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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述祖一生历官多职，声誉满朝。在任光州刺史期间，于云峰、天柱、大基三山镌刻的五件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忠孝思想，丰富了云峰刻石的内涵。对郑述祖及其刻石的研究，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们多有涉及，限于当时的条件，研究略显散乱，故而还有系统讨论的必要。 郑述祖与云峰刻石 赖 非 云峰刻石共四十八件，其中北齐时期所刻的五件，即天柱山《天柱山铭》《上碑诗刻》，云峰山《重登云峰山记》，大基山《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都是时任光州刺史的郑述祖主持镌刻的。对郑述祖及其刻石的研究，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们多有涉及，限于当时的条件，研究略显散乱，故而还有系统讨论的必要。 郑述祖官声 郑述祖是郑道昭的第三个儿子，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生于京师洛阳。时郑道昭四十四岁，官任正除中书侍郎，转通直散骑常侍，是其一生最为荣耀的时刻。郑述祖自释褐为官，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朝，最显耀的时期是在北齐，《北齐书》《北史》本传均有较详的记载，《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中的叙官，也可进行相互参照。 《北齐书》载，郑述祖“释褐司空行参军，天保初，累迁太子少师”。司空行参军一职，或在北魏末，但最晚在东魏初，不详。太子少师一职，是为高殷的属吏。高殷，北齐“文宣帝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太子殷于天保十年十月即帝位，来年改元乾明，至秋八月被废，史称废帝。太子少师是郑述祖在北齐的第一任官职。
《北齐书》还载述祖任过仪同三司、兖州刺史、光州刺史，其他一概略之。 《北史书》载述祖“历位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这些均是北魏末、东魏时期的任职。又载：“齐天保中，历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迁光州刺史。”“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卒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公。”“行”，谓兼摄此职。“正”，谓正式任命。“行”类事常见，如《汉书·韩安国传》载：“丞相蚡薨，安国行丞相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明王鳌《震泽长语·官制》：“宋朝列衔，凡阶高官卑则称行。”郑述祖在何职中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传》未载，不得而知。郑述祖频繁的更改任职，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北齐政权官僚机构失乱欠调；二是郑述祖官声尚佳；三是郑氏家族在北齐政坛已无足轻重了。
《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中，都有郑述祖较详的历官内容。洪颐煊《平津读碑记》曰：“《重登云峰山记》亦云，历司徒长史，再履尚书，三为侍中，沧、瀛、冀、赵、怀、兖行正得此七州刺史列衔，《北齐书》多失载。七州，诸作十州，误。”洪氏见过原拓，却未见原石。审《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原石，的确皆作“十”。乾明元年（560），郑述祖所刻《夫子之碑》云：“公乃□忠八帝，职历九州，再□□□（残灭）。”碑是郑述祖于兖州刺史任上所立，五年后，河清三年（564），郑述祖转任光州刺史，故言“十州”也。 郑述祖一生历官多职，声誉满朝，《北齐书》《北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论是在兖州倡导的“伯夷之风”，还是在光州的“风教”之效，都是对郑述祖很高的颂扬。