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在反对古人、古文、古语的基础上，性灵文人们建立了一种比较进步的“诗文递进”观。屠隆认为，“天地有劫，沧桑有改”，既然这些先于人类的物质性存在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那么“诗之变随世递迁”就是自然的事情。所以“政不必区区以古绳今，各求其至可也。论汉、魏者，当就汉、魏求其至处，不必责其不如《三百篇》；论六朝者，当就六朝求其至处，不必责其不如汉、魏……宋诗河汉不入品裁，非谓其不如唐，谓其不至也。如必相袭而后为佳，诗止《三百篇》，而删后果无诗矣？至我明之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也。夫鲜自得，而不至也。即文章亦然，操觚者不可不虑也”（《论诗文》，蔡景康编《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70-271页）。相较于屠隆的温和，袁宏道的诗文进化观就显得更为激励：“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5 页）甚至“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家’”（《与张幼于》，《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 501页）。由于一味地强调不依傍古人，见从己出，袁宏道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失误。其实，对于他的这种“矫枉过正”，我们应该抱以历史的理解。在历史中，不管是社会改革还是文学改革，都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破得越粉碎、越彻底，才能重建得越迅速、越干脆。袁宏道担当起了这个“彻底的粉碎者”的角色，不管是偏激的文学进化观，还是作为武器的性灵，他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还诗坛一个朗朗晴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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