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病名的认识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虽无哮喘之名，却有喘鸣、喘喝、喘呼等类似哮喘的症状描述记载。东汉· 张伸景《金匮要略》中有“ 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的记载，病名归于《咳嗽上气病篇》中，此乃是哮喘发作期典型症状的最早描述。此后，隋·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又有呷嗽。宋·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有驹喘。清· 林佩琴《类证治裁》有冷、热、盐、酒、糖诸哮之名。而首次将哮喘作为一个独立病名，成篇论述，当推朱丹溪的《丹溪心法》一书。明· 秦景明《症因脉治· 哮病论》则首次对哮与喘作了区分。《哮病论》中载：“ 哮与喘似同而实异，短息喉中水鸡声，乃谓之哮；但张口气急，不能转息者，谓之喘"。又日：“ 哮病之证，短息倚息，不能仰卧，讴楼伏坐，每发六七日，轻则二、三日，或一月或半月，起居失慎，则旧病复发，此哮病之症也"。明· 虞传《医学正传· 哮喘》对哮与喘区分最为明确：“ 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 喘促喉中如水鸡声，谓之哮：气促而连属不能以息，谓之喘’’。明· 李中梓《医宗必读》提出以哮证为病名，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沿用至今。因哮必兼喘，故又称哮喘、哮病。
哮喘发作期的病因病机特点
形寒饮冷是诱因、肺卫阳匮是主因
肺主气属卫，外合皮毛，肺气特别是肺卫阳气充行周身，成为人身之藩篱，起卫外作用。而外界风寒病性属阴邪，直接损伤肺卫阳气，导致肺卫阳气不足，从而发病。同时饮食不节，过食生冷，脾胃阳气受损，通过肺胃之间的经脉相连，进而损及肺脏阳气，亦能致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已对上述病因导致肺卫阳气受损，终致咳喘上逆的病因做了分析。《灵枢· 邪气藏府病形》云：“ 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内经· 咳论篇》有：“ 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的论述。因肺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隔属肺。肺胃之间原有经脉相通，今寒饮食入于胃，则胃寒而饮不化，其寒饮自易循肺脉而上输达肺，则肺亦寒。此即《难经· 十九难》所云：“ 形寒饮冷则伤肺’’之谓。后世各医家从不同角度补充说明该观点。如《病因症治》中指出：“ 哮病之因……或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则哮喘之 症作矣"。《临证指南医案》中亦言：“ 宿哮……寒入背俞，内合肺系，宿邪阻气生痰’’。《医骗．喘哮》所言：“ 哮者……得之食味酸咸太过，渗透气管，痰入结聚，一遇风寒，气郁痰雍即发"。明· 孙一奎《赤水玄珠》所言“ 有自童时被酸咸之味，或伤脾或伤肺，以致痰积气道，积久生热，妨碍升降而成哮证，一遇风寒即发。刀《王旭高临证医案· 痰喘门》亦云：“ 痰恋不化，气机阻滞，一触风寒，喘即举发’’。《勉斋医案》中明确指出，“ 哮证有感寒而发者，有感热而发者，以余验之，感冷而发者居多，盖肺喜温而恶寒’’，其内容实际已论述了内外因伤阳导致发病的联系。在我们进行临床研究过程中，通过对寒哮证患者病史追问得知，近85％以上的病人都有外感寒邪的病史，而且受邪后易伴有喷嚏、鼻塞、畏风寒、咳嗽等外感症状，或患者素体肺气虚馁，易于外感受邪而内外合病，形成卫表不固又有肺气雍塞的病理状态，也与古代文献理论一致。现代医家对其亦有相同认识。彭红星认为，哮喘病机虽繁，证候虽多，但总不离感受外邪，引动内伏之痰，内外相合，壅塞气道，使肺失宣降而发为哮喘。王庆兰认为，本病属痰饮病中的伏饮范畴，因饮食和外感而诱发。
脾肾阳虚、寒饮内伏是夙根
