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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卡 I 漫游与博喻:一个少数的双重胜景——太阿诗集《证词与眷恋》印象漫谈 (刊于2017年8月6...

 置身于宁静 2018-07-14

 

 

 

      赵卡,原名赵先锋,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著有诗集《厌世者说》,作品散见《钟山》《大家》《花城》《山花》《红岩》等刊物和各种选本,现居呼和浩特/包头。

 

“一个苗的远征”,太阿对苗裔身份的强调表明了这样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构成他诗艺中的天才部分发自某种神秘的启示和微妙的缺陷,如同来历不明的祖先远征一样,他换做了诗性漫游的意念。和旅行的目的性太强不一样,漫游的象征主义性质要远远大于漫游的主题自身。这些年来太阿的诗写主题一以贯之——依靠强大的智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细节性地发现隐藏在历史中的生活在当下呈现出什么样的神话外形。继《飞行记》和《川藏青记》之后,《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I》的出炉更凸显了太阿的漫游价值,他没有使用对称的形式书写,而是以几乎密不透风的意象重塑了诗意经验的可能性,其极具个人隐喻化的漫游事件和博喻态度构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一道奇异的景观。我在他的诗中看见了屈原、惠特曼、圣-·佩斯、奥登、沃尔科特、维吉尔。

我决定在纸上重走一遍太阿的征程,征程即隐喻,以期获得他的原始诗意、生活信念和不断回溯的隐秘经验。

 

俄罗斯漫游对太阿来说可以定性为一次信仰之旅。俄罗斯精神地标性质的圣彼得堡如同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二世的陵墓,太阿在诗中这样说:“陵墓抵得上他们的信仰。”《白夜之城》这首诗共11个章节,太阿滔滔不绝地发展了他在抒情诗方面的天才部分,甚至我几乎要将他视为一个崭新的无韵体格律型诗人,他拥有并保持了一种特定的形式——诗句饱满诗行均衡;现在几乎没人这么干了,对句子的逐行装饰越来越显得具有一种危险性,如果不是谙熟舞台式台词技巧,就诗而论,他这种把话说尽的方式有点像庞德批评过的“用废话填补余下的空白。”

可以说《白夜之城》是一首意象磅礴的杰作,太阿几乎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来,俄罗斯的历史和人物穿行于一个个戏剧式的场景中,如果我说太阿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令人吃惊的是,他还有着惠特曼式的嗓音和圣-·佩斯式的节奏,昂扬的声调越走越高,读者必须与他共存。从第1节到第11节,太阿诗写的无限变化始终压在不变之中,羽毛般四散的语言被他牢牢拉紧,他的这种罕见的均衡力和波斯飞毯的构图原理如出一辙,强烈的视觉感让人以为这是一套精心编织而成的彼得堡宏大地理学。

太阿就是那种一意孤行的风格型诗人,他的热烈的抒情披着叙事的外衣,以至于你有时候分不清他在抒情还是叙事,一个自我分裂的名词高手,第4节、第5节简直就是以词语作画,融合了北京故宫馆藏乾隆瓷器的繁缛华丽美学风格和波斯飞毯的地理学构图装饰艺术,举凡“冬宫”“浮雕”“金色大厅”“孔雀石柱”“十字架”“大梯形瀑布”“芬兰湾南岸森林”“涅瓦河”“铁栅栏”“徽章楼上的鹰”等等,他都以轧道工艺装饰出各种炫目的图案,句子紧紧相连如缠绕的藤蔓,如影随形的仿鎏金效果的装饰技法让词句之间喷吐出它们的内容。这首诗的严峻之处在于“青草中散发出死亡或流亡的气息”,但那正是俄罗斯文艺的白银时代被迫流行的征途,《白夜之城》的语调从一开始似乎承受着一种巨大压力,因为这是彼得大帝、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曼德尔斯塔姆的圣彼得堡,他不得不在喧嚣的间隙同沉默达成妥协,沉默才是一首诗的极限,就像这首诗的结尾那样:“就在彼得堡,在光里发光,成为光。”

