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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柏 赋 梓潼七曲山，三百里蜀道古柏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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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过第二棵，第三棵。继续向前去
终于迷失在它参天的荫凉里 
新王加冕。掀过去的一页，被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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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另一棵，敛收尸骨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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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田沧海，更多古柏客死于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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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星星·诗歌原创》2018年第7期
 创作谈： 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谷禾
在公开的场合，遇到非诗歌写作和批评人士首先提起对现代汉诗的攻讦和批评，诗人们大多会奋起捍卫现代汉诗的尊严，指证“现代汉诗才是当下最接近世界文学水平的文学题式，其成就远超过小说。”——这一观点也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反复强调的。回到诗人聚会的场合，大家表达更多的却是对现代汉诗的牢骚和不满，“创造力的普遍缺失”作为一种病相更是逐渐被共识。孙文波不久前曾公开提出：“就当下诗歌来看，先不说写得好不好，对于大多数写作来说，不写坏就已经非常难得。”孙文波强调，这是他在阅读了大量年轻的年轻诗人们的作品后得出的结论——他看到的更多是写坏了的诗歌。
作为一个资深的专业诗歌读者，我认同孙文波的这一观点。
冷静下来看，我们并不难发现，新世纪转眼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我们看到现代汉诗的新体式和新文本了吗？实事求是地说，网络传播平台和自媒体的兴起，确实方便了诗歌的传播，为写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降低了诗歌和发表的门槛，促进了诗歌写作的草根化进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给后来者提供了偷懒的方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阅读文本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似曾相识的影子。大路货和二手货琳琅满目——诗歌写作学徒期的大大缩短和我们这个民族超强的山寨能力，让具有原创精神的文本越来越成为稀见。
这让我想到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与焦虑”说。影响当然是常态化的。经典的外国诗歌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种传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后来者的写作。其影响本身应该是良性的继承、吸纳和发展，输送丰厚的营养，给当代汉语新诗提供扎根和生长的沃土。写作者的“焦虑”应该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创新和超越的渴望，是努力从“大师的阴影下”走出来，成为新的参天大树的追求。而我们眼见的“影响”却是对最近的前辈和更近的同辈们的模仿，相互模仿，甚至对自我重复，这种不思进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复制性诗歌文本的滥觞，和诗人使用语言和现实创造力的不断萎缩。
这样的作品充满了惰性、矫情、自说自话，既不能穿透现实，更无从抵达心灵。可以说，如此的“影响”和焦虑，正戕害着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批评家李敬泽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及自己对80、90后写作者的看法的时候说，想来这个年龄已经不小了，他们的前辈在这个年龄已经为中国文学贡献出了许多杰出的创造性文本。但他至今没有从当下的这一辈作家身上看到这样的努力和成果。
近年来，我一直对以杜甫为源头的日常性写作情有独钟，他的家国情怀，他的与时代命运息息相通的个人命运在诗歌里的真实呈现，都应该作为伟大的诗歌精神被我们传承和发扬。当然，强调诗歌写作的日常性，并不是把要求诗人的写作变成现实复印机，而损耗其想象力。而是要真正的从天空回归大地，扎根于大地，再向天空蓬勃生长。我们的写作只有对日常生活进行独特的观察和精确的把握，运用个人经验和想象力，去洞悉并穿越日常的真实，发现其存在和人性之美，用独特的语言系统建立起一个和现实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艺术世界，才能“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对我个人来说，也惟其如此，《古柏赋》才有写作和传播意义，才不是对心力和一张白纸的无端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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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愚然楼 > 《公文/作文/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