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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艾 在近日举行的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冯艾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受邀参加，并发表了演讲。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在我12岁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贫困。 1990年初，我作为中国儿童文化艺术代表团的一员出访孟加拉国，那年我12岁。行程中的一站是孟加拉国的第二大城市吉大港，在从首都达卡到吉大港的列车上，透过车窗我们看到大片大片的贫民窟，本来车厢里说说笑笑的我们突然全安静了。而当老师说，中国的农村也很贫困，也有这样的地方时，我感到很震惊。 10年后，我踏上了去往西吉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北。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正走进一个个贫困家庭，看到老百姓把地里发了芽的洋芋挖出来吃，看到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在学校门口久久不肯离去的孩子时，才知道真正的贫困超出我们的想象。 记得2000年的一天，我去一个叫窑儿湾的村子家访。那天下着大雪，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我和学生一起走在山路上。我穿着大衣、棉皮鞋，仍然觉得手脚冰冷，而孩子们只穿着薄薄的布鞋。呼啸的寒风吹得我喘不过气，学生执意用她身上唯一可以御寒的围巾把我的头裹得严严实实，而她自己只穿了件单衣。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进学生家门，家长连忙让我上炕。就在我脱鞋的时候，她看着我脚上这双在县城买的只有39块钱的皮鞋，对闺女说：“娃，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就能像冯老师一样穿上皮鞋了！”听着这句话，我的心就像针扎一般。一双39块钱的皮鞋对于一个城里孩子来说，算得了什么？可它却是山里人一辈子的心愿！就是这双皮鞋，让我真正了解了西北有多么贫穷，也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山里人对于改变命运的渴望。帮助他们，从起初源于心灵的震撼和感动，慢慢转变为沉甸甸的责任感。 我支教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这我以前从来没做过。我想象着通过一年的努力，让孩子们的成绩突飞猛进，但现实给了我无情的打击。初一的学生还会写错自己的名字，高二的学生连“dog”都不会拼，还有孩子问“因特网”是用来打鱼的还是捉鸟的。孩子们的学习基础差得让我痛心，而乡村学校的师资严重短缺。因为我们的到来，校长兴奋了很久，在当地人的眼中，复旦志愿者是全才，什么课都会上。所以，在宁夏和云南的这两年，我教过初中各年级的语文、英语、政治，甚至上过全校的音乐课，还教过高二英语、高三语文和政治。最多的时候，一周要上30多节课，一个月连续工作28天，忙得甚至40多天才洗一次澡。 与讲授书本知识相比，更难的是转变老百姓的观念。记得我第一次去家访时，学生的爸爸问我：“你家有几个娃？”我说：“两个，有一个姐姐。”家长吃惊地说：“你家没男娃？”而当村民听说上海的女老师来了，跑来看热闹，孩子爸介绍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她家没男娃”。很快，全乡人都知道我家没男娃。从此，我走到哪村哪户，都要宣讲国家的人口政策，强调“生男生女一个样”。 有付出，就有收获。正是通过志愿者的不断接力，十几年前我教过的学生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学，还有学生考上了研究生。一位学生在考上师范大学后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把您和母亲的照片摆在床头，每晚看着它，都会给我无穷的动力和勇气，我将来准备像您一样，回到大山，播种希望！” 身处都市，我们时常会感到，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然而，在西部的500多个日日夜夜里，面对那些质朴的百姓、可爱的学生，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被需要的感觉，我的心底里总荡漾着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所赋予我的崇高感。每当我想到孩子们的生命轨迹会因为我的付出而有所改变时，我就感到无穷无尽的快乐。 如今，每当仰望城市中的高楼大厦，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繁华，还想到农民工的不易。看到工地上费力地抬着钢筋的农民工，我总会想，他们可能是我学生的父母，甚至就是我的学生。我教过的一个男孩，曾经14岁就去银川当建筑工人，为了给家里赚钱，为了自己能够攒钱上学，他不得不承受这样的命运。 而我们这些天之骄子，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受益者、参与者，更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引领者。 最后，我想把那段志愿者们最喜欢的话送给大家：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粹。祝福每一位同学，都能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上，享受纯粹的快乐！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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