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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rgio1968 要说铜红釉我最喜欢豇豆红瓷器。随着大都会藏豇豆红瓷器的上拍最近网上此品种的热度很高，所以再重温一下。“豇豆红”，在铜红釉里很难烧制，首先是工艺复杂，首先在胎体上吹上一层透明釉，然后是一次色釉，干后再上一层透明釉，釉层约0.5毫米厚。“豇豆红”烧制温度需要稳定在1280度，用还原焰，后期应有一点氧化焰。有一个猜测，在仿明代宝石红的过程中可能借鉴了釉里红的烧制方法，豇豆红和釉里红的釉料含铜量都很高，富含铜离子的部位也会出现绿色斑点，下面这件康熙釉里红的发色和密集的绿斑点都和豇豆红相像。 一般都认为宫廷用的“太白尊”，“苹果尊“，”莱菔尊“，菊瓣瓶”，”蟠螭瓶“，”柳叶瓶“，镗锣洗”和”印盒“是真正的”“豇豆红”瓷器，俗称八大码。上图翻拍于徐氏艺术馆图录。 从“花市暂得楼”梁老师的文章中得知这种说法源于1957年，著名的纽约古董商人Ralph M.Chait在《ORIENTAL ART》杂志上发表文章﹣“ The Eight Prescribed Peachbloom Shapes Bearing K’ang Hsi Marks 八种康熙款桃花红釉瓷器”。他在文章中提出并归纳出八种器型，就是现在一直沿用的“八大码”。康蕊君女士（Regina Krahl)曾做过统计：台北国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五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六型、瑞士玫茵堂藏有七型、日內瓦鲍尔藏有七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八型、香港徐展堂靜观堂旧藏八型。 我下面说说收集到的资料。台北国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五型(太白尊、印盒、菊瓣瓶、莱菔瓶、柳叶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六型（不见苹果尊和蟠螭瓶，但最近从故宫南大库瓷器坑出土了一件蟠螭瓶残件）、瑞士玫茵堂藏有七型（不见蟠螭瓶）、日內瓦鲍尔藏有七型（朋友从68年到74年的图录只查到五型：太白尊、印盒、菊瓣瓶、镗锣洗、柳叶瓶）。在徐展堂流拍后，鲍尔基金会买下了部分藏品（至少蟠螭瓶，镗锣洗和苹果尊是徐氏旧藏）凑成了八大码，可惜的是其中的苹果尊认定为二十世纪初的制品。所以还是七件。上海博物馆也有五型。在2009年美国康州的一家艺术博物馆委托佳士得拍卖了13件五款豇豆红瓷器也算豪奢。 如果查询台北故宫网站可以看到以百计的豇豆红瓷器，就存世的八大码来说豇豆红以第一组“太白尊”、“印盒”和“镗锣洗”为最多，其次第二组“菊瓣瓶”、“柳叶瓶”和“莱菔瓶”，最少的是第三组“苹果尊”和“蟠螭瓶”。其中馆藏我查到的“蟠螭瓶”有三例，分别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尔的摩的沃尔斯艺术博物馆还有徐展堂旧藏（现在藏于瑞士鲍尔基金会）。如果仔细观察这三件蟠螭瓶上的蟠螭贴塑并不相同，巴尔的摩那件的颈部偏长而且口沿处理也和其它两件有区别，款识也不相同。虽说康熙朝的瓷器不能完全做到标准化制作，但差异性不该如此明显，要知道清代官窑属于流水化作业，拉胚，利胚，写款，画弦纹等工序都有专人负责，所以这种明显的差异性应该值得思考的。故宫的残件仅存瓶的下半部分，还未找到清晰图片，就瓷片堆积的下限为光绪后期，这几件蟠螭瓶的具体断代我个人还存疑问。在某拍行也拍卖过两只蟠螭瓶，其中一件还贴着徐氏艺术馆的标签，但这件不是原藏徐氏后归鲍尔的那件蟠螭瓶。