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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大太监王振究竟是怎么死的？最常见的说法出自《明史纪事本末》，说护卫樊忠一锤将其打死，并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这种死法很解气，却更像是演义小说的情节，因此《明史》没有采信，只说死于乱军之中。而笔者在智化寺的《英宗谕祭王振碑》上，则看到了另一种说法——“引刀自刎”。对于一个几百年前的古人来说，他怎么死的并不重要，然而这却关系到一些历史的真相。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将瓦剌与明朝开战的原因归结为王振削减贡马的价格，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在《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瓦剌传》中可以看到，导火索是瓦剌使团骤增至三千人，再加虚报以冒领赏赐，礼部官员核查后照实数发放。与此相比，王振削减马价，根本就是小事一桩，这只是也先挑起战端的借口罢了。 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兵分三路，脱脱不花进攻辽东，阿剌知院进攻宣府，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与仓促迎战的印象不同，明朝随即开始了战争动员。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率领一部分京军移驻大同、宣府，以备瓦剌。《明英宗实录》还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各项物资军饷的筹备情况。这说明英宗并非一开始就决定御驾亲征，而是遵照常规流程备战，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亲征的呢？《明英宗实录》上写得清清楚楚，在瓦剌三路大军席卷之下，从甘州到辽东的多条战线上纷纷告急，其中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身死。常规守备已经不足以应对形势，必须要出动京军主力了。 这就涉及到明成祖朱棣遗留下来的国防体制。一提到明朝的军制，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卫所制，其实明成祖在位期间，又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京军体制，即京师三大营。京师三大营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以从各地抽调的精锐步兵为主，分为中军、左哨军、右哨军、左掖军、右掖军，故称五军，是京军主力部队；三千营以投诚内附的蒙古骑兵为主，这支部队数量不多却战力强悍，是主要突击力量；神机营是使用火器的特种部队，装备火箭、火铳、火炮等武器，是火力输出部队。
三大营各自兵种单一，互不统属，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充分调动起来。明成祖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到了强干弱枝、权不下移的效果。正是靠着这支部队，明成祖六征漠北，横绝四海，但是他却没有考虑到子孙能不能驾驭。此后京师三大营只在明宣宗时出动过一次，那还是在平定朱高煦之乱，没有太大悬念的情况下。现在让英宗这位长于深宫的年轻人披挂上阵，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但是改制已经来不及了，而英宗本人自视甚高，也不愿将权力下放。于是在亲征之议的第二天，他就下令向京师三大营发放装备、粮草和赏钱，造成既成事实，议不议都无所谓了。 御驾亲征的决定是符合祖制的，说王振挟持明英宗出征，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而说王振“劝成于内”则是有可能的。起初群臣并无异议，否则无法解释亲征之议发布后的三天内，竟无一人反对。直到第四天，吏部尚书王直等人才反应过来，联名上奏请以宗庙社稷为本，提出不能亲征的诸多理由：水草未丰，后勤保障比较困难；皇帝在外，急务不能及时处理；亲临险地，难以确保御驾周全。而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武将并未发表意见。 那么《明史·王振传》所说的“廷臣交谏，弗听”，就是无视时间和人物的一面之词，看起来好像是满朝文武一致反对，唯有王振一意孤行；《明史纪事本末》所说的“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也是在断章取义，从京军开始置办行装算起，至少也有五日。可见文人的曲笔有多厉害！ 英宗命郕王留守京师，拟定了随行文武官员的名单，就在当天，传来了西宁侯宋瑛在大同以东的阳和全军覆没的消息。这更加坚定了英宗亲征的决心，也加剧了随行大臣们的担忧。次日，大军出征，刚走到宣府，就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大臣们开始上书劝阻，被王振喝退。成国公朱勇等人跪进也无济于事，兵部尚书邝野和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一整天，这进一步加剧了王振与随行官员的矛盾。 此时有边报称，大同、宣府一带的瓦剌军稍稍退却，英宗以为敌人胆怯，执意继续前进。事后证明，这是也先的诱敌深入之计。数日后大军到达阳和，英宗目睹此前宋瑛部尸横遍野的惨状，心中动摇，到达大同以后，镇守太监郭敬报告战场态势严峻，加之又遇大雨，英宗终于同意班师。 接下来就是绕道蔚州的公案。《明史》《明英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几乎众口一词，说众议从紫荆关就近回京，但王振是蔚州人，邀请英宗绕道家乡，以此显摆。《明史·曹鼐传》甚至煞有其事地说“自此趋紫荆，裁四十余里”，然而通过地图丈量，即使从蔚州到紫荆关也有60多公里，相差甚远。更为可笑的是，蔚州恰恰就在前往紫荆关的必经之路上，绕道之说根本无从谈起。那么摆驾蔚州可能是因为王振为顾忌英宗的颜面，故意打的圆场。 《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说“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比《明史·曹鼐传》的说法更合实情。上面我们说走蔚州并非绕道，那大军为何又掉头向东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英宗不甘心撤军，继续依托长城寻找瓦剌决战。王振说担心大军踩踏蔚州的庄稼，恐怕又是为明英宗的临时改道开脱。《明史·王振传》以此做文章，说“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把回军迟缓的原因归结为王振的“绕道”。 真相到底如何呢？这需要对照具体时间和地点。《明史》和《明英宗实录》对于进军和回军途中的日程记载基本相同，因为年代久远，其中记载的各处地名难以尽考，我们就选取大同、宣府两个重镇作为参照。进军途中，辛丑日到达宣府，戊申到达大同，以干支纪日推算是8天；回军途中，庚戌日从大同出发，丁巳日到达宣府，以干支纪日推算也是8天。再看地点，蔚州正在大同和宣府之间，就是说回军迟缓，跟“绕道”毫无关系。即使将驻跸大同的己酉日算在归程，也无法解释从宣府出发四五天后，才到达土木堡的原因。
造成回军迟缓的真正原因，是离开宣府后发生的两场战事，这似乎也能印证英宗寻找瓦剌决战的意图。先是瓦剌尾随而至，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力战而亡；接着成国公朱勇领兵支援，结果轻敌冒进，在鹞儿岭中了埋伏，全军覆没。两次失利打醒了英宗和王振，终于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向居庸关撤退。 接下来就是困守土木的公案。《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土木堡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众人希望赶往条件相对较好的怀来，被王振以辎重未到为由拒绝。《明英宗实录》则给出更无厘头的理由，说王振因“惭恚”强行驻扎土木堡。而这种无厘头，往往就是春秋笔法的预兆，在实录的卷185，有两条记录道出了真相。第一条是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上奏，说将领杨俊望风而逃，将宣府以东的十一座城池拱手相让，使瓦剌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这其中就包括怀来城；第二条是战后追究责任，弃守这十一座城池的将领，或斩或贬或宥，明确列出了守备怀来的将领名单。 当时怀来早已陷于敌手，明军到达土木堡之时，就成了瓮中之鳖，根本无法动弹。明军掘地两丈无水，城南十五里的河水也被瓦剌占据，焦渴难耐。也先强攻不入，就假意议和，稍稍退军，而此刻明军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若是经验丰富的宿将，会先派出骑兵警戒，然后分批取水，断不至于崩溃。可惜英宗和王振根本就是菜鸟，竟然一窝蜂地冲向河边，阵脚大乱，也先趁机围了上来，真真切切地演绎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中国皇权史作者：何晓明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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