《素问· 经脉别论》说：“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撰度以为常也。"这段话概述了人体内津液的运行、输布过程，并指出了脾阳不足，运化失常会导致痰饮内生的观点。若脾阳旺盛，健运不息，则痰饮失其来源。如果病久未医或先天阳虚则进一步发展为肾阳亏损。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肾阳充足则寒痰水饮无所复藏，反之肾阳衰蒸腾气化功能减退，全身阳衰，水饮始终反复难除，变为饮邪伏藏于内。脾肾阳气虽有各自特殊性，但同时也密不可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正常生理情况下，脾阳旺盛能够将水谷精微运化四散，充养后天肾阳，肾阳旺盛，更能辅助脾阳，增强脾阳运化功能，水饮难停。脾胃阳气受饮食所伤，则运化不及，日久必致肾阳亏损难充。肾阳先天赢弱，脾胃阳气得不到温腾助化，必定生痰留饮。
总之脾肾阳衰最终导致寒饮内伏，并成为日后哮喘病反复发作之宿根。张仲景在《金匾要略· 痰饮咳嗽病篇》中，已申明了哮病宿根能导致哮病发作的病机。《痰饮咳嗽病篇》第十一条：“ 隔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暇剧，必有伏饮” 。其后在《金匾要略· 咳嗽上气病篇》中，提出“ 咳逆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其所论述的“ 咳逆上气"、“ 喉中水鸡声"为今之哮喘发作期的症状描述。而射干麻黄汤亦重在温肺化饮，降逆平喘。他所创制的另一名方小青龙汤则重在宣肺化痰、温肺蠲饮，也是从伏饮角度进行论治，至今仍为治疗哮喘的有效方与常用方。 后世隋-巢元方指出：“ 胸踊痰饮多者……痰气相击…… 呀呷有声"( 《诸病源候论》) 。
金元· 朱丹溪强调“ 哮喘……专主于痰"( 《丹溪心法》) ，明· 王肯堂认为哮喘乃“ 胸中多痰，结于喉间，与气相搏"( 《证治准绳》) 。明· 秦景明说：“ 哮病之因，痰饮留伏，结成案臼，潜伏于内，偶有七情之犯，饮食之伤，或外有时令之风束其肌表，则哮喘之症作矣"( 《症因脉治· 哮病》) 。《证治汇补》日：“ 因内有雍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隔有胶固之痰，三者相合，闭拒气道，搏击有声，发为哮病"。
临床上所遇痰与水饮，皆为一类机体水液代谢障碍而形成的病理产物。水，清稀于饮，两者合称为“ 水饮"；痰，古作淡，形容水的淡荡流动，稠于饮和水，与饮合称为“ 痰饮’’。
此种痰饮又存在其难治难消的特殊性，故又称其为伏饮。《医宗金鉴》称：“ 伏饮者，乃饮留隔上，伏而不发，发作有时也，即今之或值秋寒，或感春风，发则必喘满咳吐痰盛，寒热，背痛腰疼，咳剧则目泣自出，咳甚则振振身动，世俗所谓吼喘病也"。陈修园在《浅注》中也称：“ 此俗为哮喘"，是外寒引动隔上伏饮宿痰所致。毋庸置疑，痰饮为水液代谢障碍形成的病理产物。肺脏与痰饮之间的关系，正如医家所说：“ 肺为贮痰之器"，《叶天士医案· 痰饮篇》云：“ 凡饮邪皆阴浊凝聚。"；“ 痰、饮、痞、聚，皆阴浊成形，乘阳气衰微，致上于窍踞。至此，痰饮就成为伏藏于肺的阴邪，日渐耗伤脾肾阳气。脾肾阳气愈亏更无力化痰散饮，进一步导致痰饮内生，盘踞于肺，成为宿根。
温肺散寒、温阳蠲饮是大法
从前文论述中可以看出，哮病寒哮证亦是一种本虚标实之证，素体脾肾阳虚为发病本，无论外感风寒邪气，或者饮食寒凉之物，最终导致脾肾阳虚，在脾肾阳衰基础上寒痰伏饮内生，为发病之标和病理因素I引。肺卫阳匮，藩篱失守，哮喘发作。故针对该病证的病因病机特点，确定其治法为温肺散寒，温阳蠲饮。正如朱丹溪在《丹溪心法· 哮喘》篇中讲：“ 哮喘必用薄滋味，专主治痰，药中多用温，不用凉药，须常带表散’’。其观点认为治疗以温散痰饮兼去表邪为主。宋朝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 卷一》中不仅提出“ 此乃肺窍中积有冷痰"的病根，更自创温药劫夺寒痰之剂一紫金丹治疗哮喘，也是从温法入手。现代医家也普遍持相同意见，曹世宏认为，哮病属本虚，尤以阳气亏虚为本。治疗当温肺散寒。吴银根主张，治肺不远温，提倡发作期温阳散寒，祛邪为主。
