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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晓岚的情理叙事 詹 丹
一、两个问题，一种意识 纪晓岚因为关于他的电视剧一度热播而使得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广为人知，虽然该笔记小说的内容并非如《聊斋》故事那样有大众很高的熟悉度，但是，纪晓岚本人对于《聊斋》内容及其创作方式，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门生盛时彦为其刊刻作品时，他借与盛时彦对话，对《聊斋》的创作提出了批评。一是认为书中混杂了虚构性的传奇和实录性的笔记，体例不统一，二是描写了外人无从知晓的私密细节和场景，不合现实情理。从而把自己的书写与《聊斋》的所谓“才子之笔”作了区分。 这种自觉区分，不少学者认为是作者小说观念的保守，使得他不能理解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无法创作出《聊斋志异》中那样一个个活生生的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形象。因为，无论是他强调的文体统一，还是描写细节需要亲历现场，其实都是对笔记小说想象性的有意限制。其结果当然令人遗憾。不过，许多指责纪晓岚小说观保守的学者，又大多对他创作中反宋明道学家的思想、对其讽刺天理的教条迂腐、不近人情予以了竭力肯定，认为这或许是《阅微草堂笔记》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当我们一方面给予了其较高的思想评价，另一方面又遗憾其对想象的自觉抑制时，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两方面，其实对纪晓岚来说是统一的，都是在强调他的笔记书写必须受制于现实。换句话说，不论是抽象的理学家口中的天理，还是形象的艺术构思，都要回到社会现实，被现实的逻辑所制约。这种现实逻辑，用他其中的一则笔记开头说，就是“天下事，情理而已。”这是情与理之间在社会现实中的相生相克，即抽象教条的理被现实的人情所制约，而高远超迈的情，也必须受现实的理所规定。这样，道学家口中的理，和才子笔下的情，在纪昀看来，都成了不现实的，需要有意加以摒弃的东西了。这样的思想，恰恰成了他笔记书写中贯通始终的脉络、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下面我们稍作展开。
二、用“情理”来怼一怼“天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经摘引了《阅微草堂笔记》的二则故事，以说明其对抽象的、教条式天理的抨击。 其一是叙述一位行医者为人严谨，恪守理法，以不能纵容奸情和杀人为由，拒绝向一位怀孕的女子出售堕胎药。后孩子生下被扼杀，女子也在被逼下自缢，遂把这位自以为恪守理法的医生告到了冥官前，女子面对在梦中被摄入冥府的医生加以控诉说： 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倘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 对此女子的颇为雄辩的控诉，冥官表示认同，并加以发挥说： 汝之所言，酌乎时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独此人也哉。（《如是我闻》三） 还有一则故事，是说雍正末年有一女子一手抱着儿子，一手牵着患病的婆婆涉水过河时，婆婆不慎跌倒在急流中，眼看着要被水淹没，女子抛弃儿子，努力把婆婆从河里救出，并把她背到了岸上。想不到得救的婆婆大骂媳妇，认为没有必要弃自己的儿子不顾而去救一个七十老妇，让他们家断绝了香火。结果她婆婆竟然以“哭孙不绝而死”，而这位丧失了儿子和婆婆的女子，兼受这一番指责，了无生趣，最终也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针对这件事，有人发表议论说，儿子与婆婆相比，当然婆婆重要，但是婆婆与祖宗比，当然是祖宗重要。如果他还有兄弟，那么抛弃儿子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这儿子是两世单传，所以婆婆对她的怒骂，就有道理，即便她死了，还是不能洗刷她的过错。于是，纪晓岚借其父之口加以反驳说： 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 这两则故事，由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在《中国近世的思想世界》一文中转引，以说明清代一些学者通过对理学家的批判来表现出当时理的另一种样态。