“来吧,兄弟,来找我,来莫斯科。”(《愿望》)在《莫斯科森林》这一组诗中,太阿起句的呼唤像一句电影台词。1703年,彼得大帝打败瑞典军队,在他攻占芬兰后的几个岛上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城堡,1712年,他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19183月,布尔什维克则决定重新迁都到莫斯科,莫斯科离彼得堡600多公里。彼得大帝迁都那是帝国雄心勃勃的表现,布尔什维克迁都则显出了恐惧和情绪化。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关系是不合句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坊间玩笑而在于大师的观察,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借彼埃尔的话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的忙忙碌碌和后者的闲情逸致,莫斯科人总是脚步匆匆地奔走在各个地铁站之间,圣彼得堡人则有着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在涅瓦河畔不紧不慢地散步。”太阿在观摩新老两座首都城市时并没有作横向比较,而是以非同寻常的智慧继续往纵深处挖掘,“设想在河边作一次稍长散步,切入历史建筑综合体”,他在诗中说。

太阿依旧保持着他的特殊的行动句语调“低吟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的小抒情诗,”对于诸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果戈里的“死魂灵”,他呼出了与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相抵牾口吻,他似乎在埋怨:“太沉重!”他的姿态太轻盈了,他说:“一个诗人初来,必须学会谦虚,/必须学会用耳朵倾听草垛的回声。”以“莫斯科”为主题的这组诗里,太阿在文本与现实的张力之间如闲庭胜步般观剧,历史与权力、宗教与革命、战争与时尚、公民与囚徒、地理与建筑、大师与生活等等熔于一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导师》一节中,他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需要导师吗?”我相信诗中的这些熟悉的词语已经替代了答案:“ 红色花岗石”、“黑色长石”、“钢筋混凝土”、“水晶棺”、“五角红星”。

如果要拿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中心词的两组诗作比较,我看到了太阿在集体记忆和个人感受之间的沉思,他没有对历史处境进行夸张雄辩,而是坦率地诉求于现代性反诘,诗的善意绝不愉悦于历史,也不愉悦与每一个人,包括读这首诗的你和我。

 

 

     太阿写于巴黎的《自由的赞歌》看上去是对拉伯雷和雨果的规划建筑师精神的一点继承,巴黎作为一种题材而非法国首都引起诗人的巨大兴趣,强烈的符号化了的巴黎被更确切地界定为:大革命、巴黎公社;戴高乐、凯旋门;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刽子手、断头台;香榭丽舍大街、时装精品;香水、情人;第十八街区、红磨坊;普罗斯旺、熏衣草;波尔多、葡萄酒……当他像个拥有一身词语细胞的梦游症患者失落于无人认领时,我读到了他的《探监》:“我曾经想象过诗是监狱里的灯光,幽暗、荣耀且孤独,而我们止步于此,喧哗或孤独”;太阿的现代性意识太清晰了,如在剧间紧张休憩时思考到了瞬间非此刻,他以直陈的方式面对人类存在的真实状况。

“一个不由自主的人在这里,/看见一片片废墟想要复兴夕阳和格言,”关于意大利,在《在意大利》组诗中的《废墟》里,太阿已经发现了一种久已疏远的个人语境,这里和俄罗斯的情形有些相似,如果普鲁斯特再世,还会写出另一个版本的《寻找逝去的时间》。所以,太阿用罗兰·巴特所说过的“语言艺匠”的口气感慨“一切陷入回忆,/但没有人以饮啜回忆获得新生,/只有废墟。”这几乎是太阿的招牌技术了,他有严重的恋词症和媚古风格的空间意图,意大利的古罗马在太阿笔下也是符号化了的:元首、元帅、最高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大祭祀长、首席元老、角斗、罗马皇帝、斗兽场、佛罗伦萨、威尼斯,等等;不论它有多么悠久辉煌的历史和更令人折服的魅力,也不论但丁或米开朗基罗如何建筑它的灵魂,太阿写出了一种开阔的坍塌感;他说“我也不能忽视每一个细节”,他用城市意象和历史意象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意大利是一个戏台子,不受任何文本的影响。

《在梵蒂冈》这首诗中显得有点特殊,尽管梵蒂冈被视为“世界的中央”,但太阿却发现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尴尬感,这首诗写得毫无庄重感,他还没有按“新历史”的规则祛宏大历史叙事的魅,重复消费主义的念头也是一闪而过,他更像一个不伦不类的祭奠者,那就是日常的造物,“圣人们在灰暗的风中等待阳光灿烂”。

