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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这七人，这个称呼最早见于《世说新语，任诞》篇： 2.陆机《文赋》 西晋陆机的《文赋》注重文学的形式技巧，陆机的《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文赋》中文学评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论述了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创作前的准备包括生活和学养的准备。生活准备，即“伫中区认玄览”，也就是仔细观察外界事物，为写作积累素材；学养准备，即“颐情志于典坟”，这就要求认真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以丰富表达技巧。 其次，《文赋》着力论述了文学创作的核心阶段——构思过程。陆机认为构思需要“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即充分发挥想象力。通过想象力使情和物在脑中清晰呈现，这样再“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劳润”，以丰富的语言来表达。 再次，陆机在《文赋》中论述了“应感之会”，即我们现在说的灵感。陆机虽然没有对灵感作出科学的解释，但具体描述了灵感在构思中的作用。灵感出现时“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灵感消失时，则是“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他还认识到灵感的微妙，“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最后，陆机分析了各种文体的不同风格，而且还进一步探索了文风产生的原因。陆机认为，除了文体本身的原因之外，文学题材、内容也是不同风格产生的重要原因。他写道，“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陆机认为作者的个性和爱好也是影响风格的决定因素。陆机这些关于文风的分析都十分精到，大体说出了影响文风的因素。 总的来说，关于创作，陆机总括了四条要领：一是讲究裁剪；二是立警策；三是戒雷同；四是戒庸音。陆机虽然总结出这些创作要领，但在他看来创作的精微奥妙之处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就比如他对灵感的描述虽然生动详尽，但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 3.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渊明(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因其曾任彭泽令，后人又称其为“陶彭泽”。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负盛名的作家，也是屈原之后李白之前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诗人。 陶渊明所作诗歌，现存120多篇，辞赋3篇，散文8篇，而以诗歌的成就为最高。 陶渊明的诗歌题材比较丰富，主题多有创新。有的诗阐述哲理，如《形影神》三首议论生与死之必然规律，反对宗教迷信，批评了妨害正常生命的谬论；有的诗与友人赠别唱和，如《与殷晋安别》是友人殷景仁由浔阳赴建康太尉参军任时陶渊明的赠诗，诗中明言二人抱负不同，取舍各异，但不以己之好恶强人之难；有的诗属于家训，如《命子》诗是写给14岁的长子陶俨的，诗中勉励他继承光荣家风，努力成才。但陶诗中最主要的、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则是田园诗和咏史诗。 陶渊明的诗有四分之一是田园诗，这些诗歌多方面表现了田园生活，抒发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首先，描写出幽美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诗人悠然自得的感情。在这些诗中，作者把田园自然风光当作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完全对立的另一世界，看成是一种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所，因而寄寓了美好的人生理想。如《归园田居》其一： 其次，描绘“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表达平等社会的愿望。在《桃花源诗并记》中，他提出了一个“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的环境恬静和谐，人与自然融而为一。这种丰衣足食、自由自在、和平安定的社会图景，与现实社会构成鲜明对比，否定了君臣、王税、暴政、战乱、礼制、法规等现行的一切封建礼法制度，不仅体现了作者追求社会平等的理想愿望，也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当然，这样的乐土，纯属作者虚构的乌托邦，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它表现了小生产者和诗人的某些局限。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作田园诗的诗人，他的诗以及诗中所反映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谢灵运与山水诗 谢灵运的诗以写山水为主，他开创了山水诗这一流派，他是我国第一位山水诗人。他的山水诗大部分作于他出任永嘉太守以后。谢灵运具有极为细腻的审美感受和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运用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刻画出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山水景色，明丽优美，情调开朗，给人以清新之感。 谢灵运的山水诗虽有华丽的词句，却缺少佳篇，他的诗通常采取“记游一写景一说理”的三段式结构，单调而板滞，特别是他借山水以说玄理，更显得隔阂而迂拙。 作为早期的山水诗，谢灵运诗歌的特色是明显的。