还有未贵时在乡下单马出行的故事，女婿赵郡王高叡的特别尊重，都显示了郑述祖风德高尚的人格。《传》载述祖临终时言：“吾今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正史能记此类言，鲜矣，足见史官对郑敬佩之至。 郑述祖生、卒年 《重登云峰山记》曰：“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十一……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而《北齐书·郑述祖传》载：“初述祖父为光州，于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北史·郑述祖传》原文抄录了《北齐书》此事，又云述祖“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以上三处记载不一，令人生疑，引起金石诸家多有考释。王颂蔚《写礼庼读碑记》曰：“据碑，道昭至镇，述祖年十一，《传》云九岁，亦未的也。考《天柱山铭》，朝议以道昭镇光州为魏永平三年事，齐河清三年，上距永平三年凡五十三年。碑云我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者，或道昭至镇在永平四年也。永平四年，述祖年十一，则生于景明二年矣。《北史》称述祖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岁。案：由景明三年至天统元年凡六十三年，然则《北史》记述祖卒年，误也。”又曰：“《北史》述祖天统元年卒，而此刻在元年五月，《云居馆石刻》在九月，皆述祖作，是述祖卒于九月后矣。”
正史与刻石中的几组数字，有正也有误，其中郑道昭来光州上任的时间，是辨析正误的关键。《魏书》《北史》列传只言道昭“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均未言在哪一年。《天柱山铭》云：“魏永平三年，朝议此州，俗关南楚，境号东秦；田单奋武之乡，丽其骋辩之地；民猷鄙薄，风物陵迟，畴咨俾乂，非公勿许。”原光州刺史王琼有受纳之响，被中尉王显弹劾免官。郑道昭接替王琼，赴掖城上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天柱山铭》的记载是准确的。王颂蔚《写礼庼读碑记》怀疑郑道昭来光州或“在永平四年也”，并进而推算郑述祖的生年与享年。王琼被弹劾的具体日期，《魏书·王慧龙、王琼传》未记。朝议光州事在永平三年，是因为王琼事发，不得不换人，怎么能拖到次年上任呢？另外，从郑道昭在永平四年（511）的刻石工程量计算，也完全能够证明，他来光州的时间应在上一年（即永平三年，510）。天柱山、云峰山是郑道昭最早活动的地方，《上碑》刻在永平四年（511），《下碑》《论经书诗》也是在永平四年（511）完成的。天柱山《东堪石室铭》《天柱之山题名》《上游下息题字》没有年款，从内容上看，毫无疑问也是同年同时期的作品。云峰山《观海童诗》“九仙题字”及山名命名题字，内容都是有关联的成组的作品，也是在永平四年（511）刻成的。在这一年中，郑道昭于两座山上共刻二十四件作品，两千八百六十六字，小者字径4厘米（《郑文公上碑》），大者字径15厘米（《论经书诗》），按当时刻石工具的工艺水平与技术水平计算，平均一人一天仅能刻四个字，两千八百六十六字需要将近七百一十七工日才能完成。不包括后勤保障人员，若每天有三人捉钻动凿，需要二百三十九天才能全部刻完。试想这样的工程量，足以让他们一年从春干到冬。怎么能够设想，永平四年（511），郑道昭到镇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动工，完成预期？（因为永平五年，郑道昭主要在大基山活动了）工程量的计算，支持了《天柱山铭》的记载是准确无误、毋庸置疑的。
永平三年（510），郑道昭来光州掖城，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李氏——内秘书令李冲之女，与次子敬祖、三子述祖、四子遵祖、五子顺祖。《重登云峰山记》曰：“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始十一。”这年龄数字，郑述祖是记不错的，由此算来，述祖乃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此年四月一日，孝文帝崩，宣武帝即位，明年改元曰景明元年。 