《角斗》一诗可以说是太阿或《证词与眷恋》这本诗集中的代表作之一,诗人丁燕曾经以《太阿的救赎之路》为题细读这首堪称杰作的诗篇:

“诗歌之路是残酷的:那些你目光所及的,你耳朵所听的,你嗅到的或碰触到的,乃至闪过你心头的灵光,如果不能被更大的力量所提升,转化为对文明有用的思索,便只能作为一种日记,存储于个人床头。比之游牧和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便利交通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在游历了更遥远的外部世界后,如何收拾起那些感觉碎片?如何将平面图像般的记忆,以多疑的、拆穿的诗歌思维深入下去?让我以太阿的《角斗》为例。”

“进入这首诗歌的内核,可通过三个层面:一是面对角斗场的一般视觉经验,二是角斗场所蕴含的更广义的文化元素,三是经由角斗场而衍生的冥想。诗人由最细琐的视觉经验出发,经过徘徊、逡巡、考究、探问,最终抵达最深处的宇宙,并顿悟出我和世界的关系。当这些枝形文字神奇地将时空发生翻转和变形后,读者如一个负重爬山的人,在与诗人一起经历过惊恐、虚弱和顿悟后,最终达到平和无惧,轻松自由。”

“是的,我来到了罗马,来到了角斗场,我太过方便地来到了这个著名之地,但我要从下笔?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个有局限的观察者,所以我不会和那些专家竞争,只要被别人描述过的事物,我就不会再发表一言半语,我的语调一直是暗示性的,我将旅行将是一个被仔细探索过的,独属于我的世界。但观察是第一步。惟有透过观察,才可能发现问题,而后用实验的论据来解答(类同科学家)。我看到:铁锁沉重、最后的阳光、晒黑的皮肤、80道拱门、皇帝上翘的眼睫、俘虏褪色的脚毛;我动作:捏了一把泥,感觉,手指上血迹斑斑(人们在这里的表现多像野兽)。但我目击的这一切都有隔阂,我“被拒绝在外”,我和这个西方世界的圆,过去的圆,非我族类的圆,并无关系。”

“果然无关吗?这个角斗场里散发出的攻击、暴力和野性,真的已成为一个景点?在这个将人作为献祭的场所里,征服者表演蹂躏,制造荒漠,令鲜活生命陷入冷漠窥视。因为我不是角斗士,不是观众,更不是造孽的皇帝,所以,就可超然世外?我将如何书写接下来的猜想?疑问指引着我的眼睛来安排、编组那些碎片,当我“仔细做过功课”,“开列一份清单”后,我看到了什么?“三叉戟和网,刀和盾”。之后,一个可怕的场景浮现出来:每个人都站在角斗场的中央,成就着他“没有头盔的失败的人生”,当他恳求慈悲,“天空的手心却翻然向下”!这歧路上的骇人景象,令我陡然明白一件隐蔽的事实:我将无法遁逃出角斗场的那个圆,那个貌似被废弃的圆。事实上,那个曾经的血腥之地,它依旧紧紧连接着罗马,连接着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亦身处其中,如那些过去的角斗士般,受抑制,受折磨,被征服。这顷刻暴现的真相,令我“夜晚盗汗,甚至遗精”!'

“新一轮角斗仍在继续。当我获悉现实的苦厄面貌后,猛然勃发出:“我不能示弱”!我降下游客置身度外的视角,更加贴近了人的生命现场。我将体外和体内的两颗心脏重叠,融为一体。在更大的孤独、更多的沮丧、更深刻的迷茫来到之前,我要从这种沉沦中挣脱出来。我并非无情。在对角斗场进行了那些节制、知性的低温描述后,我要展现一种神奇的光,一种可能,或一次神迹。我许下我的诺言:“我要守护好钱包、良心和胸中愤怒的兽”。我太过直率地说明着自己的内心,几乎不留回旋之地。我依旧要爱,相信爱,对这个已脆弱不堪的世界,持有仁爱之心。通过这个西方景点,我收获到了东方式的救赎,让自己成为最温暖、最明亮的人。

 