温阳祛寒平喘方，也是以温肺散寒、温阳蠲饮大法的代表方小青龙汤作基础方。方中麻黄、桂枝辛温散寒、宣肺平喘；而麻黄、桂枝、甘草合用，辛甘合化阳，祛邪兼以扶正，充补肺卫阳亏，在表能发散风寒、在里能温化水饮；白芍配桂枝以调和营卫， 并可监制麻黄发汗过多；干姜温脾化饮、细辛温肺祛寒，合附子，则蕴“ 麻黄附子细辛汤"意，重在温肾祛寒化饮；五味子温敛肺气以止咳，并防肺气之耗散；法半夏燥湿化痰、蠲饮降浊；炙甘草调和诸药，配芍药酸甘化阴，缓和麻、桂辛散太过，合为外散风寒、内除水饮之剂。全方特色：①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本方着眼点不仅在祛寒痰伏饮之病邪，更抓住脾肾两虚，肺卫阳匮的病机特点，温肺、补脾、益肾三法并举，肺脾肾三脏同治，抓住后天脾阳，将教科书上千姜用量39增加到99，并将附子大剂量使用( 45克) ，以达到峻补肾阳，祛寒拔饮之效；②化痰蠲饮，涤荡宿根：寒痰伏饮是此病的宿根和病理产物，故温阳兼用温化寒痰伏饮之细辛、法半夏等：③重在温阳，兼顾护阴：阴阳互根，过燥伤阴，故本方中亦有五味子，白芍等药，用于监制全方温燥之性以外，不但如此还蕴白芍甘草汤之意，起缓急解痉的作用。
合理运用附子是提高寒哮证疗效的重要手段
历代医家强调哮喘的病理因素在于痰饮，痰饮伏肺为发病的宿根。如《证因脉治· 哮喘病》说“ 哮喘之因，痰饮留伏，结成窠臼，潜伏于内。"《时方妙用· 哮证》亦说：“ 哮喘之病，寒邪伏于肺俞，痰窠结于肺膜。"既为宿根就明确了其难治性，不易消除，且易与外邪合而为病。原因在于痰饮属阴，需依赖阳气以温煦散化。寒哮之人多有脾肾阳气不足，水液不得温煦推动，难以正常输布气，不仅内有痰饮难化，而且一旦伤于寒湿邪气，脾肾阳气更虚，即急性发病。正常情况下水液在体内是通过肺气的宣发肃降，脾气的转输，肾气的蒸化开阖来完成其输布、运行、排泄的整个过程，若阳气不足，肺气、脾气、肾气的虚衰，运行蒸化水液的功能减退，则水液不得正常输布运行，聚而为饮。
正是如此，历代多数医家均重视阳气在寒哮证中的作用。张仲景在其痰饮病着重强调“ 当以温药和之"，即重视温阳治疗的作用，其“ 和"字简练深刻，提示我们临床要根据病情灵活进行调和加减，且导师体会，不仅在于药物品种的加减，还在于特殊用量的加减，验证临床确属经验之谈。对于缓解期，《伤寒论》更是将重点放在温补脾。肾上，主以肾气丸就是其义。张景岳在《景岳全书· 痰饮》中说：“ 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于脾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冷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肾。"亦强调了阳气虚会导致痰饮伏藏的病机。郑钦安在其《医理传真》中说：“ 邪入多从阴化，阴盛则阳必衰，以回阳为先，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所由起也。"也明确指出阳气的重要性。范中林亦继承上述医家学术思想，重视真元，并认为真元阳旺则内外两邪皆能灭绝，治疗上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在选择温阳中药方面，作为“ 药中四维” 的附子，能堪温阳重任。
《本草汇言》日：“ 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也。’ ’ 历代本草记载，附子味大辛，性大热，气雄烈，有毒，走而不守，流通十二经，表里上下，无处不到。张仲景对附子使用涉及条文33条，方证20个，方后加减法3处，施治多种病证，上煦头项，下温元阳，内煦脏腑，外暖皮腠。配伍精当、园机活法，亦可见附子温阳之功甚著。
故将附子用于治疗寒哮可以大大提高治疗疗效。诚如颜德馨所说：“ 疑难杂症患者很多是正邪相争，相持不下的局面，这是就需要用温阳法扶其阳气。附子为百药之长，功兼通补，对久治不愈的难治病，每在辨证的基础上加附子而获效。’’并且在用小青龙汤散寒化饮无效时，加一味附子有立竿见影之功。祝味菊推崇温阳思想，并广泛应用附子于临床，他认为：“ 附子为百药之长，温药有强壮之意，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气化，温之为之大用"，其在临床治咳喘用小青龙汤时常加附子，温热与辛散配伍，收效甚捷。 小青龙加附子汤( 温阳祛寒平喘汤) ：
制附子45克( 同生姜10片、绿豆30克，先煎60分钟) 、麻黄6克、桂枝10克、细辛3克、干姜9克、五味子6克、白芍15克、炙甘草9克、法半夏10克。服用方法：每次服用200毫升，日服2次。
立法与组方依据：
理论依据
