贞爱情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明清时期, 蝴蝶泉就开始出现在一些诗文､游记和志书中^[10], 最初是以其百蝶相会的奇观胜景吸引了文人墨客的关注, 诗文皆是记述和吟咏美景的文字, 无关爱情｡大致以郭沫若的长诗为转折点, 以蝴蝶泉为素材的各种诗歌､对联､散记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倾向爱情主题, 加上电影､歌舞等新作品的艺术创作, 重构了对蝴蝶泉的阐释方式｡

蝴蝶泉一带流传着许多丰富多彩的传说, 其中有两则传说因有爱情的元素, 被“筛选”出来, 通过不同文化媒介的记录､叠写, 在蝴蝶泉景观化的新阶段, 产生了较高的流传度｡一则传说最初源自仁和村, 大致情节为:羊角村的雯姑与苍山猎人霞郎相恋, 地方霸主虞王强抢雯姑为妻, 霞郎救出雯姑, 在追兵围困下, 二人跳入深潭, 后化蝶飞出､形影不离, 引来四方彩蝶共舞⁽¹⁾｡这则传说也便是当年倪其珍老人向郭沫若讲述的版本, 被郭沫若编入长诗并发表后获得了“正统性”, 出现在蝴蝶泉景区的各类宣传资料中｡1970年代, 大理白族艺人把传说改编为大本曲《阿龙阿花传说》, 在白族民间不断流传演唱｡第二则传说最初源自周城村, 大致情节为:年轻猎人杜朝选为民斩蟒, 并救下两名女子, 二女向杜朝选倾诉了爱慕之情, 被谢绝后跳入了蝴蝶泉, 杜朝选悔恨之下也跳入深潭｡三人均化为蝴蝶飞出, 引来四方彩蝶前来凭吊⁽²⁾｡斩蟒猎人杜朝选是周城村的本主神, 这则传说实际是村落本主故事与殉情故事的结合体｡这两则传说流传的村落不同､情节不同, 却殊途同归, 仁和村与周城村都通过传说故事与蝴蝶泉这一相邻地景构建关联｡两则传说故事都归于殉情､化蝶的结局, 容易让人联想到梁祝的故事, 引发情感共鸣:“蝶沉泉底未堪衰, 优美传奇动客怀｡到此游人何所忆?梁山伯与祝英台｡”^[5]事实上, 如果单凭《五朵金花》的电影创作就赋予蝴蝶泉爱情象征, 显然是没有根基的, 从对本土传说故事的挖掘､筛选､阐释开始,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景观叠写｡

蝴蝶泉水作为纯洁､忠贞的爱情象征, 不仅有文化媒介的宣传和本土传说的呼应, 一年一度的地方节庆也为这种文化想象提供了展示舞台｡地方意义中农历四月十五日的龙王庙会, 同时也是两则传说中男女青年的殉情之日, 殉情化蝶､百蝶来朝, 又被称为“蝴蝶会”｡对一个地方节庆看似不同的解释, 恰恰体现了传统节庆本身的包容性和复杂性, 正如葛兰言所列举的上古春季或秋季节庆^[11], 传统节庆往往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形态, 而并非是有单一目的的简单习俗｡蝴蝶会与绕三灵相似, 同时具备祭祀､祈丰､对歌､游玩等内容｡在以爱情为主题的景观叠写中, 蝴蝶会的祭祀仪式被遮蔽, 而青年男女赏蝶､对歌､游玩的场景被进一步阐释, “千百年来, 每到蝴蝶会期, 远近的白族青年纷纷聚到蝴蝶泉边, 弹三弦, 唱情歌, 跳霸王鞭舞, 与美丽的蝴蝶共享爱情和幸福”｡⁽³⁾

当然, 蝴蝶泉公园作为一个旅游景区, 仅有一潭象征爱情的泉水是不够的｡从1979年蝴蝶泉恢复建设至今, 设计建设了依爱情主题来命名的水景项目情人湖､鸳鸯池､照妆潭;以蝴蝶观赏和科普教育为核心的蝴蝶馆､蝴蝶大世界;以观景休憩为功能的望海亭､观泉亭;以民族文化展示为目的的金花演歌台｡此外, 旅游公园内还有徐霞客雕塑､郭沫若咏蝶碑､《五朵金花》剧照展示等参观项目, 这些与蝴蝶泉有关的文化名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成为了景区宣传的重要媒介｡总之, 蝴蝶泉公园的景观塑造以爱情主题为核心, 并逐步向综合性旅游公园发展｡