他第一个把自然山水作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并抓住自然景物的特点进行细致刻碗，力求绘声绘色、形似逼真。他的诗工于锤炼字句，语言典丽，重视辞采，讲求对偶和用典。由于结构的单调，语言上的过分雕琢，他的诗又难免有堆砌、冗长、晦涩的弊病，特别是诗歌最后玄言的尾巴，更影响了其诗的艺术效果。 5.。志怪小说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个类型，志怪小说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四百年间，志怪作品可考者多达八九十种，但大多已经散佚，基本保存或保存少量片段的尚有约三十种。志怪小说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又受到巫风、方术、佛教的影响，在汉代小说的基础上演变出写神仙鬼物的志怪故事，“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是志怪小说的主要特点。 就小说题材说，志怪小说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记述鬼怪灵异之事的“记怪类”，如《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齐谐记》《述异记》等。 第二类是记山川地理、远方异物的“博物类”，如《博物志》《玄中记》《述异记》（任昉）等。 第三类是记述求仙得道的仙人、异人故事的“神仙类”，如《神异记》《神仙传》《拾遗记》《冥通记》等。 第四类是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宗教类”志怪小说，如《幽明录》《宣验记》《冥祥记》等。 6.干宝与《搜神记》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于宝（?-336年），字令升，晋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著名的史学家。他少年勤奋，博览群书，西晋末召为著作郎，因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东晋元帝时为史官，后任太阴令，迁始安太守、散骑常侍。曾著《晋纪》二十卷，时称良史，另有《春秋左氏义外传》等，今仅存《搜神记》。 《搜神记》思想价值和积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映统治者的残暴和人民的反抗。 第二，反映青年对婚姻自由的渴望和为争取幸福婚姻的斗争精神。 第三，反映人们不怕鬼怪，敢于铲除妖魅的大无畏精神。 此外，《搜神记》中还保存了许多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如《嫦娥奔月娶d，蓄永、》>等．表达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民所喜爱。 7.徐陵与《玉台新咏》 在南朝后期文坛上，有一位与庾信齐名的文学家，他与庚信同样出身于文学世家，同样天资卓异，大器早成，他就是《玉台新咏》的编者，被史家称为陈朝一代文宗的徐陵。 8.萧统《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501—531年)编。萧统被立为太子，未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称他编的《文选》为《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梁初130家作品，共514题。编排标准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序》）从其实际看，大致分为赋、诗、杂文三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大，又按内容对此两者作了分类，这体现了萧统对文学发展、文体流变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文体辨析在当时的发展水平。 《昭明文选》产生以来，其影响不容忽视。唐代和宋初俱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成为学习诗赋的最适当的范本。隋唐以来，学者文人从各种角度对《昭明文选》进行了研究，其现存著作数量有90种左右。从唐初开始，《昭明文选》研究成为一种学问，有了“选学”这、一名称，宋代“选学”有所衰微，清代朴学大兴，对《昭明文选》的研究也有贡献。 9.沈约的“四声八病”说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的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人四种声调，此后，对永明体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沈约，他依据四声及双声叠韵来规范诗歌创作中声、韵、调的配合，提出写诗时用字应讲究四声，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病，做到五言诗“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也呼为永明体”。“四声”大家都知道，就是平上去人四种声调，而“八病”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八病”具体为：平头，一联中两句开头的两字同声；上尾，一联中两句末尾的两字同声；蜂腰，一句中第二与第五字同声；鹤膝，诗中第一、三句的末字同声；大韵，一联中用了和所押的韵同韵部的字；小韵，一联中除押韵字以外的九个字，有两个同韵部的字；旁纽，一联中有两个字叠韵；正纽，一联中有两个字双声。“永明体”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同时结合晋宋以来诗歌创作，讲究对偶形式，是一种新体诗。 10.刘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全书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论部分，目的是探讨创作的根本问题。一是创作的指导思想。二是对于不合于道的著作应当怎样看待。三是文人应当如何对待文学演变。 第二部分“论文叙笔”。在这部分，刘勰首先论述了文笔问题。当时，颜延之提出“言笔文三分法”，认为不讲文采的经书是言，如《尚书》《春秋》；有文采的传记是笔，如《左传》；有文采的韵文是文，如《诗经》，他认为笔和文都有文采，是文学，而言因为没有文采，所以不是文学。刘勰则把经书、传记、韵文都看成是文，经史子集统统是文学的一部分。