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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次闲的贬评，始自赵之谦（1829-1884）与魏锡曾（？-1881 印学家）。1863年，即赵次闲逝世后十一年，赵之谦写下了《书吴让之印稿后》，魏锡曾写下了《吴让之印谱跋》这两篇引论文章。今将原文分段标点后刊于附录，供大家解读参考。 这本来是赵之谦针对吴让之批评的反批评、和魏锡曾从中“调和”的事，扯上了赵次闲。因为吴让之“论及浙宗，亟称次闲”，而对赵之谦印作的评价是“近汉官印者为然，而它皆非。”赵之谦借写跋进行反驳，则以贬低次闲，来说明吴识见低，且“谨守师门，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只是第三品流的印人，（吴让之提出印有神、妙、能、逸、佳五品）是可以“侮为愚蠢”，不值得与之争辩的人。 赵之谦是清末书画印艺术成就皆一流的大家（沙孟海语），但在三十五岁写下此文时所表现的心态，及由心态而致的论点的偏颇，说明当时他气度和修养的不足。 沙孟海就此文对赵之谦有八个字的评语：“才高气盛，不可一世。”沙孟海先生是位胸怀宽容的学者，在一部《印学史》中，这是惟一的、对个人品行所作的最严厉的批评（见第三十三章）。赵性格上的缺陷，老一辈先生多有议论，但和沙孟海先生一样，认为脾胃不好而大节无亏，不影响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 魏锡曾这位“调和者”、这位颇有建树的印论家对赵次闲前恭后倨的态度，却使我们更陷入困惑之中。 魏锡曾约在1862年前后，写过《印论诗二十四首》，他从印史已故六七十位篆刻名家中，精选出二十四位，各赋诗一首。他选择的标准是：“其名虽盛而未及寓目，与虽寓目、而无所可否于吾心者，从略焉。”赵次闲入选按年辈排在最后一位，魏诗赞说，赵次闲学陈秋堂，才力远远胜过老师，后来师法陈曼生，又能开辟新路，自成一家。他刻的印虽然多，愿意都能集拓下来编成印谱。（原诗附88页画像旁）诗只平平，但赵次闲是他心目中成就卓越的前辈，是表述得很明白的。 时过一二年（1863），在《吴让之印谱跋》里，他对赵次闲的评价，来了个急转弯，他说浙派的赵次闲，太差了，不要提他了。这么截然相背的评价，竟出自同一评论家之手。请诸位读一下附录的原文，他处于赵吴之间为难的心境，或许可使我们原谅；但他拿赵次闲这一位他心目中的先辈、他肯定的名家来做牺牲，是很不应该的了。 赵、魏二文，涉及赵次闲的贬评，有如下五条： 1、“浙宗自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赵） 2、“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赵） 3、浙宗巧入（起点低），徽宗拙入（起点高），“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极丑恶”之本源）。（赵） 4、浙宗“丁、黄、蒋、奚、陈皆意多于法，流及次闲，缅越规矩，直自郐尔。”（自郐是引的典故，白话就是“太差了，不要提他了”）（魏） 5、正因为赵次闲和习次闲者流，所以“浙宗后起而先亡”。（魏） 以上除了第三条“巧拙”将在后面章节作简述外，其余四个论点，此前都已从另一面作了介绍，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这部《吴让之印谱》系由赵、魏编订，仅手拓两部，没有刊行。因此这两篇印论的观点，到民国初、中期才渐为传播。但也是自此开始直到今天，凡论及赵次闲者，多少都引用他们的观点。（在两评以后的四五十年间，我们未查考到对赵次闲的贬评。）现代有些评论者更发明“锯牙燕尾”“燕尾鹤膝”等弊称，成为强加于浙派、特别是赵次闲的“诟病”。众口成虎，评赵去世贬多于褒。 叶一苇先生曾专论出现“贬赵”现象产生的原因是： 一，没有全面深入研究，只取赵一些已具定型、程式化的作品率尔作评，其中有些是明显带有偏见的；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印论家没有条件看到赵作品的全貌，只看到一部分选作（有的就是带偏见选编的）。 二，引用失实的偏颇的论点，如赵、魏两文的论点，制造了一个“赵次闲时代浙派颓风日下”，赵是“弊生”之源，是亡浙的罪人。很少有人去研究一下，或站得更高些，真正从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立场去分析求证一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三，很多人写介绍、印论文章是人云亦云，或过分相信前人的评说，拿来就用，甚至任意延伸。 责任编辑：朱小雨、高佳晨 您的转发与点赞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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