支气管哮喘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证据表明过去20年哮喘的发病率显著增加，但迄今为止，不仅具体的病因尚不明确，也没有临床报道能够根治哮喘。在GIN A中明确指出，哮喘仅能够通过治疗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减少相应临床症状。故探索有效的控制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传统中医学对支气管哮喘( 寒哮证) 的认识就是在不断探索前进的，各家著说繁多，正如本研究前文所论述，概括说各医家对于重视阳气的思想是针对寒哮证病机的一个共同认识。特别是到了近代火神派的崛起，更带来对阳气的崭新深入的思想认识，并阐述了相关的理论。这个理论基于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认识，阐述了阳气的重要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时的表现，如卢崇汉先生所说：“ 人体的生命的活动，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从生理上而言，维持生命的正常生存，依靠的是阳气，人体各个脏腑，各个组织器官的一切生理活动以及精气血津液的化生，运行都离不开阳气的温煦、推动、气化、固涩作用。阳气的盛衰关系到机体生命的强弱与存亡，而在病变的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阳气，是阳气为主导地位的阴阳二者关系遭到破坏，引起的脏腑功能失调，当然治疗上无疑是以扶阳为主。” 。同时卢氏亦强调阳气宜通，并始终令其保持在通的状态。阳升，阴才能正常的降，阳降，阴才能正常的生，如果没有阳气的布运，阴阳升降就不可能，它是阴阳升降的必备前提条件。扶阳理论在对于阳损而病的认识上，亦有较鲜明的观点，如李可所说：“ 正邪交争的焦点，全看阳气的消长进退，阳虚则病，阳衰则微，阳复则生，阳去则死，阳气易伤难复，故阳常不足，暴病多亡阳，久病多伤阳，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肾为先天之本，为人生命之主宰，内寄命门真火，为生命的原动力，五脏精气的源泉，故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肾气败亡则生命终结。故凡治病，皆当首先顾护脾肾远期，勿使损伤。若已损伤，则急需固脱救肾。"
正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温阳法在对阴寒证治疗上取得满意的效果，反证出其理论的优越性。而本研究中的支气管哮喘寒哮证，正是阴病范畴，在寒哮证专方小青龙汤基础上加入重剂附子，亦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
实践依据
基于上述的理论认识，在治疗阴寒证时重视温阳法的运用已成为历代各个医家的共同认识。早在《伤寒论》中就已体现温阳法的重要性。如李可先生说：“ 一部伤寒论113方，使用附子、桂枝、干姜者达90方，可见医圣对阳的重视，日温阳，日养阳，日助阳，日救阳，对生命之本的阳气，是何等的曲意呵护，关怀备至’’。而李氏在实践中更是将温阳法发挥到极致。其不仅在寒哮病，更是在治疗心衰、呼衰等急危重症时，倡用大剂附子，他认为历代所用四逆方，主药附子仅l O g左右，剂量显然不足。故他用附子治疗心衰等急危重症，一般都在100-200g之间，且日夜连续进服，24小时用附子500g以上者甚多。
当然，对于具体温阳法的细节处理，各个医家在反复临床实践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经验。郑钦安认为热不过附子，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重用附子，纯用辛热，极少参杂甘昧滋阴之品，讲究单刀直入，立扶阳气，直取阴邪。医家吴佩衡更是善用附子之大家。他认为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药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在其病案中使用附子共计56案，其中成人47案，初诊方l O O g以上者22例，60g以上者11例。30g以上者12例复诊逐渐加量至150g者4例。加量至200g者5例。剂量最大者400g。他亦反对加用熟地等滋阴之品，认为扶阳驱寒，宜温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亦有医家如祝味菊者，不仅重视阳气，日“ 夫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即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而且十分重视药物配伍，灵活运用温潜、温通诸法。在其医案中多次运用温散法治疗哮喘，温者用附子、干姜，散者用麻黄、桂枝、半夏，取得“ 立竿见影，多年未发之效” 。在点评用药时他说：“ 温药含有强壮之意，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气化……温之为用大矣。"