三､景观叠写的限度

蝴蝶泉从当地的灌溉龙潭转型为著名的旅游公园, 景观叠写无法涵盖地方意义, 二者呈现出平行的､各行其道的状态｡1980年代, 蝴蝶泉开始了大力建设, 潭水西侧龙王庙的位置被规划为通往望海亭的“月宫门”｡在当时“破除封建迷信”“建设文明公园”等主导话语下, 承载地方意义的龙王庙被遮蔽､覆盖｡但龙王信仰并没有消失, 村民依旧朝着龙王庙原址的方位进行祭拜｡直到1990年代, 村民曾多次向公园申请重建龙王庙, 但因与景区规划和建设冲突, 均无功而返｡眼下龙王庙重建无期, 村民与景区只能各退一步, 协商出一个对策｡被蝴蝶泉公园利用为“养植基地”的地段过去是仁和村的秧田, 秧田里有一间小房子曾经是守水老人居住过的, 村民就在这间小房子里重构仪式空间､祭祀龙王;到每年农历四月十五的龙王会期, 就可以将龙王的塑像抬到蝴蝶泉水潭边祭祀, 让龙王年度“回归”｡养植基地就在公园内部, 但有一道铁门与游览区相隔, 门上贴有“工作重地, 游客止步”的标识｡1997年村民重塑龙王雕像后, 蝴蝶泉龙王就被安坐在景区的这一“模糊地带”, 既能享受村民的香火, 又不会影响景区的秩序｡

蝴蝶泉龙王虽被安坐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 但香火不减｡到了每年农历四月份“献龙王”, 仁和村的村民会在小房子前“搭拼伙”, 献祭之前, 还会到龙王庙的原址处, 对着“月宫门”磕头､敬拜｡平日里, 偶尔也会有外村的村民看了香火后前来拜蝴蝶泉龙王, 也是在小房子处献祭｡那些在蝴蝶泉公园给游客出租白族服装的老人, 每天都会给龙王上香｡受电影《五朵金花》剧照的影响, 很多来蝴蝶泉参观的游客都喜欢在潭水边装扮成金花､阿鹏的形象拍照留影, 仁和村村民也发起了一个出租白族服装的组织(村民称为“穿衣裳”) , 只要是村里的人都可以自愿加入, 收入均摊､当天结算｡仁和村莲池会里的很多老年女性都参与这个组织, 添补家用｡有意思的是, 这些在潭水边给游客穿白族服装的老年人, 每天清晨抵达蝴蝶泉公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龙王的小房子里烧香､敬拜｡她们与游客虽然“亲密接触”, 但却秉持着截然不同的叙事, 一位奶奶曾和我说, “龙王以前保我们做农业, 现在保我们做旅游, 我们蝴蝶泉就是依靠着龙王了”｡对于那些不识字且听不懂普通话的当地老人而言, 或许永远也不会理解游客为何热衷于在水潭前相拥合影, 就像游客也永远不会知道有位蝴蝶泉龙王正在庇佑着这片土地｡

到了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 也就是龙王归位的前一天, 仁和村洞经会就会组织成员到龙潭边搭设棚子､布置场地, 当天下午就将龙王从小房子里请出来, 用佛轿将龙王的塑像抬到龙潭边安坐｡农历四月十五日一大早, 仁和村､波罗村､上关村､桃源村､周城村､仁里邑村等村落的莲池会和洞经会陆续到达蝴蝶泉, 各觅地盘, 开启一整天的祭祀活动｡村民说, 蝴蝶泉公园开发以后, 外村人来参加蝴蝶会的人就变少了, “公园内不能像其他庙会那样占道摆摊, 没有以前好逛, 进入景区还要出点门票⁽⁴⁾, 有这些限制, 就没有以前热闹了｡”如今, 景区宣传资料中蝴蝶会时白族青年男女在蝴蝶泉边相会､对歌的场景并没有重现, 反倒是没有被资料提及的祭祀活动维系着节日的气氛｡当天的祭祀活动结束后, 蝴蝶泉龙王又被村民抬回到小房子里｡

四､结语

在大理蝴蝶泉的案例中, 可以看到同一地景承载着不同的解释空间｡对当地村民而言, 蝴蝶泉水基于灌溉､饮用等功能, 与其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并在传统的仪式与节庆活动中, 与蝴蝶泉构建起稳定的信仰关联｡在当地村民与泉水之间, 有一套基于龙王信仰的认知体系, 这套认知体系是极其稳定的, 在社会变迁的当下, 依旧保持着延续性｡对景观叠写者而言, 蝴蝶泉的主要功能在于展示, 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参观者) , 而在游客与蝴蝶泉之间, 就要通过文化媒介搭建起桥梁｡作为旅游景观的蝴蝶泉, 文化媒介“先行”, 文学､影视作品等媒介成功产出之后, 反推景观建设, 使得景观不得不按照文化媒介的主题方向改造, 蝴蝶泉便成为了爱情的象征, 逐渐脱离出了地方意义｡

当下, 景观叠写往往在国家规范､地方政策､景区评级､市场经济､文化媒体等多种外力的共同作用下进行, 忽视了景观在地方语境中的文化表达, 呈现出单方面的､非对话性的叠写｡在本文的案例中, 地方意义的龙王信仰与景观叠写的爱情象征在互不干扰的状态下并行, 背后却也隐藏着地方意义被淡化的危机｡当地的年轻一辈, 出生在蝴蝶泉景区发展时期, 泉水功能的改变､龙王信仰的遮蔽, 导致当地的集体记忆发生了断层｡因此, 如何看待景观叠写与地方意义的关系和困境, 已然成为旅游场域中地方文化传承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