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场中的失意，对于田仰这样的高官，为了不自取其辱，也只能自己躲在洞穴里暗暗舔平自己心灵上的疮疤，对外依然是道貌岸然的朝廷高官，那有这样公然展示自己的无耻无聊，大张旗鼓地谴责自己的情场对手的。况且对手又是当时连同皇帝也敢批评嘲讽的文坛名士，此举只能是自讨没趣，田仰的蠢笨归根结底是其心灵的无耻幽暗，末世官场堕落的无可挽回。 侯方域的回信，行文绵里藏针含而不露，委婉大度的语气中暗含机锋，文中对于田仰这类朝廷庸臣的不屑奚落难以掩饰，不言而喻李香虽为金陵妓女，但是心中的是非标准是十分明确的，其中透露出的信息也就是侯方域举人不中，归家以后与李香就再也没有联络过，感情似乎并没有孔尚任《桃花扇》中所描绘的那般情深义重，你侬我侬得如同无锡泥人大阿福那般捏在一起化不开。这是符合当年士大夫与青楼妓女之间真实关系的，但是他对于李姬才艺美色、风骨气节的欣赏是真实的，否则不会有后来的《李姬传》问世。 侯方域的好朋友贾开宗在评价此信时说：
王文濡在《续古文观止》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侯方域天赋异禀，在京师侍奉父亲，多为贤公卿所赏识。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传》中称他“生而颖异，读书尝兼数人”，“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言立就”。他与魏禧、江琬被称为清初三大文学家，其文恢奇雄健，被誉为宋代以来“中州数百年一人而已”。侯方域倜傥任侠，与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被誉为“为天下持大义者”的“南明四公子”。他与陈贞慧、吴次尾作《留都防乱公揭》，历列阮大铖之罪，声震南都。曾醉登金山，指评当世，临江悲歌，被誉为周瑜、王猛。他与同里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宋荦组织雪苑文学社，切磋文事，被誉为“雪苑六子”。
侯方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则为方域早期复社盟友降清的李雯所书写，也可谓朋友陌路，文遇良才，棋逢对手，这位李雯当年也算是“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的男朋友之一，可惜后来投降了清军，成为多尔衮的抢手。 宋荦是侯方域的好朋友，也是后雪苑社六子之一，其父宋权是国史院大学士。清顺治八年（1651年）宋权退休回乡。时河南巡抚吴京道知道侯方域沉雄豪迈，曾经以一介布衣参加史可法军队的抗清活动，其父侯恂隐居归德南园，前明降清大臣交章举荐，侯恂坚辞不出。吴京道准备抓捕侯氏父子。宋权从中斡旋对吴巡抚说：“公知道唐有李太白，宋有苏东坡吗？侯生乃今天李、苏。”这次侯方域虽然没有入狱，但是当局要求方域必须参加省试。侯方域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逼迫下，为保全父亲，参加了这年河南的乡试，表面上看这是向当局的屈服，其实是一次消极迂回的抗争，他以不把试卷做完的方式，拒绝了与清政府的合作。据李敏修《中州先哲传》记载，清政府只要他参加乡试就将他录取为第一，结果竟然没有完卷，一些人提出异议，才把他降为副榜。晚年失悔此举，著《壮悔堂文集》明志。 侯方域也算是明末清初名士，命运使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使他在那个社会变革时期，不经意间在歧路的选择间未能如愿践行自己壮烈报国的意愿，本来准备走进那个正大光明的殿堂去充当壮烈的勇士，却鬼使神差地踏进了清朝统治者布下的文网，虽然他做过着挣扎抵抗，就像他要求别人遵循先贤道德节操那样，“清议”也用同样甚至更高的标准要求他，因为他是社会名流，名流在享受名誉带来的鲜花和掌声的同时，看客们在无形中对他的表现带来更高更加苛刻的道德要求。对他顺治八年参加的那场乡试非议颇多，似乎就是他的变节行为，也使他自己悔恨不已，以至在痛苦中英年早逝。而他那些雪苑社的盟友们后来有不少都参加了清政府的科考，有的还做了清政府的高官成为皇帝的宠臣，比如宋荦就担任了江苏巡抚，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由宋荦负责接待。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侯方域的哥哥侯方夏在顺治三年成为清代第一科进士，也未见有人指责他，也就湮没在终南捷径的滚滚黄尘中，原因是他太普通太没有名气了。明代末年，侯方域年纪轻轻，就以才情、经国济世之志，名满南北两京。 明季启、桢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愤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公子四人，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兴陈定生贞慧与商丘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