《北史·郑述祖传》云，述祖“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述祖的卒年—天统元年，正史是不会记错的，因为郑述祖卒在光州任上，朝廷要议人选补替刺史空位，议案是必须记录在档的。天统元年（565）五月，郑述祖在天柱山刻《天柱山铭》《上碑诗刻》，九月，又于大基山刻了《云居馆山门题名》与《石人题名》，他的死肯定应在九月以后了。正史若对卒期没有记错的话，郑述祖享年应是虚岁六十六。正史记作八十一岁，显然是错误的。 郑述祖刻石的撰、书者 一、撰者 郑述祖主持镌刻的五件作品，其撰者、书者都曾引起金石学家们的讨论兴趣。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云峰刻石七件，其中有郑述祖的《重登云峰山记》与《北齐天柱山铭》，他认为这两件作品都是郑述祖撰文。撰文者是否也是书丹者，赵氏未言。随后，郑樵《通志·金石略一》、陈思《宝刻丛编》卷一，均直接采纳了赵明诚的意见，也认为这两件作品出自郑述祖之手。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印的《掖县志·古迹》（张思勉修、于始瞻纂）载：郑述祖重登云峰山石刻，为光州刺史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父遗迹，“莱人刻石记事”。《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未及撰书人，《上碑诗刻》则失载。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曰：“《大基山石人题字》似郑道昭，正书；《重登云峰山记》郑述祖撰，八分书。《天柱山铭》郑述祖撰，八分书。《郑述祖题云居馆石刻》八分书。《云居馆郑述德（祖）题名》正书。”（未及书人） 钱大昕曾云：“（《天柱山铭》）光州刺史郑述祖撰文，既淳雅，而八分书亦方整，有汉魏人遗法，盖北朝石刻之佳者。述祖之父道昭以魏永平中为光州刺史，述其父羲迹状镌碑于天柱山，东堪石室之内复制其铭。其述祖守光州，复作斯铭，叙其父治迹，可谓风雅不坠。考《北史》，是岁述祖年已八十一矣，耄而好学，尤所难也。” 缪荃孙也同意《天柱山铭》为郑述祖作。其他四处，未及。
以上所引有代表性的六部金石著作，六人认为《天柱山铭》为郑述祖撰，四人认为《重登云峰山记》亦为郑述祖撰。独张思勉、于始瞻认为《重登云峰山记》为“莱人刻石记事”，即出莱人之手。至于《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上碑诗刻》，诸家很少谈及。 《重登云峰山记》是郑述祖来光州后不久主持镌刻的第一件作品。体裁为游记，记叙了成游的时间，郑述祖简单的身份介绍，父、兄、弟相关信息。主体内容则是述祖到光州后的感受，登云峰山观碑拜碣的场景记录，主人翁的情感描述。《记》以《郑文公下碑》《斋亭白云堂题名》处为第一站，《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处为第二站，《山门题名》处为第三站，山顶“九仙”刻石处为最后站。每一站都有中心情节的描述，及故事延伸的内容。全文五百三十三字，有铺垫，有过程，有高潮，有悬念，逐层展开，主次分明。环境、人物、故事、历史连为一体，情景交融，读后如身临其境，倍受感动。在北朝时期的游记中，不失为一篇难得的佳作。《记》以第三人称口气，语言内容、文章结构与第三人称口气也很吻合，可以肯定地说，《重登云峰山记》绝非郑述祖而作。赵明诚、郑樵、陈思、孙星衍等均欠思量。我们猜测，《重登云峰山记》的作者，应是光州刺史部的文职僚属。郑述祖生前没有开府，因此估计他从兖州来光州时，家眷以外的从员不会多。这位颇有文采的僚属，应是本地莱人，《掖县志·古迹》所言是对的。 《天柱山铭》是天统元年（565）五月的作品，距刻《重登云峰山记》整一年的时间。如果说五十多年后重来故地的郑述祖，登云峰山谒拜先父遗迹遗作的心情，是急切而崇敬的；那么，天柱山的参拜与《天柱山铭》的撰写刊刻，就从容多了。《天柱山铭》有大段“序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天柱山的钟灵神秀；第二部分写“公”（指郑道昭）的政德鸿绩；第三部分写“余”的“努力”及此刻感怀。三部分中，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组绶相辉，貂冕交映的郑氏家族，爱仙乐道，孝敬仁慈的显考圣尊，是《天柱山铭》的着力之处。先父能“仰述皇祖迹状”，镌碑一首，如今先父亦已作古四十八年。郑述祖没有像父亲那样为亡考颂德于碑石，却借为天柱山作铭之名，镌下了自己的幽思与情怀。学乃父尽人子之孝，又不同于乃父，结果竟成“一箭三雕”。巧妙之作，出自一年来的深思熟虑。阮元说：“述祖为羲之孙，道昭之子，祖孙父子三世皆刺东郡，可谓衣冠盛事。碑述祖父遗轨，抒写孝思，词旨凄恻而文采华整。”