对于寒哮病的认识，医家范中林亦明确指出，“ 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需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在其病案中亦不乏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的病例，方中用附子30g，经治后14年未发。在点评病案时，范氏阐述了“ 气藏于肺而根于肾’’的观点。将其治法概括为“ 扶阳驱阴，补肾纳气"，大赞元阳之功。范氏在使用附子时，初诊多小剂量，通常是30g，试药后再增加用量，一般是翻倍，取得显效后，在减量改为初诊方。他对药后的反应积累了丰富经验，认为服药后比较理想的反应，是周身暖和，舌质和面色均现红润，此时可用少量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则阳有所依附，自然阴阳互根相济， 邪去正安。
支气管哮喘寒哮证的诱因是形寒饮冷，并导致了肺卫阳匮，同时内有脾肾阳虚，夙根寒饮内伏。上述病机和临床所见基本一致，即患者多属形寒怕冷之体，或有风寒诱发，脾胃素寒，而病症反复发作，故治疗上不仅应注重温肺散寒以达表，亦需温阳蠲饮以助本。自《伤寒论》起，即有用小青龙汤治疗外寒内饮的典范，并成为后世医家治疗哮喘寒哮证的典型方剂。后世医家在其基础上结合各自经验进行相关加减，丰富了方证内涵。
正是在先贤理论及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哮喘寒哮证的基本病理一阳虚寒伏，大胆运用大剂附子温阳法取得了较好效果，并拟定了寒哮专方温阳祛寒平喘方。结合对《伤寒论》的实践，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大胆运用大剂附子治疗肺系顽症哮喘、慢性咳嗽、慢性鼻炎等取得了令人惊奇的疗效，据观察，运用大剂附子方治疗哮喘60余例显示，不仅效果快捷，而且不乏3级哮喘发作较重的病例也获得良好控制的案例，经过恰当配伍和煎煮，没有发生1例毒副反应。为了进一步验证大剂附子的平哮疗效、深入探讨其平喘机理，以充分显示中医药在治疗哮喘领域的优势，故笔者立题作专题研究。
组方分析
在本研究所用温阳祛寒平喘方，是针对该病证的病因病机特点，重在温肺散寒、温阳蠲饮。分析该方，方中麻黄，辛温微苦，入肺与膀胱经，具辛散、温通、苦降之性，善散风寒、开腠理、透毛窍、通经络、宣肺气而利水道。《本草正义》云其“ 轻清上浮，专疏肺郁，宣泄气机，是为治感第一要药，虽日解表，实为开肺，虽日散寒，实为泄邪"。古今治哮方中，麻黄的使用频率约为58．6％，为哮喘用药之首。据现代药理研究，麻黄有抗炎，扩张气道的作用，桂枝，辛甘性温，功能发汗解肌，通阳宣散。《本草纲目》云：“ 桂枝透达营卫，故能解肌而风邪去"。方中麻桂相合，以增强解表散寒，宣肺化水之功。干姜，辛热，温中散寒，《本经》言其“ 主胸满咳逆上气。《药品化义》称“ 干姜干久，体质收束，气则走泄，味则含蓄……所以止而不行，专散里寒” 。细辛，辛温，功用祛风散寒，行水开窍，《本经》有载其“ 主治咳逆者，风寒依于胸中之饮。” 《本草经疏》亦云“ 细辛，风药也，风性升，升则上行，辛则横走，温则发散，故主咳逆” 。干姜、细辛两药合用，共达温肺化饮之功，且能助麻桂以解表。《本草汇言》中亦有“ 细辛，佐姜桂能驱脏府之寒” 一说。半夏，辛温，功能燥湿化痰，降逆止呕。《药性论》言其“ 去胸中痰满，下肺气’’，张寿颐则认为，其所以“ 荡涤痰浊者，盖即其开宜滑降四字’’。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半夏具有止咳、化痰、抗炎及体外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另外细辛、半夏同用，尚能“ 导纲药深入少阴，温散水寒从阴出阳"；炙甘草，甘平，归肺、心、脾、胃经，调和诸药，兼以扶正；恐辛散太过，耗伤正气，故用五味子酸收，以保肺肾之气。《本草汇言》云“ 五味子，敛气生津之药’’。《本草经疏》亦载“ 五味子主益气者，肺主诸气，酸能收，正入肺补肺，故益气也……酸以收之，摄气归元，则咳逆上气自除矣"。助以芍药酸收微寒，敛阴而防动血，芍药与甘草相配：缓急解痉；如此配伍，可使邪去而正不伤。重用附子，因其大辛大热，气味雄烈，能温阳蠲饮，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在里之寒湿。阳旺阴消，故全方合用能取得较好临床效果。
