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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左宗棠，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镇压太平军、平定陕甘、收复新疆等，其实左宗棠不仅军功卓著，他在西北查禁鸦片的功劳丝毫不亚于林则徐。 鸦片泛滥是晚晴社会的一大顽疾，朝廷虽三令五申要求禁绝鸦片，但地方官吏督饬，使得朝廷的政令成了一纸空文。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两大鸦片产区。产量最大的为云贵川地区，品质也是最上乘的；其次就是陕甘地区，西北鸦片烟劲浓厚，质量直追云土，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西北的烟毒泛滥还要从太平天国起义说起，自从东南膏腴之地沦陷后，输往西北的协饷也因此断绝。地方官员为挽救财政，被迫向朝廷申请放开烟禁。 罂粟全身都是宝，烟浆可做鸦片、罂粟籽可榨油，茎秆可做燃料，最重要的是生命力顽强，哪怕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长。所以烟禁一开，鸦片在西北迅速泛滥。 左宗棠奉命赴陕甘平乱，可刚一踏进潼关就被吓到了。“西北刚劲的民风，不料已变得奄奄没有生气”，“城里人吸烟的十占其七，乡里吸烟的人十占其三。”最让左大帅气愤的是汉民长期吸食鸦片，精神颓废不堪，“便是戈矛已杀到门首，也常因为懒得动弹，不能及时逃避，终于束手就屠”。 鸦片除了让西北民风变得羸弱外，由于农民广种罂粟，致使粮食大量减产。左宗棠的大军根本无法就地解决粮食问题，尤其是在收复新疆时，因为才买不到足够的军粮，湘军将士不得不背着红薯进疆。 光绪三年，西北发生大旱，随即出现大规模饥荒。左宗棠积极赈灾，然而却发现：“真为饥馑而死亡的，十之八九倒是烟民”，更让他气愤的是灾民们领了救济款，不是买粮充饥，而是先过烟瘾。 光绪四年新疆收复后，左宗棠终于可以腾出精力禁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惧怕洋人的坚船利炮，只字不提禁烟之事。各地官员鉴于林则徐的前车之鉴，即便治下烟毒泛滥，也不敢过问。 左宗棠率先在陕甘禁烟，所冒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热情。左宗棠先精心编写了《四字谕令》，刊印成册后广为发送，还“随时轻骑赴乡搜查，月凡数至。”一旦发现禁烟不力者，“乡总斥革，州县官惩处”。 左宗棠明白百姓青睐罂粟不过贪恋其利润，只有找到能够替代鸦片的经济作物才能彻底禁绝鸦片。他发现甘肃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棉花，而且甘肃百姓向来缺衣少棉。棉花的利润并不比罂粟差，“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丈，其费功力翻省于罂粟果刮酱也。” 左宗棠在禁烟仅实行一两年，西北的粮价大幅度下跌，“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由于烟民少了，烟商被降价处理手中的烟土。正如清末学者秦翰才所说：“在林则徐以后的遥远的三四十年中，最热心禁烟的，怕只有文襄公了！”只可惜左宗棠走后，继任者经不住财政的压力，又重新让鸦片再度泛滥。 参考文献：《左宗棠西北禁烟之功效》；《同光年间左宗棠甘肃禁烟考述》；《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及其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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