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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创造性地吸收融会中外戏剧创作的经验，将话剧这一外来的艺术样式，与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理念和表现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快了话剧艺术民族化、现代化的进程。他的主要剧作不仅关注具体的时代和民族，而且具有超越性的内涵和丰富的可阐释性，代表着极高的艺术水准。
一、将情境作为其戏剧创作的契机，重视氛围情境的营造。曹禺剧作的戏剧情境有着一
以贯之的特色，这就是以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社会现实的黑暗为母题；以悲剧为主要体裁；以苦难中的女性为中心人物。
二、曹禺剧作洋溢着诗的激情、追求诗的意境，变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曹禺剧作的诗化特征不仅要从作品中浓郁的诗意，充满诗情画意的场面、借鉴诗歌表现等外在的艺术形式来衡量，而更应该看到，曹禺是将戏剧作为诗来写的。
从创作角度说，曹禺的戏剧创作方式更接近于诗人的创作。面对创作素材，他不是冷静地分析、理智地编排，而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真切的感受和体验中，在与对象的相互交融中去构思、去创作的。
从作品的角度说，将戏剧作为诗来写，不是说要求它具有诗的形式规范，而是要追求诗的意境，使之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曹禺的剧作无不洋溢着强烈的抒情性，人物身上往往集中了极端了爱与恨。即使在《北京人》中，感情表现虽深沉含蓄了很多，但人与人之间也汹涌着感情的潜流。此外，作为诗歌中最为常见的象征性意向以及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在曹禺的剧作中也同样大量存在。
三、在戏剧艺术手法方面，曹禺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
曹禺剧作善于构织尖锐紧张的戏剧冲突，在多线索交织的情节推动下，通过集中的矛盾关系，统一严谨的结构来组织戏剧冲突。《雷雨》在锁闭式结构的统领下，通过回溯的方式将跨度长达三十年的情节浓缩至最激烈、最集中的一段落笔，使剧本正好呈现各种矛盾冲突的最后结局，精巧而又周密；《日出》采取“横断面”的结构方法，人物互为宾主，交相映衬，构筑起社会生活的全貌，共同完成主题意蕴的凸现。
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方面，曹禺总是能根据人物不同的生活经历、身份、教养以及处在不同境况下的心理状态来选择人物的语汇、语调和节奏，以表现人物不同的个性。如《雷雨》中周朴园与鲁妈重逢的那段对话，表面看话语平常，但由于符合了人物的个性和特定环境下的心态，变得极具张力，使观众强烈地感觉到说话人情绪的波动和心灵的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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