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复社四公子虽然都不在朝当官，却俨然民间舆论领袖，开始了与魏忠贤党徒的斗争，其中侯方域最为著名，然而在王朝鼎革之际，其他三位均坚持不与新朝合作，先后当了遗民。而其中最优秀者侯方域，却去参加了满清的科考，这是对他景仰负有重望的士大夫们在感情是难以接受的。也就是他其实从少年成名起，就一直带着光环在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下，追光一直跟踪着他步伐，他成了士大夫的榜样，任何的瑕疵都可能损害他的清誉，这就是盛名反被盛名所误的性格悲剧。 陈寅恪曾代侯方域辩护说：“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按：引诗中“地下何颜”句与原诗有出入）之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就解释侯方域应乡试是“不得已”的，他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侯方域的五世孙侯洵所撰年谱中写道：“当事欲治公（侯方域），以及于司徒公（侯恂）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观点正和陈寅恪的一致。
侯方域是个爱国爱民、具有民族气节和民主思想的人。前文说过，他所交往和相互敬重的朋友，基本是忠于汉民族的、有气节有感情的仁人志士。他也极力用诗文歌颂他们可歌可泣的民族节操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大义凛然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义正辞严地鞭挞紊乱朝纲、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语）。他和魏阉遗党、祸国殃民的阮大铖、马士英、田仰等作不懈的斗争，几遭杀身之祸；他写《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锋芒毕露，又尽力嘲讽驳斥，把阮大铖骂个淋漓痛快。他称赞为抗清而死的友人吴应箕“明三百年独养此士”（《祭吴次尾文》）。他为抗清被捕、不屈而死的平民任源邃立传。在应乡试之后，他是决不会再为清朝效力了，“应举”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明白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他在举河南乡试中副榜后，就“放意声伎”、“发愤为古诗文”（贾开宗语）了。 顺治九年（1652），侯方域写《与吴骏公书》，劝吴伟业不要出仕清廷，言辞恳切，说理充分。贾开宗评这信时说：“文之光芒，上薄星汉。”又说：“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秋矣。”清陆以湉也于《冷庐杂谈》中说：“梅村（吴伟业）出山，侯朝宗曾遗书力劝。”在该信中他谆谆告诫伟业：
侯朝宗劝阻吴伟业出山仕清的三条理由，可以说完全出自于朋友至情，而吴伟业也许也有自己出山不可言说的隐情，情不自禁地踏上了清代统治者为他预设的人生陷阱，而进入这个陷阱他就泥足难以自拔，而后悔痛苦到死，没有冒襄、陈贞慧、方以智、张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充当遗民的学者来的潇洒。这就是明末这代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宿命和悲剧性命运，灵魂在皇权专制转换时期不得摆脱罗网，用当下政治家的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朝之皮被抛弃，要么与帝国共存亡，要么将魂灵继续放逐在草野，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其实还是在精神上依附着朝廷的皮，而大部分的士子还是争先恐后奔着新打造的那张皮去了，这就是新朝统治者所需要的结果。