“述行”和“意图”主要表现在德国之旅上,德国之旅有着黑铁的成色,凝重但弥漫其间的失败感占其主导性地位;太阿在《德意志之歌》组诗中慷慨赞叹德国的工业、建筑、诗歌和哲学,也返视这个诞生纳粹之地的狂野和目空一切。和他一贯的平行叙事一样,太阿喜欢并置两个以上的意象于同一空间,这是他的诗写的动力学原理之一,读者往往能够看到词语凝聚的爆发力。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殊的失常写作,而且,只有德国配得上“失常”这个词,这个既产生歌德、贝多芬、瓦格纳、康德、尼采、海德格尔也生产纳粹、希特勒、柏林墙的怪物一般的国度,近现代以来不断“以国家、民族、领袖之名”(《希特勒的桌子》)对世界发生病态的冒犯,这是德国的品味之一,在这里可以用得上萨德的认识:“人,由于其独特的品味,是病态的。”

       但太阿及时在诗中灌注了传统的人道主义。取悦我们的其实往往是很无趣的东西,我的阅读逻辑告诉我应该警惕什么,比如,越靠近真理的东西很多情况下越应被禁止。《在柏林墙理查检查站遗址》一诗中,我们最熟悉的画面被太阿精确的绘出:“3.5米高的墙”“75型围墙”“302座瞭望台”“2米高铁丝围拦”“22个碉堡”“600只警犬”“6~15米宽无草皮空地,埋有地雷”“3~5米深反车辆壕沟”“5米高路灯”“14000名武装警卫”“2米高通电铁丝网”“1065个黑色十字架”,这些丰富的数字对应着一个“涂鸦者”,“涂鸦者”面对着一个像哥特式建筑的数字结构。柏林墙理查检查站遗址是太阿笔下的现实主义风格,正经、沉闷,令人恐惧却又伸出嘲弄的嘴脸,“而许多游客纷纷去买高压锅”,这是对哥特式数字建筑结构的一种东方主义式装饰。

奥地利之旅的组诗《音乐之声》是太阿的颂歌性质的美学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太阿之诗,融温飞卿之句秀和李重光之神秀于一炉,工于造语且感慨情境,它确信世界是可以描述的,所以对题材的处理能力符合常规剧情;对奥地利,他并不敏感于任何事物,在世界和语言所指的对象间措辞自如,“我的灵魂像斯华洛式奇水晶遭遇燧火/自恋的美丽难以自拔。”(《在茵斯布鲁克》)相比于德国之旅的严峻和独一无二性,奥地利的确使人轻松,表现在太阿的诗中便是流连忘返,就像他在《维也纳之声》中写下的那样:“就像诗,在历史和现实主义森林中/学会信任孤独,并把孤独变成音乐之声”。

可能是受瑞士钟表业和政治立场的启发,太阿的《瑞士诗篇》处理了两个主题:时间和人道主义。他擅长引用性的结构和面对事物时建立起主观的“形而上学”,对叙事的过度发力常常使得太阿在诗写的推进中忽视细节,遗憾的是,即使是以细节闻名的精密制表业也没能赋予他细节的价值,这会导致他不断复制自己的整体性经验。

      组诗《瑞士诗篇》从节奏上看缓慢了,主要表现在太阿减弱了对词的堆积和聚集,前面的几组诗,太阿在用词上的虐待狂般的习惯形成了令人恐惧的窒息;《瑞士诗篇》有所抑制,比如,太阿将其中的一首诗干脆命名为《慢船》,被慢下来的句式和呈现其自身内容的词互相抵消了力量。不仅在《证词》和《日内瓦的忏悔》这两首诗里,在整个《瑞士诗篇》里,“证词”和“忏悔”是他着力的地方,但你却不会在每一行诗间发现作为原初意图的“证词”和“忏悔”,对原意的丢失恰恰是他在文本的不可能之间实现的某种可能。

 

   对单行诗句的态度,太阿融合了 策兰式的苦心孤诣加工与惠特曼留下来的激情传统的继承。太阿固执地执行于一种看上去越来越“乏味“的形式——从名词进入叙事的意象风格和外物内化的空间局限,哲学上可疑和诗学上稳固的一种语言准则,自视甚高的雪崩般的句子,臆断历史的现实主义。