在故事中，与抽象之理相对的，或者如前者，是女子怀孕既成的事实；或者如后者，是激流汹涌之时的少纵即逝，都呈现出特定的现实，拘泥于义理，忽视当下人生的一种现实立场，正是作者所要竭力抨击的。所以，虽然后一则故事用的还是“天理之正”的概念，但这个“天理”，已经把特定的情势考虑进去，说是情理，也许更为恰当。同样的意思，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则故事，叙述的是太湖有船家女出嫁，迎亲队伍坐船到湖中，发生大风浪，结果掌舵者束手无策，危在旦夕时，新娘子从船舱里冲出来，“一手把舵，一手牵篷索”，自己把自己送到了婆家。有人认为这是非礼之举，但作者却不认可这样的指责，认为“有不得不如是”的危急情况，如果非要像理学家那样，让新娘子恪守礼仪，坐在船舱里等死，并不是通达之论。 作者这里提出类似的危急存亡之时，毋宁说是把抽象的教条式理，置于特定的情境中，置于现实的人情中，用现实之人情来平衡理、充实理，这样，作者所谓的“天下之事，情理而已”，就把宋儒的“天理”概念，赋予了一个更具人情味的内涵。耐人寻味的是，在通行本点校这句话时，逗号放在后一字，作“天下之事情，理而已”，从而无意间把作者本来改造宋儒的那层意思，又遮蔽掉了，这是让人略感遗憾的。
三、作者坦陈自己也难免以教条苛责他人 尽管作者的基本立场是抨击一些教条主义式的道学家，但这种教条主义其实于作者自己也未必能洗脱干净的，或者说，他也是在这样的教条式道学家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把自己的这种教条思想陈述出来，展开为自己的问题，也构成了其特有的一种现实态度。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他还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大意是： 某云游文士靠卖书画为生，在京城娶了一位女子，两人感情很好，恩爱非比寻常。可惜不久男的生了重病。去世前，他希望对方即便以后别嫁他人，能让未来的丈夫允许她年年祭奠其坟墓，这样他就死而无憾了。女子含泪答应，后来再嫁。新丈夫果然守约，而且照样爱她。问题是，这位女子常常思念去世的丈夫，甚至梦中还有与旧日丈夫同床共寝的幻觉，嘴里或者会念念有词。后夫无法忍受，就偷偷请人作法来阻止，所谓“镇以符箓”。结果是，女子梦话倒是不说了，但开始生病，以至一病不起。临终在枕上向后夫磕头，提出不情之请，希望能与旧日丈夫下葬同一坟墓，她是这样说的： 故人情重，实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讳。昨夜又见梦曰：久被驱遣，今得再来，汝病如是，何不同归？已诺之矣。能邀格外之惠，还妾尸于彼墓，当生生世世，结草衔环。不情之请，惟君图之。 说完上述的话，就突然去世了。而他丈夫也是一位豪侠之士，认为既然灵魂去了，强留着身体衣饰并无意义，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接下来，作者加以评述说： 余时年十一二，闻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二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励庵先生则曰：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在这里，他交代自己少年十一二岁时就听闻此传说，而所给出的评价，认为女子再嫁就错，嫁人后又惦记着前夫，是一错再错。这样的评价，近乎苛刻，也不近人情。但我们无从判断，这样的评价是作者少年听闻此事就形成了，还是在长大后才有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随后转述的何子山的议论，让她早早殉夫而死，同样有着教条式的道学家气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记录的何励庵之言，那种悲悯之心，就有了卒章显志的意味。让这个本来就很凄婉但颇具人情味的故事，最终获得了一种现实情理的依托，一种由悲悯而来的温暖之意。
四、超迈之情如何受现实之理制约 一如作者把道学家的教条置于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他也把蒲松龄想象中的一个神奇世界放逐到了他所在的世界边缘。因为在他看来，这都是不符合现实情理的。他既借盛时彦的跋语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在书写的笔记中，通过艺术手段，对《聊斋》世界进行了瓦解。类似的瓦解方式，被学者称之为“元小说”，是站在小说世界外面对小说加以解构的。比如，他借小说中记录的一个疑似“破镜重圆”故事，反驳了有人认为女主人粗笨愚蠢，丧失了成为传奇主人公的机会。其反驳的理由是，历史记录也往往有夸张虚饰的成分，更何况是传奇小说。