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时’过后巨大的白色蘑菇云缓缓升起。它先是起来一个不大的‘伞头’，接着奇迹出现了，从那个‘伞头’中心向上蹿出一朵白云，相比之下，原先那块云就显得发灰了。这白云迅速扩大，成了一个大‘伞头’，把原先的灰云完全覆盖了。同时‘伞柄’也在上升，最后形成一朵巨大的、纯白色的蘑菇云。这就是用原子弹点着的氢弹。” 这是89岁蔡抱真的回忆，这位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又参加了氢弹试验的当年九院作业队副队长，亲眼目睹了氢弹成功爆炸的瞬间，这些记忆的碎片被悉数记录在《亲历者说“氢弹研制”》中。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转眼52年，当年二三十岁的研究骨干，如今大都已经七八十岁了。这十年成为留下参与者珍贵口述的窗口期，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编审侯艺兵用两年多时间，穿梭在北京、四川、上海、苏州等地，采访了36位口述者，整理出第一本全方位讲述氢弹研制的口述史《亲历者说“氢弹研制”》。 《亲历者说“氢弹研制”》也成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中的一本，这套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以承担挖掘和抢救亲历记忆类史料为己任，希望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史料，描绘出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景象，而氢弹研制成为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撰文/本报记者赵颖慧 探索研制 轻材料细粉尘，一有火花就爆炸 “应该承认原子弹技术有一部分是人家给我们的，氢弹研制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侯艺兵说。 1957年，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援助中国原子弹，给一个教学模型和全部图纸。除了这个以外，还要给一种加强型原子弹的模型。 到1959年6月，苏联政府突然决定不给原子弹样品模型，1960年开始撤走专家，到8月底撤走二机部系统的全部专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却在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多，就成功研制出第一颗氢弹，曾让人大为惊讶。因为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时间。 时任九所一室氢弹探索组副组长的郑绍唐说，实际上，早在1960年，中国就开始探索氢弹基本原理，成立了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那时，他们开一辆吉普车，从北京图书馆拉回了半屋子的报纸，从1945年开始翻阅，一天天翻。《纽约时报》每一天都是厚厚一本，而且全是外文资料，结果十几年的美国报纸翻完了，却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在上海“百日会战”的过程中，“国庆节后的一天，突然听到有人在机房里大叫起来，说是发现了‘新大陆’，得到一个意想不到威力高达300万吨的计算结果，大家都为此很高兴。然而经过分析却发现，竟然是负责模型数据准备的‘小鬼’刘玉兰把物理参数填错了，出现不符合实际的结果。但这一错误不要紧，却给科研人员意外的提醒，要获得威力高的氢弹，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提高轻核材料的密度，设计氢弹应该走高密度这条路。”时任九所一室技术员的张锁春说。 成功的这一路就是“于敏构型”。按照于敏的想法，先验证原子弹能量压缩能否使热核材料自持燃烧，通过不断的计算机计算，大家发现，“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我们就能设计出羽毛丰满的百万吨级的氢弹了。” 1965年10月，于敏在上海华东计算所持续做了两个礼拜的学术报告，他分析指出，只有依靠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才有可能制成氢弹。但是如何控制和利用原子弹能量，这又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最终，他又想出了一种易控制可驾驭的能量形式。此时他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两级氢弹原理和构想的设想。 221厂，当年对外掩护的名称是“国营综合机械厂”，职工工作证上盖的单位名也是这个，这里就是氢弹理论变为活生生氢弹的摇篮，全国的技术精英汇聚于此，但研制加工过程极为艰难。 211厂位于海拔3200米高寒缺氧的青海，在原本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还要克服缺氧、高寒等一系列问题。 其中102车间的主攻任务是研制生产出合格的轻材料部件，各部件的质量要求极高，近乎苛刻，部件不得有裂纹、夹杂物等，而轻材料部件的加工过程也充满了风险，“轻材料部件毛坯经过机械加工达到尺寸和精度的要求，脆性材料机械在加工时如果进刀量稍大，就可能有小块崩落，只能采用小进刀量，这样下来的切屑都是细粉尘，弥漫散布在手套箱内，一旦有火花就可能发生爆炸。 热核材料部件试制是攻克氢弹关键技术之一。“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谁都没见过热核材料，又是这么贵重的东西，那么危险的东西不害怕才怪呢！”谢建源讲述了第一次开启热核材料原料钢罐的过程，“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开罐的时候真出了点事呢。原来这个装轻材料的罐，分内罐和外罐两层，里边要抽空充入氩气，内罐当时用的是玻璃磨口瓶。打开外罐放完气，拿出内罐来，结果一打开，料就喷出来了。因为青海草原上的气压是520毫米汞柱，钢罐在外地装运的时候，当地气压为760毫米汞柱，这样到了草原之后，钢罐内外就有了压强之差了。这股碱性物质喷到宋家树的脸上，他赶紧用大量的水冲洗。” “零时”起爆” 见到一个闪亮的火球，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今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1966年12月28日“零时”，氢弹爆响的那一刻。 