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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强专栏｜寂光院 《平家物语》中最具悲剧性的一幕在这里上演。日本文化的“古层”，或许就深埋在这里。那就开掘吧，试试吧—— 7月6日周五早晨。风雨交加的东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以及6名骨干成员，在拘置所被执行了死刑。战后日本最高级别的恐怖袭击案，终于在23年后的今天，画上了半圆。之所以是半圆，因为还有6名奥姆成员的死刑犯等待执行。
随着麻原等骨干成员被执行死刑，日本充满神秘色彩的死刑执行又一次引发关注。人们想象着死刑执行时的情景，想象着麻原在那个瞬间是如何的表现。在日本，刑事拘禁设施分为刑务所和拘置所。前者是收容服刑者的地方；后者是收容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方。但日本的死刑犯也是被关押在拘置所。而一旦死刑确定后，犯人又单独在一个囚室里关押等待执行。除高松之外，各个拘置所都备有死刑执行的场所。暗害的地下室。 冷飕飕的空气。秘密运送的白木棺。粗壮的白色尼龙绳。着正装的刑务官。白色手套。牧师的法衣。圣母玛利亚的绘画和十字架基督教画像。泣嚎的死刑囚。往绞刑架下移动时的衣服摩擦声。套上绳索的绝叫声。下落瞬间飞散的体液。悬挂着的未断气的沉重肉体。移动至检尸台上。检查官的检查。医师的确认。遗体的清洁。纳棺。献花。搬入遗体安置场。棺前悼灵。
奥姆真理教位于青山的总本部，2015年4月解散（图/维基百科）
在拘置所，选择死刑执行官的基准就是一个：必须保证死刑执行的100%成功。求刑死刑的是检事，下达死刑判决的是裁判官，在死刑执行命令起案书上盖章的官僚和大臣超过了百人。但他们就是不踏入死刑执行的现场，都属局外人。在命令书上署名并盖章的法务大臣，也不用自己的手剥夺人命。当法务大臣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接受法务大臣命令的所长任命刑务执行官。刑务官不能拒绝命令，一旦拒绝就会被立即开除。除非你有特殊原因可以不担任这次的执行官。其理由如妻子怀孕，有家属住院，本人或子女准备结婚，正在服丧中等。 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阿部谨也著有《刑吏的社会史》一书。书中讲不问东西古今，死刑执行者是被社会差别化的对象。祖先代代世袭的较多，身份制中属最下级者。而且在刑务官之间“死刑执行过吗”是个绝对禁忌的话题。刑务官从黑发到白发。患上胃溃疡，并发忧郁症的不在少数。自杀未遂者也有数人。结婚成家更是难上加难。
早在2003年，原刑务官坂本敏夫出版《死刑是如何被执行的》一书。有趣的是这位原刑务官在书中纪录了一个叫做Y的死刑犯的执行过程。该犯人犯了为保险金杀死数人的死罪。一审死刑判决是在15年前。之后是高裁的控诉和最高裁的上告，但均被驳回。死刑确定是在8年前。Y的死刑执行是在2001年12月27日。圣诞节之后，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刑务官A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下达死刑执行命令（刑务官们是在执行的40小时之前，也即25日得到通知）。12月25日，刑务官A与通常一样上午九点巡视死囚房。不早一分不晚一分，生怕引起犯人的猜疑。Y还与A打招呼道：主任，圣诞节好。A也微笑回复。但还是加快脚步快速离开了Y的视线。
这年（2001年）是日本版“铁女”，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森山真弓担任法务大臣。已经到年底了，还没有执行过死刑，人们在疑惑中。死刑犯就更敏感——能熬过今年吗？Y这几个月都很紧张地渡过早上的时光。他有写日记的习惯。看看最后几天是如何记录的：
日记到这天中断。
12月27日被执行死刑。上午九点处刑。上午八点刚过，将Y从牢房里带出来的是A。当然不说是去刑场。但是，在开门的瞬间，Y还是脸色刷变。但长年养成的精神准备还是起作用了。在迎接新年的最后日子里，Y被宣告执行死刑，但他还是不乱方寸。他平静地站在了刑坛的踏板上。在尼龙绳套住头颈的时候，再次说出感谢和告别的话语。
日本的死刑犯当中，有很多希望借助宗教之力迎接死神的到来。拘置所为此配备了佛教，基督教等各宗教僧侣及神父。每月一次，一次一小时多。在特别的房间接受教诲。死刑犯的宗教心有所向上，对死刑执行的抗拒力就会减少。Y在关押期间，接受的是神父的教诲，处刑的时候，神父也在现场目睹行刑过程并为其祷告。在日本，死刑犯从入拘置所到被执行，时间跨度一般在15年到20年之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刑务官对死刑犯也要实施矫正术。向死刑犯灌输的一个理念是：并不是用死来偿还罪恶，而是为了已经献上生命的被害者，自己能成为“真人”而去死。这样去死，也就上了天国。
这里留下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为什么还坚持在1873年开始实施的绞刑的处决方式呢？在一个文明的国度，是否过于残忍？