其次是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谓是文体论。 第三部分“剖情析采”，讲的是创作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作品应当反映生活。文学应当反映广阔的世界，既包括景物，也要包括人事；既要反映生活，也要反映时代的特征；既要有政治的思维，也要有风俗的体现。他特别提到建安文学，认为建安文学很好地把文学创作与时代、生活结合了起来。二是文学的风格问题，他认为文学风格都有两面性。简约的风格，优点是精练，缺点是贫乏；繁丰的风格，优点是广博，缺点是杂乱；明快的风格，优点是辨析，缺点是浅显；深隐的风格，优点是含蓄，缺点是怪异。他提出“风骨”说。认为文学著作要有情感，要有思想性，要有内容，情感为“风”，内容为“骨”。有情感，文章读来“意气骏爽”才能感动人；有内容，文章才能成立。三是形象描写的问题。刘勰认为文学创作中有三种形象描写，一种是比喻，一种是描绘，一种是夸张。四是声律问题。刘勰认为，魏晋的文学作品，在文风上趋于浮华，但在声律上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刘勰提出把四声分为低昂、浮轻或轻重，也就是把四声简化为“平仄”。 第四部分论述时序、才略、知音，是《文心雕龙》中的杂说部分。其中“时序”叙述了文学史，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不一定是向前发展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倒退现象。文学是发展还是倒退，还要根据时代背景来考察，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才略”是对历代作家的评论。“知音”讲的是文学鉴赏。 11.钟嶸《诗品》 《诗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著，被称为“诗话之源”，南朝梁钟嵘著，《梁书》本传中称《诗评》，《隋书。经籍志》中或曰《诗品》，唐宋时二名并行，宋以后，《诗品》一名渐次流行，直至今日。 该书品评了自汉魏到齐梁共120多名作家五言诗之上下优劣，故称《诗品》。五言诗当时已成为诗坛最主要的诗歌形式，齐梁之际，文学思潮浮靡讹滥，《诗品》之作，正是感于创作与批评两方面的“淆乱”，欲为创作立高标，为批评树准的。钟嵘仿照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和刘歆《七略》的品论方法，把诗人分入上中下三品，每品又依时代先后次序排列，一一予以品评，每品为一卷。钟嵘在《诗品》中除了品评之外，还在序中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即“吟咏情性”。提出诗歌自然和谐的标准、诗的“滋味”说，倡导“直寻”，强调诗的“自然英旨”，反对专事用典，饶有滋味的诗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体现便是“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他的诗歌主张对后世诗文创作有深远影响。此外，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渊源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诗品》的评论言之切切，时能一语中的，为历代所推崇。但言辞颇尖锐激烈，有些地方有失偏颇；对作家的分品也有不妥之处。如将曹操贬为下品，陶潜、鲍照等抑于中品，等等，都是引起后世非议之处。虽如此，钟嵘的《诗品》对后代的诗话影响仍是十分深远。 12.、《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世说新语》是南朝贵族刘义庆所作，他采集了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200年问名土的逸闻琐事，分为德行、言语、政事、雅量等36类。这部书具有很高的价值，是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社会历史、宗教、文学、语言、哲学、风俗的重要材料，更是了解魏晋名土风流的极好资料。其中对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性格特征、人格追求以及嗜好等，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我们就可以得到魏晋时代几代文土的群像。《世说新语》涉及的人物有1000余人，将魏晋两朝的帝王、将相、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 在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中，《世说新语》因其广泛丰富的内容和纯熟精美的语言艺术，被推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向来被视为魏晋小说的典范。也正是因为内容和艺术成就这两方面的原因，《世说新语》才成为古代小说史上承前启后、令人瞩目的重要作品，从而确定了它在中国文坛不容忽视的地位。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魏晋志人小说的成熟，而且对后世蔚为大观的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在创作手法、语言技巧、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类似素描的简洁的叙事手法和隽永诙谐幽默的话言使所记载的遗闻逸事，风趣而含蓄，活灵活现而意味深长，令千百年来的文人骚客神往。 13.南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今存70余首，数量虽然不多，题材却比较广泛。很多是描写北方的壮丽山川和游牧生活。最著名的当数《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意境寥廓，气势雄浑。 14.庾信文章老更成 庾信对近体诗形式的发展也做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他使诗歌进一步律化和骈化。有不少诗从句数、章法、对仗、声律上看，已成为唐代五言律绝和长篇歌行的先驱。庾信的成就，使他成为集汉魏六朝诗歌艺术之大成的一代大家，在诗歌由六朝转向唐代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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