可是，在这一声巨响的前后，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艰辛和细节就少有人知道了。 试验前三天，也就是12月25日，在距离试验场地铁塔100米的工号车间，“九院的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师傅都在认真、细致地对试验装置进行最后的装配、检验和测试。按照工序来讲，这次和第一颗原子弹装配一样，装完以后把产品放进保温大桶，再放到车上通过铁轨送到铁塔。”时任第二生产部207车间总装组工人黄克骥说。 12月26日，“这个高数米，安装着氢弹和原子弹的试验装置被缓缓推出工号，沿着100米铁路路轨平稳地到达铁塔下方。然后，用升降机把它平稳地提升上去，吊装到102米高的铁塔塔顶工作间。”黄克骥说。 12月27日晚上9点，九院作业队701队开始在铁塔顶部安放氢弹装置的工作间内插雷管。“氢弹装置上有一个特殊插座非常关键，插得不好影响成败！李清湖专门负责插这个特殊插座，全靠手的感觉。平时他在塔下帐篷里天天模拟训练。”时任实验部二室主任陈常宜说。这个晚上，铁塔下工号里的工作人员，“一个通宵没有睡觉，就像大年三十晚上守岁一样。”叶钧道说。 插完雷管后，大家撤退至观察点，等待“零时”的到来。12月28日中午12时，“零时”时间到了，主控站里按电钮的操作手是惠钟锡。“主控站里由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电子学室秦主任发出指令，先确认各测试工号，各效应站一一核实是否处于待命状态，所有人员是否全部撤退，最后发出起爆指令。”时任211厂实验部主任方正知说。 当那“零时”真正到来，“我们往戈壁滩那边望去，见到一个闪亮的火球，地面上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那个声音比第一颗原子弹大多了，火球也亮多了。”黄克骥说。 “听到响声出去一看，蘑菇云已经很高了，下面一部分被云尘挡住了，只看到上面的部分，好像比原子弹的烟云大得多，而且显出白色来。”方正知说。 “它先是起来一个不大的‘伞头’，接着奇迹出现了，从那个‘伞头’中心向上蹿出一朵白云，相比之下，原先那块云就显得发灰了。这白云迅速扩大，成了一个大‘伞头’，把原先的灰云完全覆盖了。同时‘伞柄’也在上升，最后形成一朵巨大的、纯白色的蘑菇云。”蔡抱真说。即使已经过去多年，当年在现场的他们依然记得从各个角度观察到的那朵巨大蘑菇云。 九院实验部九室的汪源俊更关心设置的氢弹热核爆炸速报试验装置的反应，“这个装置专门测中子，氢弹如果有（聚变）中子出现就意味着热核爆炸成功了。‘零时’到了，汪源俊的中子速报信号立即收到，可以说热核实验爆炸成功了。”方正知说。 与此同时，“显示核反应的信号灯亮了两下，第一个伽马灯亮了，第二个伽马灯又亮了，测出两个伽马。”时任九院理论部一室二组组长的陈侠先回忆。即使出现了这两个积极的信号，严谨的九院副院长彭恒武并没有马上下定论，坚持要等力学效应结果。“结果显示此次核试验达到预期目的，其爆炸的威力远大于第一颗原子弹，最后证明于敏的方案时正确的，我们可以造出氢弹了。”陈侠先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2万吨，这一次爆炸当量12万吨左右，大了好几倍。”黄克骥说。 爆后测试“零时”后半个小时爆心回收照相底片 然而，氢弹成功爆炸，并不代表工作的结束。 当核爆响后，整个试验场区沸腾了，参试人员沉浸在喜悦之中。但是有一群人来不及高兴，早已穿着防化服，飞身上车冲向烟云，冲向爆心。 “近区物理测试项目，我们测试队的人要进入爆心取样，甚至‘零时’后半个小时，有的项目就要去核爆爆心回收照相底片，回收测试数据。”时任测试站站长的华欣生说。 据他回忆，当时防化兵走在前面探路，负责回收的同志坐在军用吉普车上跟在后面。防化兵会做路标指示路上的放射性剂量，哪里计量最小允许通行，哪里剂量太大不能走。 到了目的地测试工号，“防化战士先把测试工号门口的沙包扒开，扒开一米左右的口子。测试工号是半地底下式的，只要一个人钻进去把胶卷、剂量片取出来就行。这要冒着接受大剂量辐射的风险，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要在最快最短时间内取出照相底片，把胶卷取出后马上返回。进去最多几分钟，不允许在里头多停留，多停留身体受到的辐射剂量更多。回来后，所有回收队人员在洗消站洗个澡，去掉身上一切放射性尘埃，接着马上在专门的测试车里冲洗底片。”华欣生说。 取样的研究人员见到了氢弹爆炸后的爆心，“102米高的铁塔全部融化，仅残留少量变了形的钢管。距爆心200米内的建筑物全部被吹光，铁塔周围整个地面被烧成褐色。钢铁柱子化掉了，那些个铁疙瘩全带放射性，然后有一部分的放射性沉降物慢慢地沉降下来，所以工号附近污染很严重。工号上面整个覆盖的土全部吹光，工号顶部钢管也吹断了，很多地方都被掀顶。”时任221厂实验部三十一室三组组长王乃彦说。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半年以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爆炸成功，这个场面已经有很多报道和新闻纪录片的播出，早已让全国人民家喻户晓。我们在这里仅仅摘取《研制氢弹》一书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以飨读者。从事核武器研制事业的许多亲历者都说：“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就说明中国真正掌握了氢弹技术，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了2年零2个月的时间，但是对外讲还是2年零8个月。” 在采访中，让侯艺兵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女研究员，名叫梁淑娴。“当时她刚大学毕业直接参加核试验，大家都知道辐射很厉害，对以后的生育有影响。但是当她回忆当时冲进爆心，就像在说曾经的一次旅行一样云淡风轻。她说，‘那时候，大家都想冲进去，认为能参加核试验是个人极大的荣誉，根本不考虑什么辐射不辐射。’庆幸的是，如今她们都有了儿女和孙子，成长也很健康。” 侯艺兵说，“虽然九院许多人只在青海工作了五六年，但走入耄耋之年的他们，将青海211厂称作老家，有条件有时间的时候，他们都要求儿女们带他们回‘老家’看看，这里曾留下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本报记者赵颖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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