其实这里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日本刑法之所以强调死刑犯必须用绞刑处决，是因为绞刑的仪式感以及流程所带来的恐惧及后怕，是注射死，电刑死或枪决死所不具有的。在监狱里，自杀和病死虽然结果看都是死，但是它使得死刑的执行变得不能，故应竭力避免。所以不管处于怎样的状态，不是绞刑就不是死刑执行的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再是暴跳，再是发狂，再是吓瘫，也必须要让犯人蒙上眼睛，站在绞刑架下的一米见方的踏板上，头套绳索，然后慢慢收紧，血往脖子处涌动。执行人员按下按钮，踏板打开，死刑犯下落时，其自身的重量完成的加速度，会使颈椎立即折断，窒息而死。不过，也会出现另类。有的犯人会挣扎很久，甚至身首分离。现在看来，绞刑就是想用无名状的恐怖力，警示和压迫人们，从而想抑制恶性犯罪的发生。所以在日本的拘置所里，生的本能使得死刑犯最惧怕的就是执行的恐怖。每天，每天，在执行的恐怖中，在“会轮到我”的恐怖中迎来清晨。死囚们早饭基本不去碰它。但10点一过，就动手吃早饭。因为今天不会被杀了。深夜听到刑务官巡逻的脚步声，死刑囚们都会多疑明早是否会被执行。可见其恐怖的力度有多大。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人认为绞刑死是所有人为死的过程中最为迅捷最少痛苦的一种死。由于是折断颈椎（颈部神经受压）引起心脏骤停，犯人最快在几秒钟内就会昏迷甚至死亡，最慢的也在7分钟内必死。所以在日本人看来绞刑才是最为人道且仁慈的处决方式。
死刑执行事先不告知。家属的最后面会被取消。处刑后才告诉成为遗族的家族。这种“超极秘”的日本死刑执行，还是引发了不少争议。就在处决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及骨干成员的当天，欧盟28个国家以及冰岛，挪威，瑞士发表共同声明说：从心里上同情被害者以及家属，非难恐怖行为。但即便是怎样的状况，都必须反对死刑执行。死刑是属于非人道的，残酷的，且对抑制犯罪没有效果。并要求持有相同价值观的日本废除死刑制度。现在的欧洲，废除死刑是加盟EU的必要条件。执行死刑的国家就是白欧罗斯一国。就连俄罗斯都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制度。
在日本，虽然至今仍有80%的人赞同死刑制度，但出现转机的是在2009年。这一年的法务大臣是鸠山由纪夫内阁的千叶景子。这位佛性很重的女性大臣面有难色地签署了宇都宫宝石店杀人放火案的犯人死刑执行令。而她的另一个惊人的举动就是到现场观看了整个绞刑过程，并下令公开死刑执行的刑场。如果说这位千叶大臣的这一举动是为了更坚定地执行死刑，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一个基本思虑是：在日本之所以有80%的死刑执行支持者，是在于他们没有机会看到执行死刑时的残酷性和恐惧性。公开绞刑场所，让民众发挥想象力，就会促使废除死刑的讨论。
上面提及的死刑犯Y是最早且持续地给被害者家族写谢罪信的。但这些被害者的家属是绝对不会打开信件看一个字的。因为看到犯人的笔迹都会心痛。不过，即便如此也是发生了奇迹。有一天，怀有勇气的一个被害者家族打开了Y的信。这位是弟弟被Y杀死的X。X写信给法务省说：“对Y处以死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带来的一个问题则是与我们被害者遗族一样，Y的家族也变成了遗族。请求不要处以死刑。”后来X对法务大臣也陈情不要处死Y。但是死刑的判决是改变不了的。为此X走上了一条反对死刑的道路。在公的场合建言日本废除死刑制度。 由此笔者想到日本法学者森炎在《死刑与正义》一书中谈到的一个问题：为了伸张正义必须死刑，这个观念当然没有错。问题是必须对死刑的必要性再度加以确认。作为刑罚的死刑的前档次，即终身刑和无期徒刑为什么还不够？不错，无期徒刑有假释和复归社会的可能，从理论上说也有再犯的可能。但终身刑没有假释的可能，是一种死在监狱里的刑罚。那么对死刑发问的是：为什么终身刑还不够？死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究竟何在？
原刑务官坂本敏夫写《死刑是如何被执行的》这本书的时候，日本全国被告人是1万人，受刑者是6万人。合起来的7万人中，死刑犯是54人。这是2003年的事情。而现在日本的死刑犯截至2017年12月底是123人。而在未执行的123名死刑犯中，有96人正在请求重审。由于静冈地方法院决定重审的袴田严（81岁）被释放，因此目前被关押的死刑犯人数是122人。如果一年执行一名的话，要122年。如果一年执行二名的话，要61年。如果一年执行三名的话，要40年。显然这批死囚犯不是病死就是老死在监狱的可能性很大。 从日本监狱史来看，死刑囚平泽贞实在1987年病死于狱中，此前他在死刑牢房中整整被关押了32年。后来有记者问当时的法务大臣，为什么没有向平泽签发死刑执行令？该大臣回答道：既然那么多的前任大臣都没有签发，我为什么要签发呢？这里的玄机在于：日本有无期徒刑没有终身刑的设定，但从不执行的司法实践来看，是否就是一种变相的终身刑？而且这种终身刑事实上的默认时期，就是在进入平成年以后。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开始处决麻原等死刑犯，并不是要重走大开杀戒之路，而是有着平成年发生的事在平成年解决（因为平成年即将终焉）的思路。在处置了奥姆成员后，日本的司法会慢慢走向事实上的终身刑之路。在日本，当死刑执行完毕后，行刑官们一般能得到2万日元的特别补偿金，但他们一般也都赠捐给寺院神社以祈求神灵对死者和执行者的宽恕。就从这点看，日本的死刑执行还能长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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