关于《天柱山铭》的撰文者，《铭》开首即云：“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荥阳郑述祖作。”明确了文章的著作权，其行文口气也是第一人称，故对《铭》的撰者历来众口一词，未置疑义。是赵明诚首先提到《天柱山铭》的作者，郑樵《通志》、陈思《宝刻丛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皆从赵说。 天柱山《郑文公上碑》碑座上的诗刻，有人名曰《郑述祖天柱山颂》，有人称作《天柱山残刻》，有人名为《四言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二名作《文公碑题记》，近年，学界称《四言诗残刻》者多。我们认为这些称谓都不太准确。该诗刻于《上碑》碑座上，以《上碑诗刻》名之，似乎更妥。 《上碑诗刻》最早著录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编纂的《重修平度州志》。《州志》抄录了诗的全文，并注明“未睹原拓”，其录文的来源，编纂者未作交代。孙葆田《山东通志》卷一五一《艺文志·金石》第十曰：“书体近郑述祖笔意，详其字句，有用韵之迹，疑述祖所题诗也。祖碑父书，已书在趺，亦爱敬之道欤！”残诗中有“猗欤□考，陟此题镌”“乃吾不敏，踵迹莱边。泣观遗碣，号颂余篇”等句子，很清楚，这都是郑述祖的口气。并且，诗句的意思与《天柱山铭》所表述的内容，也相吻合。再考虑诗刻特意选在碑座的位置，尽管书写镌刻略显草率，格式排列也不太规整，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诗出郑述祖名下无疑。孙葆田“疑述祖所题诗”，可以把“疑”字取消。 九月，郑述祖游大基山，拜先父“五仙坛”刻石及所设云居馆。于大基山道士谷西南入口处刻《云居馆山门题名》。云居馆本为郑道昭所立，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讲得清楚：“从此东北一十二里太基山中复有云居馆者，亦是先君所立。”我们从云峰山斋亭白云堂的设立与郑道昭在大基山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云居馆也像斋亭白云堂那样，是一处建筑的名号。五十多年后，郑述祖重来大基山，该建筑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在拜谒过云居馆（或遗迹）之后，于往来云居馆的必经之路旁，刻下了“……郑述祖云居馆之山门也”一段文字。刻字所在处是出入大基山道士谷的西南口，郑道昭于此题曰“此仙坛南山门也”。另有“北山门”在道士谷的北入口处，皆郑道昭为仙坛所立山门。郑述祖于此补“建”云居馆山门，足见其对父迹之重、之尊。云居馆山门是否存在建筑，现场考古调查没有找到任何遗迹，我们猜测，云居馆山门也像乃父郑道昭的仙坛山门，仅是刻石为记而已。 《云居馆山门题名》旁，还有《石人题名》，曰：“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此石人无疑是山门的守护者。门的守护者，有各种称谓，曰“门卒”“门吏”“门役”“门皂”“门司”“门史”等等。门必有守护者，生活中的门庭有守护人自不待论，先人的陵寝门旁，也常见刻石人作为护守门庭者。如：曲阜鲁王墓前有“府门之卒”“麃君亭长”石人，曲阜陶落村大墓前有守陵二石人，青州城西汉代大墓有二石胡人。郦道元《水经注》中也记录了不少此类资料。郑述祖为山门镌造的石人，显然就是守门人。可惜石人早已不在，从现场观察，石人应是单体独立的，而非摩崖凿刻。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阮元《山左金石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皆说两处题字为郑述祖题书，均没谈及证据。