      甚至我都要将太阿视为诗人里的“地图控“了,理科生式的极其冷漠的描述语言是他的一大特征。他生怕对书写的对象在书写过程中丢失什么,所以他的修辞剩余是某种实体化的状态,比如在《风车与郁金香》这一组中写鹿特丹:“两条大河(莱茵河马斯河)汇合处的渔村”,“一切在沼泽地上建立,/除了建堤坝,挖运河,修铁路,连同四方,/更因自由、市场、保税区的网。”(《鹿特丹信仰》)一座城市几乎被网格化分解,面无表情的大量的铺陈,直到结尾才写出了基于自由和享乐主义的所谓鹿特丹信仰。不习惯太阿风格的人很容易将太阿的句式定性为赘冗而闹腾,的确,他的“重复”从不经济,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将这种“重复”的顽念发展成为一种个人的经典教条。

太阿诗中难以抑制的独特语调让他的诗拥有了巨大的回声,把感官力和思想力同时容纳在一首诗中,色彩和声音的复合物式内化给人一种游戏的感觉,高密度词语的压强让他喜欢呈现一种突然释放的力量;就太阿的令人生疑的诗人形象塑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热衷于狂歌夜饮,其实他更像老城旧街区某个酒馆里的一个孤独的常客。

组诗《风车与郁金香》里的《海牙审判》提到了良心,“良心系于和平宫红木底座景泰蓝大花瓶上。”但整体“审判”的氛围却是轻佻的,他问:“谁还记得那场审判?”《阿姆斯特丹的船》和《当风车遍布原野》让他的观察再次提出了问题:“这算逆时代车轮吗?”这两首是从外部场景描述的经济学之诗,散布着混乱但在政治和伦理上又有所讽刺。《滑铁卢》写了“失败”,但他和蚩尤联系了起来,犹如镜像反射,他在诗中倦怠的阐释黑暗。

表面上看,所有的诗都是一首诗,他漫游的故事也是他生活的故事,这话用在太阿身上的确有点近乎诋毁,但诗写的难度也恰恰在此,利用剩余修辞区别流行的观念,让诗的制式在重复自身时反对重复本身;他的散文化叙事即使让人产生了怀疑,对陷入时间局限中的人来说,他为句子配制了丰富的历史场景和当下生活色彩,每一首诗又都将再次证明,他犯的错误也是存心设计出来的。

我们看到了好兵帅克、肖邦、卡夫卡、辛波斯卡和米沃什,文化意义上的悖谬地标如布拉格,从《蓝色多瑙河》这一组开始,太阿的漫游在中东欧地带;这是继俄罗斯之旅之后,充斥其间的“流亡”意识如同黑色的禁忌又一次迫近读者,他意识到了“政治”和“意义”的危机;他敏感于“反政治的政治”“雨伞已没有什么意义”(《在华沙》),更悲伤于“伟大的无意义”(《从华沙到柏林》),我们可以质疑太阿的“流亡”意识先于“意义”的预设,但这只是他中东欧之旅的一个较弱的隐秘表达,他的强劲的诗意仍然折射于诗中的对自由的信仰。阴冷曲调的是《从肖邦开始》,但他激动和充满痛苦的热情:“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我偶然遇到这个国家的泪水,但幸有音乐,在寒冻中温暖颤抖的鸽子。”

太阿已经写出了叶芝式的“将悦耳的声音融为一体”的诗篇,瞧瞧慢板调性的《在蓝色多瑙河上》:“灰暗的河流边,黑色土地上生长/褐黄嫩黄金黄翠绿的小麦、玉米和青草,/两岸排列的城堡、要塞构成帝国疆界,/水上的船不再匆忙运送着谷物、葡萄酒/瓷器、蜡烛与混血的姑娘。”《卡罗维发利的波希米亚阳光》则以电影慢镜头的方式热烈地讲述“幸福的旅程如同爱”,不过他还是深刻意识到了“灵魂永远比修辞重要”(《布达佩斯的音调》)。看到提示性的标题“布拉格之秋”容易让人回到“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情境——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引发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危机,语境转换“如同红瓦屋顶上变化丰富的云,/黄墙转换的巴洛克和哥特式立面。”(《布拉格之秋》)他写到的“天鹅绒革命”如“涂抹在时间的停顿和伤口处。”介于维吉尔式田园风光和残忍的政治集中营之间,一首诗该怎么完成?太阿的凝视和流亡的诗人、知识分子一样,目睹了毁灭和溃败,但他的坚如磐石的意志如他的一句诗:“他不愿加入到生者的合唱”。