休斯敦艺术博物馆也有一件定康熙，但近足处积釉明显过厚，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康熙本朝豇豆红的釉面。 苹果尊有两种器型，一种为兜口，一种为缩颈小口，第二种器型又又两种形态，一种口略大颈略短口沿高出肩部少许，可对照康熙天蓝釉的相同器型，而口略小颈略长口沿明显超过肩部，此类恐怕并非本朝制作。 菊瓣瓶的菊瓣从29到31瓣不同，数过几件两岸故宫所公布的几张图片，豇豆红和豆青釉的菊瓣瓶都为30瓣，是否所有到代的康熙菊瓣瓶都是30瓣，因为我个人的资料有限，也不敢确定这是否具有鉴别意义。 大都会有种类似蟠螭瓶去掉蟠螭的长颈瓶，可是这件无彩图，在华盛顿艺术画廊有件天蓝釉康熙款长颈瓶，还有一件大英藏成化款康熙青花蟠螭纹长颈瓶可作对照，应该是豇豆红的另一种器型。厦门还有件长颈的菊瓣瓶，但图片模糊且款识有疑。 说到这里是否可以认为豇豆红瓷器批量生产了不少，这些肯定不都是摆在康熙爷案头之物，不少应该也作为赏赐用品。而且每个品种的数量相差悬殊，也就是说其实这“八大码”并不是成套制作的，也许只是第一组的三件是作为一组制作的。 吹釉应是将胚体放置在陶轮上旋转着，用竹管蒙上布再蘸上釉料吹在胎体上，按器物的纵轴的方向一道一道吹制的，一道只有几厘米宽窄，而且还要吹的均匀，所以说“豇豆红”没有大器是因为制作工艺的缘故。关于豇豆红烧制的时间过去认为是康熙晚期，但通过款识的分析和文献对吹釉一条的记载，现在会认为是臧应选在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七年作为督窑官时的作品，后世称之为“臧窑”。在雍正五年的年希尧的奏章提到：“康熙十九年烧造瓷器，至二十五年功峻，烧成瓷器十五万两千余件。”所以严格说带有臧窑款识的豇豆红都是在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烧造的。而这些器型花样的创作者是康熙朝的刘源，据说有数百种之多，如果能找到他的原始图样对于鉴别豇豆红瓷器也是大有帮助的。在臧窑后继续制作豇豆红瓷器也是正常的，有些非臧窑款识的豇豆红就是此类。关于款识问题：有几种写法款识比较常见，太白尊”、“印盒”和“镗锣洗”基本都是典型的臧窑写法，也有一部分并不是典型臧窑款识，还有一些是可以确认晚清仿写臧窑款识一类，比如达维德基金会的一件苹果尊，还有朋友找到一件康熙款的豇豆红石榴尊图片。朋友还提到图录中有一件落康熙款的豇豆红碗，是康熙晚期款识，可惜未找到清晰图片，朋友手中还有一件残底，款识为康熙偏早的风格。关于豇豆红款识的问题还有不少，值得拿出来单独讨论。 故宫藏有一盘，达维徳基金会藏有类似釉面的碗。瑞士鲍尔的图录有几件黑白照片看着也象豇豆红的风格，它们基本都是宣德款识，想到文献记载“雍正三年江西布政使常德寿、五年江西巡抚年希尧的奏摺里提到：安窑每年用银九千两，所烧有书成化、宣德款者”。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类是安窑烧制，但象这类亦公亦私的制品也会进入大内保存，未必都是御窑烧制，这些非臧窑款的豇豆红也许是后来烧制的，它们的年代是康熙本朝晚期或略晚十八世纪还是十九世纪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片，多数豇豆红没有明显开片，我在两岸故宫网站检索没有看到豇豆红有开片，在大都会的馆藏和拍卖品中看到少量出现开片的豇豆红。 某些祭红釉也会出现斑点，色泽也接近豇豆红也是需要区分鉴别的一类。这篇博客是就我现在所掌握资料下的认知，肯定还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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