二、书丹人 在碑学昌盛的清代，云峰刻石中的五件北齐隶书作品，从书艺成就上讲，远不及魏书作品引人瞩目，因而很少有人对其书丹人问题产生兴趣。有议论者，也多是在讨论郑道昭的作品时，顺便提一下。 1.关于《重登云峰山记》的书丹人 清张思勉修、于始瞻纂《掖县志·古迹》（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曰：“又有齐河清三年光州刺史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父道昭遗迹，莱人刻石记事。”此处未谈及书丹人，但言外之意也很明了，莱人刻石记事，书丹也必是莱人。 祝嘉在谈到这些作品时说：“实为述祖所作、所书，不过用莱人的口气罢了。”又说：“述祖虽善书，以为隶书高古，云峰诸刻皆用隶体，舍其所长，用其所短，所以远逊其父。” 2.关于《天柱山铭》的书丹人 王昶《金石萃编》在议论郑述祖《夫子之碑》时，论及《天柱山铭》，曰：“述祖善隶书，此碑（指《夫子之碑》）笔法颇与郑述祖书《天柱山铭》同，然使述祖自书，不应指斥父讳而云'公道昭之第几子’也。疑是他人记其事，而述祖书之，犹云峰山郑道昭刻其父文公德政，而托名于故吏程天赐也”。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第十，跋《郑述祖天柱山铭》时曰：“碑述祖父遗轨，抒写孝思，词旨悽恻，而文采华整，书法有汉魏规矩，为郑氏诸碑之冠。”很清楚，阮元肯定了《天柱山铭》郑述祖的书丹权。 孙葆田《山东通志·艺文志》讲得更加明确：“谨案：郑氏父子书法冠代，道昭长于楷，述祖长于隶，各竭所能，流芳石墨。道昭书弁冕北魏，无待覙缕；述祖隶法高古，追踪汉世。以视北齐诸碑肥秾媚丽，自为风尚者，倜乎远矣。爰标品目，亦尔时之羲献也。”《杨守敬评碑评帖记》在评《天柱山铭》时，同意《铭》为郑述祖书，云：“与所书《夫子庙碑》不甚同，彼以秀雅，此以雄厚，大抵皆去正书不远。语以汉法，则毫未有也。” 3.关于《云居馆山门题名》的书丹人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访碑二》认为，云居馆石刻为郑述祖题。此处孙言比较含糊。“题”，是否即“书”？不敢确定，因为“题”还有命名的意思，命名者不一定是书写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也认为，该作是郑述祖所题（见下）。 4.关于《石人题名》的书丹人 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首肯了郑道昭的书丹权，云：“右题云'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笔法坚劲，疑亦道昭所书，姑坿于此（排列在《郑道昭大基山铭告石刻》之后）。道昭刻文公碑及云峰诸诗，俱在永平四年辛卯，此更在前，为正始二年也。”显然，阮元把《石人题名》的年代搞错了，书者指向也不正确。 孙星衍也认为题名似为郑道昭书，曰：“大基山石人题字，似郑道昭，正书，无年月。” 陆增祥认为，《石人题名》与《云居馆题记》，“笔势与云峰山云居馆相类，当是述祖所题。乙酉当即天统元年，阮氏谓出道昭手，并以乙酉属正始二年，殆未必然，道昭以永平三年任光州也。碑字八分，阮氏作正书，亦非”。 孙葆田大约也肯定了郑述祖的书写权，云：“右石人刻石，在掖县大基山……谨案：河清三年岁次甲申，明年天统元年岁次乙酉，郑述祖《云居馆题字》正在天统元年，且其书体相近，故知此为述祖作也。”此处“作”字，从本段文意来看，是“书写”的意思。 5.关于《上碑诗刻》的书丹人 《上碑诗刻》，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名曰“文公碑题记。”并云：“右刻在《文公上碑》之下崖，石损剥，存字无多……绎其语意，与《重登云峰山题记》《天柱山铭》相类，疑亦郑述祖所题也。年月无考，即附述祖诸刻之后。” 孙葆田将此刻名为“北齐岭地石含烟残刻”，云：“书体近郑述祖笔意。详其字句有用韵之迹，疑述祖所题诗也。祖碑、父书，己诗在蚨，亦爱敬之道欤。”孙氏谈到了“郑述祖笔意”，接着说，疑述祖所题诗也。较陆氏说得明确了些。
概言诸家观点： 《重登云峰山记》：张思勉、于始瞻认为是莱州人记事；祝嘉认为是郑述祖书。 《天柱山铭》：阮元认为是郑述祖书；王昶、杨守敬、孙葆田从阮说。 《上碑诗刻》：陆增祥认为是郑述祖题；孙葆田从陆说。 《云居馆山门题名》：孙星衍认为是郑述祖题；陆增祥从孙说。 《石人题名》：孙星衍认为是郑道昭书，阮氏从孙说；陆增祥认为是郑述祖题，孙葆田从孙说。 笔者认为，北齐五件隶书作品为两人书。《重登云峰山记》为一人书；《天柱山铭》《上碑诗刻》《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为一人书。书者均为郑述祖的僚属。分析如下： 《重登云峰山记》用笔以笔尖部最多，中锋，起笔、收笔细腻，出规入矩，波笔多，藏锋也多。行笔轻松，起、收、转折处没有太大的动作，因此无明显的动作痕迹。结体扁方形，笔画排列讲究，典型的隶书结体，体势重心居上。总体讲，作品虽有楷书的影响，但隶书风格更是典型，且书艺水平较高。 