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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朝，可谓中国历朝“文字狱”最烈之时。因为清朝以一弱小之民族统治一具有数千年高度文明之庞大民族，以“文字狱”而震慑反清势力，统一思想，维护统治，可视为历史之必然。然清王朝的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而在“文字狱”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内容有“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的为政之失，并对当时的朝中大臣进行了无情揭露，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抄。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清朝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1781年，致仕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下令绞死！ 同时，乾隆担心士人著作中的反动言论，因此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和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啻于一场浩劫。 乾隆曾亲言其行“文字狱”之因：“……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华，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家！”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失真”程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之首。原因正是来自于清朝一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时代。这种注定要被后人永远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而在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更是登峰造极。但是，“文字狱”何以于乾隆朝而为最烈呢？细读乾隆之诗，细思乾隆之文，细究乾隆之事，乃深悟清朝入关以后所以大兴文字狱者，实其于文化心理上之极度自卑所致。清朝开国之诸帝，努尔哈赤、皇太极尚未入关，于中国之文化不甚了了；入关后之顺治、康熙二帝，忙于治国平天下，于中华文化亦未有深入研究（康熙一方面喜欢学习西洋之术以为炫耀，一方面其个性亦比较仁厚，是以未以大兴文字狱为主要统御手段）；雍正帝虽常以中国文化为意，然其勤于政事，且柄国时短，亦未从文化上有所深入探究。独至乾隆，自小便受教于汉人大臣，自小便深受中华文明之熏陶，稍长后更以即帝位之便（更因为长期执政），得以博览群书，穷窥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是以观乾隆一生，写诗四万余首、提字上万处（书法）、组织《四库》之编纂以及南巡（游览中国园林艺术）诸爱好，实皆心慕华夏文化之具体体现。然而，一旦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与清朝皇族落后之历史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一旦朝野上下汉人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素养和他那狗屁不通的诗文形成巨大落差，乾隆帝之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羡慕、忌妒、恨”便会油然而生；而且，相对于乃祖康熙，乾隆的治理能力和统御手段相对无能，因此，大兴“文字狱”以示威权，大杀文人士子以威慑汉人，便成了乾隆的不二手段。以此观之，乾隆实为清朝一朝鲜见的“文化暴君”和“腹测小人”，而绝非“正史”所宣扬的“十全老人”和“盛世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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