然后他笔锋一转说： 此婢虽粗，倘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先生所论，犹未免于尽信书也。 这种反驳，正是立足于现实情理立场对传奇小说幻觉成分的反驳。但更为精彩的，却是作者借助于对《聊斋》的戏仿，把现实的逻辑延伸到了虚幻世界中。笔记小说中有一则故事大意是： 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行，俄有车马从西来，服饰甚华，一中年妇女揭帏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视车后，一幼女妙丽如神仙，大喜过望，既入门，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审为狐，不问氏族，随之入，亦不见主人出，但供张甚盛，饮馔丰美而已。生候合卺，心摇摇如悬旌。至夕，箫鼓喧阗，一老翁搴帘揖曰：新婿入赘已到门，先生文士，定习婚仪，敢屈为傧相，三党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议婚，无可复语，又饫其酒食，难以遽辞，草草为成礼，不别而归。家人以失生，一昼夜方四出觅访，生愤愤道所遇，闻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戏君，乃君自戏也。…… 这里，东昌的书生期盼自己像《聊斋》中的书生那样遭遇狐仙青凤或者水仙女子，似乎是传奇笔法的自然延伸。但夜行艳遇后的结果是被指派为一位出嫁狐仙做傧相，不免让其大大扫兴。其实，让一个文士做其熟悉的礼仪之事，正是把情感世界纳入现实之理中，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是最自然不过的。也许对一个着迷情感世界的人来说，其思想行为与着迷的对象间往往建立的是一种短路式联系，是罔顾现实逻辑中的各种可能的。纪晓岚借助这种现实之理的逻辑向情感世界的延伸，把主观情感世界的单一改变成一个多元的现实世界。这正是他整体意义上的情理观的体现。
五、一点结论 虽然我们习惯上把《阅微草堂笔记》也视为一种艺术创作，并在与《聊斋志异》比较中，指出了作者想象的贫乏和作品形象的单薄，但也许我们忽视了，纪晓岚的创作本来就不是指向一个非现实的世界的。他的自序，特别是借门生盛时彦跋语流露出的对《聊斋》的不满，一如他对教条式道学家的指责，其实不过是提醒我们要把目光更坚决地转向一个现实的情理世界。他指责《聊斋》以局外人身份悬拟故事现场不合理的同时，并不是不明白虚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早在他写《阅微草堂笔记》的第一集时，就明白了这一道理，其中有一则记录两位男子读书于佛寺，夜间行为不堪时，却听到了屋檐间有言语对他们发生了警示。作者既作了此情此景的描写，接下来又论述道：“余谓幽期密约，必无人在旁，是谁见之。两生断无自言理，又何以闻之，然其事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但他这样说的时候，仍坚持约束自己的想象力，并且放弃自己对现场更具体的介入。该书后来还收录有这样一个故事： 郑苏仙言，有约邻妇私会，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负妻家钱数千，乃遣妻赍还，妻欣然往。不意邻妇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强暴，尽夺衣裙簪珥，缚置秫丛。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诘，其夫惟俯首太息，无复一言。人亦不知邻妇事也。后数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妇女，为媪所觉，反覆戒饬，举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盖此人与邻妇相闻，实此媪通词，故知之审。惟邻妇姓名，则媪始终不肯泄，幸不败焉。 在这里，来自局外人的叙述，使故事的细节没有了展开的理由，尽管其妻遭劫持的惊心动魄，邻妇失约的不测之因，其人内心的追悔莫及，都足以敷衍出形象更饱满的内容，就如同《聊斋》展现的一个非现实世界是那么令人神往，但纪晓岚自己只是自觉地在用笔简约地勾勒出一个情节的大概，他在书写中表明了他在现实的坚守态度，目的是要把他认为的一个更形象、更生动、更丰富、更合乎情理的世界还给现实本身。至于这现实本身，又常常是以其隔离出的神秘或者说复杂因果关系而无法让局外人一究其底的。 2018年07月15日 星期日 夜光杯国学论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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