《天柱山铭》用笔铺毫，露锋多，方笔多，行笔涩，笔画厚，起、收、转、折动作大，痕迹明显，波笔少，楷书因素多。结体呈纵方形，笔画排列较随意，接近楷书结体，体势重心居中。总体讲，隶书中楷书因素较多，体势近楷。平直笔画多，又近乎隶。与《重登云峰山记》截然不同，不仅用笔，结体、笔势、风格有较大区别，有些字的结构方法上也不大一样。 以上分析与字例的观察，清楚地表明，两件作品的用笔方法、结体习惯，特别是体势的重心位置大不相同，它们各属于不同的书者。《重登云峰山记》的书者，在隶书书写上下过扎实的功夫，但他也经常书写楷书，因此他的隶书里有楷书的痕迹。《天柱山铭》的书者学过隶书，但写得不好，平日里主要写楷书，此次放下楷书，选用不太熟练的隶书上石，应是别有一番考虑。 书体的演变经过了篆书时代、隶书时代、楷书时代。从文字实用的角度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要字体”；从书法的角度讲，艺术的选择越丰富越好，因而书家在写好时代的文字外，还热衷于古人留下的“古字”。他们在“特别的场合”里书写特别的文字时，往往选用从古人那里学来的字体，以示庄重。（隶书时代的人视篆书为庄重，楷书时代的人视隶或篆为庄重。）汉末魏晋时期，隶书一直被使用着，但到了北魏，就没有人再写隶书了。东魏、西魏时期，有人呼吁“恢复旧制”，隶书重新被一些人“抬出来”，作为旧字体的一种出现在严肃的场合里，例如碑、墓志、佛经等，绝大多数都采用隶书书写。郑述祖将《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刻在摩崖石壁上，把自己怀旧、思亲、尊长的情怀铭刻下来，选用隶书书写，正是北齐人最“时髦”、最看重的做法。
《云居馆山门题名》与《石人题名》同在一摩崖石面上，而且距离很近，又是同一时间书刻的，风格也极统一。它们用笔提起，少有提、按、转折处的动作。结体正方形，重心居中，排列随意。笔势与笔画的结构关系与《天柱山铭》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与《天柱山铭》，为同一人书写。 所不同的，《天柱山铭》书刻认真，笔意表现充分。《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书写随意，镌刻也随意。这里，石工的因素把三件作品的风格拉开了距离，让人们很容易认为书者不同。然而我们的观察绝不能只看到这些皮毛，笔画之间的相互关系，体势的重心点在哪里，才是透过刀锋见笔锋、去伪存真的关键识别点。因为笔画结构关系与取势特点，是判断书者最本质的因素。 天柱山《上碑诗刻》残存五分之一字，且字径较小，刊刻也较草率，从“石”“光”“号”等字的用笔特点、结字习惯与整体风格看，与《天柱山铭》应为同时期同一人书写。所不同的是，此作书写打破一般石刻文字书写的常例，有行无列，排列参差错落，故行气自然轻松。遗憾的是刻字太小，若字径同《天柱山铭》般，则更为活泼潇洒。 《重登云峰山记》的书写者是否就是文章的撰写者，没有直接证据。从《记》的文字水平看，作者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与写作能力，受过科班的正规教育，其书写能力当然不会太差，因此可以猜测，《记》的书写者就是撰文者。他是郑述祖的僚属。《天柱山铭》等四件作品的书者，则是郑述祖的另一位僚属。诸家猜测书者即作者—郑述祖，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反而，郑述祖不可能书写这些作品的依据，则有如下几条： 第一，《天柱山铭》在北齐时期虽然算不上顶尖的书法佳作，但也非一般书手所能达到。郑述祖被载入《北齐书》《北史》，称其“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史书对其爱好写得如此详细，却从未讲他擅书，或“爱书艺”之类的话。如同乃父郑道昭，日常间的实用文字书写不成问题，而面壁书丹就难以胜任了。 第二，《天柱山铭》名义上是为天柱山作铭，实际上是为郑氏家族、亡祖、亡考，特别是为亡考郑道昭作颂章。如同其父为其祖郑羲刻碑一样，刻铭的做法、性质、功能，甚至心情，完全相同。因此，避讳之事不能不慎，不能不究。 第三，《天柱山铭》等四件作品刻于天统元年五月、九月，此时，郑述祖虚岁六十六，年龄虽不算太老，但作为州刺史、平东将军，其身价在光州独尊。书丹上石乃刀笔吏的营生，就算郑述祖擅书，他也会把握分寸的。