运用方法
在临床观察发现寒哮发作期多表现为呼吸急促、喉中哮鸣、咯痰清稀、形寒怕冷、舌苔白滑、脉浮紧或沉细等，均为脾肾阳虚、寒饮内伏，肺卫阳匮的表现，治疗上理应宗仲景“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刀之说，治以温肺散寒、化饮平喘之剂。温阳祛寒平哮方是以温肺散寒，宣肺蠲饮为法拟方，与寒哮证发作的症状一一对应，方中麻黄、桂枝辛温散寒、宣肺平喘；白芍配桂枝以调和营卫，干姜温脾化饮、细辛温肺祛寒，附子温肾祛寒：五味子温敛肺气，半夏燥湿化痰、蠲饮降浊；炙甘草调和诸药。若哮吼痰鸣，气逆，加射干、葶苈子、苏子降逆泻肺化痰平喘；胸闷喘逆，舌苔腻，则配薤白、瓜蒌、石菖蒲辈通阳泄浊、宣痹开肺；有时与四逆散同用，以增舒肝调气之力；若痰粘夹黄，合川连成小陷胸意；喘痹较甚、口唇暗紫，则与广地龙、平地木等化瘀通络之品同用，若风痰较重者，则加僵蚕、皂角：若合并鼻痒、喷嚏，则加苍耳草、老鹳草、蝉衣辈；若表虚夹风，加炙黄芪、太子参、苏叶：肺胃气逆，加旋覆花、代赭石降逆平喘。下虚上热、寒热错杂：乌梅丸。对于合并有高血压的患者，麻黄用量减为3克，与广地龙、钩藤同用，起到降压平喘之效，而临床兼有心慌，合并心率失常时则需慎用，或不用。
总之，需要因证立法、因证选方，证机对应，药证合拍，故临床验证结果显示其确能提高疗效，更能增强体质及免疫功能。
附子应用指证：
历代本草记载，附子味大辛，性大热，气雄烈，有毒，走而不守，流通十二经，表里上下，无处 不到。具有回阳救逆，温肾暖脾，逐寒止痛，驱风除湿之功。但同时附子又具有毒性，《药典》规定使用剂量为99以内，临床医师多不敢超剂量使用。张仲景使用附子，少则一枚，多则三枚，折合重量约在15．80g之间。仲景用附子不仅配伍严谨，且随证治及附子炮制不同( 生附子力峻，炮附子力缓) 而剂量精当。助表阳量轻多用炮附子，用1枚，如汗后伤及卫阳，或阳虚外感之证。回阳用生附子量稍大，如用生附子大者1枚，以回阳救逆。病重偏里，难以速去，则用炮附子，量稍重，如用至2枚，意在缓图，以尽其邪。对于寒湿甚痛证，如风湿相搏，身体烦痛和寒凝的胁下偏痛，重用炮附子3枚，重用则散寒祛湿力强，而且可以看出大量炮附子可止寒湿较甚的疼痛。根据考证，附子其重量因块茎大小而别，一般小者1枚左右，大者20---30g。。而附子超大剂量在唐代《千金要方》就有记载。书中提及附子用量达“ 四两’’。(合今约120克按五版《方剂学》所载古今度量衡换算法)。
随着近代火神派兴起，他们多用大剂量附子屡起沉疴而闻名，如祝味菊、吴佩衡等。故大剂量使用附子是具有可行性的。
对于附子的使用指征，医家叙述各有不同，通过伤寒论原文：“ 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可见，仲景使用附子的指征主要是脉、神两点，基本定格了附子应用的纲领，事实上后世医家并不拘泥于伤寒论的基础指征，着眼于将其详细化，并拓展其外延。近代上海徐小圃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神疲，面色咣白，舌润，脉软，尿清，便溏，并指出抓住一、二主症，即可放手使用；当代大家刘渡舟教授认为“ 少阴病当评脉辨证，其方法不论脉之沉浮大小，但觉指下无力，而按之筋骨全无者，反映了内有伏阴，阳气不足之侯一。亦有医家以舌为辨证要点。如四川范中林先生最注重舌象，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即舌无热象者，均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李可先生更是直言，对于阳虚病症，舌象拿准了，大胆用附子，并没有出现问题 。 本文转载自http://user.qzone.qq.com/1716202114/blog/13979694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