 

从《梦幻之城到岛梦》这组诗开始,太阿开启了其好莱坞式的美国之行,诗歌也如一部大片“搭上玛丽莲梦露的肩“、“恩塞纳达的蓝色裙子“,作者一而再地向好莱坞、环球影城、迪士尼等西方文明致敬或质疑。

        正如诗中所张扬的,“每一个在路上的人都能找到黄金。”(《黄金》)《太平洋西岸》组诗可以视为太阿向惠特曼的局部风格致敬之作,欧洲之旅的被历史和当代现实缠绕的夸张滞重与道德困境结束了,他的心情与漫游始终保持着同步。用另一种方式——沃尔科特式——来表达他的重写实行为,将欢乐和幸福感压在诗行之内,如“蓝色海水在镜头中立即黑成碎银。/栈桥尽头白鸽荡漾,巨舰平缓地进出”。(《圣地亚哥,老灯塔与海滨墓园》)美国胜景令人愉悦,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气息扑面而来,他和米沃什的平视视角一样,“将荣誉归还给事物,只因为那是它们固有的”。

       加强版的维吉尔风格的《从大峡谷到大瀑布》这一组是关于自然景观的,我相信太阿相当自信于他的抒情能力,在这些浩大、成熟的诗篇中,他遵循了快乐原则,撵跑了之前知识分子式的空洞悲伤。《变奏的大峡谷>组曲》借鉴了音乐风格,《尼亚加拉大瀑布:三个场景》的转化,显示了高超的技巧,无疑是关于自然诗歌中的杰出篇章;而《沙漠松,或约书亚》等让我在自然中读到了宗教与悲怜。

但《星光灿烂的旗帜》这一组诗则有着如诗中所展示的“阳光把漆黑的破裂的铜敲成钟声”(《自由钟》)强劲色调,这才体现了美国的底色,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太阿的这一组诗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我们曾经的预期被实现,即诗歌会带来自由和快乐。《巴尔的摩,乌鸦》像一部朽怀的电影,场面感清晰可辨;“乌鸦”这个诡异的意象反复出现,但正如诗引爱伦·坡的“他属于神圣的古代”一样,这首诗从“乌鸦”的命运曲线上转到了某种预言:“招来日月星辰,带来火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自白派》和《曼哈顿战争》充满了政治的快感,这是一种可靠的情境反讽形式。《波士顿》讲述契约与道德的需要,《第五大道上的临时演员》显得诙谐幽默,《纽约时报广场十字路口》试图衔接商业和艺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天桥上》如破坏一个被隐匿个人性的肖像而仅为“取悦一个影子”,《洛克菲勒广场花园》以数字而非形象呈现,《联合国总部旗帜下》更像一个剩余反讽的文本,《2016816日,零地带》是纪念性的,《华尔街睾丸》从任一个金融侧面构成一个形式化了的表意整体,《在纽约,在纽约》将表情的细小波动融化于始终如一的身体形式中。

美国之旅是一种缺乏民主的形式主义之作,太阿注重在细节上的力量使用德里达的“重复性”和“引用性”逻辑,他的表情和语调始终保持了一种庄重的稳定、严肃,对他来说,庄严反而比癫狂更好。

 

     《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I》结束于《飞越或经停》,这首诗一共8节,略长,他拥有激情的想象:“荷马或但丁的内心”。太阿喜欢在诗中重现他的知识性,还要释义“我其实更愿意诗篇变成废墟”,感觉像一个“流亡异国“的知识分子。