以上三点理由，虽算不上强有力证据，足可让“郑述祖书”的观点大打折扣。 刻石所见郑述祖的忠孝思想 光州任上的五处刻石，是郑述祖亲自设计并主持刊刻的。初到任的第一处刻石《重登云峰山记》，是僚属将他的“重登”写成了《记》，将《记》刻在摩崖石壁上，或许不是郑述祖的本意，因为有了别人的建议，刊刻上石才有此动机。第二处刻石《天柱山铭》，才是郑述祖的主观愿望与精心撰文。《天柱山铭》叙官中直书“郑述祖作”，完全步其父《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置仙坛诗》的做法，以呼应先父在天之灵。《上碑诗刻》所选的碑座位置，是孝子贤孙在皇祖皇考面前的一种姿态。在父亲所建的“云居馆”旁，刻上“云居馆山门”，彰示自己为父守道的愿望，又立“石人名髣髴”，“髣髴”者，隐约，好像，依稀，即便没有，也要当作“有”，这是为“山门”做的守护神王。可见，这都是郑述祖的特意安排。 刻石充分展现了郑述祖浓浓的孝忠思想。 《重登云峰山记》的突出特点是叙旧怀旧，怀旧中展现了郑述祖的孝悌思想。 儿童时，光州三年的生活，给郑述祖留下美好的记忆与永久的怀念。《重登云峰山记》曰：“公之所抚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钦羡，只为前踪，诚所愿也。便以此夏，斯愿方遂。忻慰登途，若归桑梓。”“只为前踪”，即是五十三年前他与父母兄弟们在光州的美好经历。 郑述祖的童、少年时期，是在“蜜糖罐”里度过的。十一岁之前在京师洛阳，十一至十六岁跟随父母在光州、青州。郑氏家族的辉煌荣耀，父亲的特别关爱，郑述祖过着富裕的物质生活，接受着正规的学校教育。“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光、青二州的六年，正是他身心成长最重要的时刻，所以这里能给他留下最难忘的记忆。“于时，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临海，未尝不从，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呯为'道士郎君’。”可以想象，那时的郑述祖是多么温馨无比，快乐无比，幸福无比。 北魏煕元年（516），郑道昭调回京师后不久去世，郑述祖时年十七岁，全家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依礼制，他将与兄弟们一起回荥阳老家为父守丧三年，这是他一生来第一次遇到的最灰暗绝望的时刻。然而，郑氏家族非同小可，乡下生活的郑氏兄弟并没有遭到丝毫冷遇。服丧期满后，郑述祖兄弟返回洛阳，解褐司空行参军，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河清三年（564），郑述祖光州故地重游，每到一处，脑海里皆历历旧景。对景生情，感物发怀，难以自已，处处流露着对先父的思念之情。在云峰山《郑文公下碑》《斋亭白云堂题名》旁，他想到祖父，想到父亲当年建置白云堂的情景；在《论经书诗》《观海童诗》旁，他对之号仰，号啕大哭，弥深弥动，哀缠左右。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在场无不悲感。甚至连史官李百药也被感动，将彼景彼情写进了《北齐书》中。 “石诗年久，字皆廯落，宾从寻省，莫能识之。”述祖对随从先叙成诗缘由，遂竟通篇背诵出来，从首及末，无一讹舛，闻者无不惊叹。可见郑述祖怀旧的思念，不仅表现在对父亲的“爱”上，还体现在对父亲的“敬”上。 离开石诗，郑述祖率僚属从山门绕道山阳，来到山顶。每到一处，对先父的活动皆一一如数家珍，顶礼膜拜无以复加。足见其对父亲的爱、敬唿髓，所体现的“孝悌”品德，“虽复曾、闵之诚，讵能过也”。
《天柱山铭》的中心思想，是为先父歌功颂德。颂辞中体现了郑述祖无以复加的“孝悌”思想。 《天柱山铭》名义上是为天柱山作铭，实则是为父作颂。在郑述祖心里，天柱山乃先君所号，天柱山就是父亲的代名词，天柱山的形象就是父亲的形象。《铭》的开首盛赞天柱山雄奇瑰丽，“寻十州以掌内，总六合以眼中”“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事实上，这些句子都是为第二部分作的铺垫。在第二部分里，郑述祖以浓墨重彩歌颂了郑道昭的崇高品德。“公禀气辰象，含灵川岳，礼仪以成规矩，仁智用为枢机……及驱鸡御下，享（烹）鱼理务，群情款密，庶类允谐。变此浇夷之俗，侔彼礼乐之邦；懋绩布在歌谣，鸿范宣诸史策……赫矣先公，道深义富，如桂之馨，如兰之茂。遵祖爱亲，存交赏旧。”通篇文字，若不将他的叙官与年款统计在内，有43%的文字是在歌颂父亲的。当年郑道昭为其父郑羲树碑立传，完尽人子之孝，丰碑至今昭然；如今郑述祖步先父后尘，像乃父颂德于乃祖一样，再创新篇。巧妙的是，他没有雷同于立碑的直白，然而展示的孝悌情愫却如出一辙。郑述祖最后说：“何曾不想树嗟风，瞻天愧日，猥当今授，踵迹此蕃，敢慕楹书，仰宣庭诲”。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郑述祖五十多年不变初心。如果说，《重登云峰山记》是郑述祖在怀旧中流露出了孝，《天柱山铭》则是在景仰与歌颂中深埋进了孝。云峰刻石中的郑述祖，孝子也。