新的Z制帝国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一方面开馆取士，分化笼络遗民志士，使他们依附体制为Z制政权服务；一方面从思想文化上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大兴文字狱，无数仁人志士遭到迫害，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侯方域和他的朋友吴伟业何尝不是处于新旧体制的夹缝中呻吟残喘直到走向肉体的寂灭，历史依然在叩问他们的“变节”行为。 对于早已复辟无望的明帝国，出身于时代簪樱之家族的部长公子始终是非常怀念的，他在致友人方以智《与方密之书》中“（厌木）丝之衣”的细节描写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入清后，作者听说故友方以智为了表示坚定的遗民意愿削发出家，很受感动，于是写了这封信，向方氏表示崇敬之意。其中详记作者珍惜故友馈赠的丝衣，借以表达二人真挚的友情和作者对故友的深切眷念，是全文最精彩动人的一节：
在作者笔下，方以智赠予的这件丝衣已经远远超出一件衣服的价值，而成为一种对于故国衣冠服饰礼仪文化的一种怀念，剃发易服是清政府以屠刀逼迫中原人民遗弃中华文化的奇耻大辱。侯方域一直珍藏着这件丝衣就是表示对于故土文明的追思，是当年社友之间友谊的象征，对于前朝风物故人的眷恋，潜含着亡国切肤之痛的悲哀，这是一种特定的遗民意识体现。作者以详尽细微的笔致，即物即情，处处着意，读后感人至深，堪称古代散文成功地运用细节抒情寄意的范例。 顺治十二年（1658年）十月，年仅三十七岁的一代才子，曾经叱咤风云的复社学人，在寂寞悲凉中贲志以没。这年十二月，已经做了贰臣，一直羞愧难当的吴伟业经过河南写下了《怀古兼吊侯朝宗》：
诗中全用信陵君与侯嬴一若千金的典故，抒发对于故友的怀念之情，对于自己当年违背承诺，耻事新朝的变节行为沉痛忏悔，其中没有一个字的自我辩白和对于老友违背承诺的指责。其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诚如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长篇小说《明末四公子》中所言：
至于董小宛的下落，依据余怀的《板桥杂记》和叶衍兰在《秦淮八艳图咏》中的李香君“依卞玉京以终”。但是似乎香君的美好形象一直存活在河南商丘人民美好的想象之中，因为缺少文字资料记载，或者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轻视，她的去向莫衷一是，史家没有明确交代，故而留下诸多悬念。（在王树林校笺的《侯方域全集校笺》及其说明中没有发现李香君后来去向任何踪迹，这是一个2013年最新校笺的权威版本）倒是家乡的学者对于民间传说进行了发掘梳理，对于归德遗址进行了开发，如今归德侯家西园的壮悔楼和香君楼俨然双峰并峙，继续演绎着《桃花扇传奇》的爱情故事，以成功的大团圆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言之凿凿说，侯家因为李香君是歌伎，身份低贱为府上所不容，将她赶到了城南 14 华里的侯氏庄园，即现在的李姬园。李香君不久郁闷而死，葬在了李姬园村东。侯方域为她立了碑，并撰有一联：“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 而且传说“桃花扇”终于也有了下落。那是崇祯皇帝御赐的宫扇，在侯恂升任太仆寺少卿时，皇帝把它赏给了侯恂，侯恂在升任了户部尚书时又把它送给儿子侯方域。后来侯方域在南京与李香君定情的当天晚上，把它赠给了李香君，并在扇面上题诗一首：
在李香君遭巡抚田仰逼嫁时，血溅宫扇，画家杨龙友就血痕点染成桃花扇，遂成一代佳话。这段故事后来被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传奇》时收入。李香君生前一直将这把扇子珍藏在自己手里，临终前，将扇子交给了侯方域原配夫人常氏，让常氏以后当作女儿的陪嫁品。李、侯去世后，他们的密友陈贞慧的儿子陈宗石前来商丘入赘侯府东园。当常氏的女儿出嫁时，将桃花扇带到陈家。以后，这把扇子就成了陈氏家族的传家宝。后来陈家人丁兴旺，四代五翰林，四世词馆，官运亨通，海内闻名。他们日益认识到这把扇子的历史价值，千方百计秘密收藏，使外人无法知晓。１９８６年５月５日，《中国书画报》发表了赵前《张伯驹目睹桃花扇》的报道：
不过现在扇面桃花已经发黑。这恐怕也是将戏剧艺术的虚构衍化成了现实的美好说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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