我读到的太阿的诗,从《飞行记》开始到《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I》,他一直在途中——远行、漫游;其诗写风格基本稳定,但细读之后就会发现有新的变化。太阿以一个苗、一个少数的眼光试图从空间进入历史,从身体进入心灵,将世界性的知识经验和时事地理景观结构到个人的现实中,以达到某种共时性状态,并在远古神话向现代神话过渡的形态中找到诗性的立意与立言基础。诗歌大多都立于当下或瞬间,或从历史、宗教、传说中来,或从建筑、自然、爱情中来,有甚至“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国家。这些更新自我的诗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为文明的存在留下证词,也留下眷恋。太阿的诗歌从文明的源头获得崇高性、沉思性和巨大的抒情张力之后,开始富有音频的流动,时而迅捷,时而缓慢;时而清澈,时而泥沙俱下,最终恰如其分地实现历史、现实和个体的平衡,并画下时间的“自画像”。

他无惧别人的警告一意孤行于语言的垒积并为此洋洋得意,我们领会他的立场,与正见决裂,又不失创造性活力,让诗篇具有厚实和极端的规模感。规模感是什么,如果你对史诗有敬仰,你就知道太阿为什么痴迷于体量性的工作,这是对史诗灵魂的信任也是一个诗人在语言金字塔的基座地带产生的幻觉。

太阿的主题处理能力和风格的确立,不转换语调和语感,分布式的词的技术,宏伟、端正、均衡,表面上看像一个形式主义者,实则更像一个逻辑主义者;太阿经常会在诗中表现出一个数学家的思维,他可能忽视了句法规则与符号的不同,在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数学方式只是一个诗写的辅助手段而已。

《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I》总体看起来是奥登与沃尔科特风格的融合,究其实质不是享乐主义的,以我对太阿的了解,这是一部略有挫败感但主题强劲之歌;形式上他执迷但绝不不囿于古典的柱式结构,词语镶嵌的叙事结构又带有巴洛克艺术的特点,如果我们将太阿的文本视作一座座宏伟的建筑,一定会看到情感的体积与强烈的光影变化,漫游这个主题发生的惊奇效果如同一道道博喻的胜景。我在这个胜景中看到了一个苗的孤独,即“人类孤独”。

 

                       2017-1-29呼和浩特

 

 

(全文刊于2017年8月6日《宝安日报》)

 

《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I》

 太阿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诗与远方的经典读本”、“中国第一部全景探究世界的心灵史诗”、著名诗人、作家太阿的第四部诗集《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 I 》2017年7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证词与眷恋》系“一个苗的远征”系列作品之一,辑纳了作者近年来漫游欧美16国之后创作的139首诗歌(含2首长诗)。部分诗歌曾在《当代诗》、《诗歌月刊》、《诗选刊》、《北京文学》、《环球人文地理》、《飞天》等发表,并入选《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重要选本。

      作者试图从空间进入历史,从身体进入心灵,将世界性的知识经验和时事地理景观结构到个人的现实中,以达到某种共时性状态,并在远古神话向现代神话过渡的形态中找到诗性的立意与立言基础。诗歌大多都立于当下或瞬间,或从历史、宗教、传说中来,或从建筑、自然、爱情中来,有甚至“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国家”。这些“更新自我”的诗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为文明的存在留下证词,也留下眷恋。“太阿的诗歌从文明的源头获得崇高性、沉思性和巨大的抒情张力之后,开始富有音频的流动,时而迅捷,时而缓慢;时而清澈,时而泥沙俱下,最终恰如其分地实现历史、现实和个体的平衡,并画下时间的‘自画像’”。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此部诗集也完全可以作为在欧美旅行途中的阅读物,增加久违的诗性与美感,即使不了解那些历史与背景。

  《证词与眷恋》1/32开本 368P 豪华精装  定价58元/本,值得拥有和珍藏。

 

 

太阿,本名曾晓华,苗族,1972年出生,湖南麻阳步云坪人。199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自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黑森林的诱惑》(1993)、《城市里的斑马》(2012)、《飞行记》(2014)、《证词与眷恋——一个苗的远征I》(2017),散文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2000)、长篇小说《我的光辉岁月》(2001,被沪港澳新加坡等地权威机构列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推荐读本)等,与人合著《六户诗》等。部分作品被译介成英文、法文等,入选多种年选、排行榜和其他重要选本。曾荣获十月诗歌奖(2013)、首届广东诗歌奖(2014)、首届深圳十大年度佳著奖(2014)。曾受邀参加第37届法国巴黎英法双语国际诗歌节。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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