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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五代时期，各医家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加深了对某些肿瘤如甲状腺肿瘤、乳腺肿瘤及其他内脏肿瘤病因病机和诊断的认识，治疗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晋代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载有大量针灸治疗肿瘤疾病，如噎膈、反胃等内容。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论述了甲状腺肿瘤及其他常见肿瘤的治疗，如书中记载：“凡癥坚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癥有结积，便害饮食，转羸瘦。”葛洪认识到肿瘤疾病有其发生、发展、恶化的典型过程，对肿瘤疾病提倡预防为主，防止其传变和转移，还发明了红升丹、白降丹等药品，开创了化学药物治疗肿瘤的先河，对后世痈疽、肿疡、瘿瘤、赘疣的治疗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论及肿瘤类疾病病因证候的共有169条，对“癥”“瘕”的发生、发展过程及“乳石痈”症状的描述较为详细，比较详细和准确地记载了许多肿瘤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症状等，并有成功运用肠吻合术、网膜血管结扎法等的记载，在我国肿瘤学及外科手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书还根据不同情况将甲状腺肿瘤进行了分类，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有了一定的认识；防治方面，除用碘质丰富的海藻、紫菜外，已经开始了内分泌治疗。 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首先按发病性质和部位对“瘤”进行了分类，并有对类似当今宫颈肿瘤、乳腺肿瘤的记载，还擅长用僵蚕、全蝎、蜈蚣、蝉蜕等虫类药物治疗肿瘤。同时代王焘所著《外台秘要》中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发病情况，以及用猪、羊等动物的甲状腺和紫河车等治疗的方法，书中收集了防治甲状腺肿的药方36首，其中含碘丰富者有27方，还有用针灸等方法治疗肿瘤疾病的记载。此外，唐太宗时期所编的《晋书》记载了外科手术治疗“大瘤疾”的病例。藏医宇妥·元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也载有以灸刺、药粉为主的“大痨肿痞证疗法”及“瘿瘤疗法”等。  宋金元时期   宋代首次出现“癌”之病名。在东轩居士的《卫济宝书》中第一次提及“癌”字，并论述了“癌”的证治，把“癌”列为痈疽“五发”之一，提到用麝香膏外贴治疗“癌发”，书中“五善七恶”的观察方法对肿瘤的诊治及判断预后均有一定指导意义。《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对癌的症状、病性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认为癌症是“毒根深藏”所造成的，为后世运用解毒法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还提出了癌有“穿孔透里”和易于浸润、转移的性质。赵佶《圣济总录》论述了体内气血的留结或某些不正常物质的滞留，可能导致肿瘤疾病，并载有类似肝肿瘤的肝著、肝壅、肝胀等病的证治。《严氏济生方》有割治手术与药物结合治疗肿瘤病例的记载。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对乳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描述其为早期可治、晚期难治。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瘿瘤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包括现今的甲状腺瘤等颈前的软组织良性或恶性肿瘤。 宋金元时期，医学流派之间的争鸣丰富了其学术思想，充实了肿瘤学防治理论的内容。刘完素力倡用寒凉药以治疗火热病，对后世用清热解毒、清热泻火等法治疗肿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用凉膈散治疗噎膈病就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张从正《儒门事亲》中，力主祛除邪气而用攻法，但其在治疗噎膈、反胃等肿瘤疾病时也非常重视辨证论治。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并创立补中益气汤、通幽汤等，对于癌症患者有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作用。朱丹溪提倡“相火论”，对反胃、噎膈等疾病的治疗主张以“润养津血，降火散结”为主，并创立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丹溪心法》中，对乳岩、噎膈、积聚、痞块的形成、演变、预后和治疗等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 来源：《中医肿瘤治疗学》——王居祥、徐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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