再看《天柱山铭》的忠君思想。 《铭》的最后一部分是郑述祖的表态，看得出，他是位地道的忠君良臣。“余忝资旧德，力构前基，遂秉笏朝门，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从帷幄。凡诸升历瀛、赵、沧、冀、怀，及兖、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纳言；光禄太常，频居其任。揣究庸虚，无阶至此。直是遗薪妄委，余庆滥钟。”真是感恩戴德无以复加。郑述祖同他的父亲、乃至于绝大多数封建官吏一样，都是皇恩浩荡中涤选出来的国家人才。他们有丰厚的食禄，崇高的地位，享尽人间富贵，一切归之于皇帝的恩泽。他们的忠君思想，几乎是他们灵魂的全部。忠君的表现就是为皇帝出力卖命，把事干好。《北齐书》《北史》载：“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郑述祖一生大多为外朝官，由北魏、东魏至北齐，三十年间历三次改朝换代，“公□□忠八帝，职历九州……”四十五年间，频繁更换州郡行、正长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以说是一位官场老手。天统元年（565）九月后，郑述祖卒于光州刺史任上。“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公’。”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治而无眚曰平（无灾罪也）。执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布纲治纪曰平（施之政事）。一德不懈曰简（一不委曲）。平易不訾曰简（不信訾毁）。”郑樵《通志》卷四十六《谥略第一》：“简，上谥。”“上谥用之君亲焉，用之君子焉。”郑述祖思想中庸，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在事业上不像父亲那样“认真”，甚至“急进”。他的忠君思想使他为官几十年不倒，他的中庸思想又使他几十年为官难升。 郑述祖风检敦清入史册 “郑述祖少职敏，好属文，有风检。”不仅为先达所称誉，还被后贤李百药、李延寿写进了正史。《北齐书》载：“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多才多艺，尤爱琴、文、园林艺术，且喜交友。“盛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光州时，“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后，境内无盗。人歌之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郑述祖守兖州，于乾明元年（560）游孔庙，见一耸立旧碑，“乃□兹废□□……嗟叹久之，乃……即命工人重为镌□”。时光流走一千多年，述祖于旧碑上重镌的碑文，也已漫灭大半，残剩无几。人们猜测，郑述祖重镌碑文的目的，不外乎倡尊孔，重教化。巡省使穆子容巡检兖州时，对郑述祖的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曰：“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今于郑兖州见之矣。”可见，郑述祖在兖州、光州的威望之高，不是偶然的。
《北齐书》又载：“述祖女为赵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譬之。’”郑述祖、郑道荫，一样的岳父“泰山”，而“礼遇”则天壤之别。郑尚书（述祖）风检之高尚，令人感佩无限。李百药用这样的寻常家事，礼赞郑述祖为德秀时哲。天统元年（565）秋，郑述祖遭疾，“及病笃，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遂卒于州”。“清白”与否，史家作鉴，《北齐书》在列传中用赵郡王高叡的故事，来作为对郑述祖的评述，足见正史对郑述祖自称的“清白之名”，是认可的。 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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